其一，受害者英子有根有据地指证了邱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举出了邱某亲手执笔的“私了协议书”)。可是，当警方将邱某带到公安机关后，因没有更为充分的证据，就将嫌疑人放回了家。我不知道更为充分的证据是什么，是罪犯的精液？一个涉世不深的16岁少女怎么会有如此丰富的收证经验呢？
其二，任何一个女人要妊娠分娩，都要有一个十月怀胎的时间段。那么，在这个不短的时间段里，有关部门怎么会对一个16岁少女怀孕之事熟视无睹呢？有关部门怎么会让这个年龄尚小、没有结婚的少女挺起大肚子而不闻不问呢？
其三，明明知道英子受了伤害，并且将触犯国策搞计划外生育，有关部门并不十分着急先替英子解决眼前的肚子问题，而是耐心地等待着英子拿出更为充分的证据。结果，证据等到了，但是英子身心所受的伤害变本加厉了。自己还没真正成熟，养活自己还比较困难的英子，怎样将自己的小女抚养成人？
司法办案都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没有错。问题是，在具体办案中，哪有一下子充分掌握犯罪证据的？往往是顺藤摸瓜、步步深入。不然，就贻误了时机，让犯罪分子逃出了法网。事实上，公安人员应该运用逻辑推理学，采取心理学、伦理学等方法，获得充分而翔实的证据使案情水落石出。从英子生下孩子作证这事上，我们看到，一些职能部门“权力即责任”的理念还很淡漠，其“不作为”甚至有渎职违法之嫌。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应承担英子计划外生育的法律责任和由此引起的后果。不然，还会有更多的英子式的悲剧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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