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

发表:2005-07-18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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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
──── 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挽孙联 1925)

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论及陈炯明时说:

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中山丛书1928, 5:39-48〕

这里孙中山说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在民国六年(1917年)南下护法之前,实有“前嫌”,但是他又接着说陈炯明受他“卵翼”十余年。究竟陈炯明是多年受孙中山“卵翼”,或是后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孙陈间又有什么“前嫌”呢?

从陈炯明的观点,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过四个阶段:(一)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护法是‘革命同志’的阶段;(二)从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时是‘精诚合作’的阶段;(三)从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决裂前夕是‘分道扬镳’的阶段;(四)六一六事件发生,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害。〔参考本书“六一六事件真相”〕

(1).       革命同志
这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即两次讨袁)时期,孙陈间可以说是普通革命同志的关系。譬如,以黄兴来说,他是炯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里一同冒险犯难的革命伙伴。但是孙中山,对炯明来说,不过是身居海外,一个松散革命同盟(同盟会)里的“名誉”会长。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脱离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10月才回归国民党 [郭廷以1986,2:472注1]。所以,二次革命时期,孙陈根本不属同一党籍

上文孙中山提及1917年以前的“前嫌”,实有两次,是当年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次是有关广东都督的问题。1911年底,孙中山乘英国邮船抵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在任不过四十二天)赴港迎接,旋即随孙北上。临时议会指责胡汉民“视广东如敝屣”,弃职不辞而去,并恳请陈炯明接任维持大局。

副都督陈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即积极整理财政,维持纸币,解散民军,不到三个月,美国领事便赞美炯明的政绩说广州得到平静渡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1264,1912。3。11,广州〕

孙中山偕胡汉民北上,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1912年4月辞职后,即亲携胡汉民南下,助胡重登都督之位。炯明退避香港,让胡复职,但心理是难得悦服的。胡复职后,知道他需陈之助,于5月初,派人到港迎接陈回广州,按照双方协议来分工合作。胡主持一般行政,陈主持军事,维持秩序,兼理禁除烟,赌,斗,盗四害〔广东辛亥史料1981,419〕

孙陈间(1917年前)的第二次“前嫌”是有关陈炯明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新党章程中,有向孙个人宣誓效忠,打手指模为证的条例。因此,大部份主要的国民党同志如黄兴,谭人凤,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与炯明等均拒绝加入这样的新党。

1914年9月7日,孙中山致函叶独醒,请叶将劝勉炯明和李烈钧入党的函件径为寄发,“以示无私”。函中说:‘惟陈等在南洋,近闻颇有自树一帜之举,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来归与否未可知。尊书若由此间寄发,彼等或认为弟所运动指挥,反于效力有损,故不如仍由尊处发寄,示以无私,或可动以诚恳也。兹将陈,李两君住址抄上’〔国父实录1988,3:2453〕。

到了1915年8,9月间,炯明自欧洲返回新加坡后,先后接到叶独醒两信,即于10月中旬函叶,解释其不入新党的理由:

顷得8月20日及9月30日两书,诵悉一是,具见爱国爱党之盛心,至为感慰。惟书中所言,不无传闻之误,此盖由道远情睽,不明真相所致。然党人未泯,怀挟成见,故为轩轾,亦所不免。弟与中山,本无丝毫意见,其改组新盟,实在去岁,维时居东同志,如黄,李,柏,谭,林,熊诸公,以及各省重要党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均期期以为不可,未敢盲从。。。。

至章程誓约,应否改良,判诸良心已得,无须赘述,述之反近诋琪。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各尽天职,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无须远虑也。。。炯明启。〔革献,48:122〕

这函中所说的“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就是指孙中山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及打手指模为证的规条。国民党于民国元年由同盟会改组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而今孙中山却要倒行逆施的把它改回为秘密会社式的“新党”,这对炯明与黄兴等一般国民党老同志是无法可以接受的。

但是,据孙中山的看法,如果不加入他的新党去革命(讨袁),那就是“自树一帜”来反对他(孙)。所以炯明在覆叶独醒的函中,特别指出“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日后炯明在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中,有批评孙中山视革命似“一若版权所有”,而“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之语〔陈炯明1927,120〕)。炯明写这信时,是10月15日,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袁世凯便宣布恢复帝制了。

(2).       精诚合作
1917 年5月,北方督军团变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海军总长程璧光首倡‘护法’(即要求恢复国会与黎总统职)[章年谱1979,2:635] 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陈炯明于上海,请陈回粤商议北伐“护法”〔美2685,1917。7。2,广州〕。7月中,陈遂与孙中山,章炳麟,等乘海军军舰南下,号召“护法”。时朱庆澜与广东督军陈炳昆(桂系)不和,8月中,辞职离粤前,委任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遂藉此名义收回省长警卫队二十营(实为年前讨袁结束后,改编的共和军旧部)。

炯明把这二十营警卫队于1918年1月改编为‘援闽护法粤军’,8月进驻漳州,炯明从此在闽南逗留两年零四个月,埋首经营‘闽南护法区’,等待粤军回粤。时在广州的军政府为桂系所操纵,5月初时,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孙中山之大元帅职,代以委员会制,设七政务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赴沪,24日道经汕头时,曾到三河坝粤军前敌总司令部晤陈,商谈时局。

当粤军誓师于广州东郊时,孙中山曾饯粤军将领于军政府,致词略谓:‘军政府成立数月,毫无进展,经陈总司令竭力经营,使得有此军队,即以此军队,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厚望’〔年谱1957,22〕。孙中山困处上海时,炯明在漳州每月汇大洋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级,及三百元级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与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内〔莫纪彭 1997,22〕。

这时候,孙中山公开赞成联省自治(见本书‘孙中山与联省自治’),所以1920年粤军胜利回粤,逐走桂系,陈炯明于 11月2日返抵广州,尽忘前嫌,即请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为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12月8日,上海申报就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拟采用美洲合众国的制度,定名为联省政府的报导。章炳麟也由上海致电陈炯明,主张军政府改名为联省政府〔申1920。12。12〕。

(3).       分道扬镳
孙中山从离开上海到广州,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有五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内,他表面上一直申言赞成联省自治,所以他与陈炯明在这最重要的政见上,似已无异议。但是,孙陈不和,终必决裂的传说,早已极盛其时。2月中旬,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的美籍记者乔柏(Rodney Gilbert)亲自南下访问。他有趣的对孙中山说:‘我南下想采访些有关孙陈发生冲突的新闻资料,可是我失望了!’孙答说:‘我很抱歉令你失望。我与陈炯明决裂的传说,不足置信。我不能否认我们之间有意见不同之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讲客气”的恶习,有事便尽量坦白的在会议席上争论。将来也许有不能解决的重要大事,以致用武,亦未可料。但是目前这些谣言,全是由北方制造出来的’。

乔氏随后往访陈炯明,在晤谈中,陈对军政府未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以广东为推进“联省自治”运动之核心的计划,却畅怀的谈了一个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意。〔字林1921。2。16;2。17 附于美3809,1921。2。18,上海〕

孙中山于(1921年)2月中旬便召集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提出开非常会议,选举总统的建议。孙的理由是南方选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可得到列强承认,而分享关税剩余,向外发展。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把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代以总统独揽大权的“正式政府”,他的行动便可名正言顺的,不必再受到其他三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和陈炯明的衡制了。

当时反对选举总统的人,除西南各省的领袖外,国民党要人如吴稚晖〔康白石1978,130〕,蒋介石〔李敖1987,172;康白石1978,28〕等亦都反对;粤军将领从军事上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见‘陈炯明与粤军’中‘援桂之役’一段)。

陈炯明的意见,则认为此举将破坏西南团结,孤立广东的地位,况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五六十人,远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李剑农1971,566〕。这样孙中山自己违法,又怎能口口声声喊“护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呢?

北京方面知道孙中山要选举总统,必图谋向外发展。遂一面唆使桂省陆(荣廷),陈(炳昆),准备入侵广东,以先发制人。一面联络香港广州商人,以离间孙陈。3月27日,香港华籍高等立法议员刘铸伯到广州与陈炯明晤谈了三个小时。根据刘向香港总督的密报,当时北京秘密派遣两代表,向陈炯明表示愿意正式委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之职,并允代付清所欠军队的薪饷。条件是陈必须与孙中山脱离关系〔英6649/44, 1921。3。30,香港〕。两个月后(5月17日),香港总督史塔士(R.E.Stubbs)在其致伦敦外交大臣的密电中说:

立法议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公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英6649/55,1921。5。17,香港〕

留粤的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于4月7日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即席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统已选出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各省之议会,社团纷纷来电表示反对。孙中山本拟定于(4月)20日就职。粤军在粤各主要军官闻讯,以西南大局为重,于14日联名请求劝告孙暂缓就职,并邀请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代达各军官意见,又晋谒陈炯明,请劝孙不可遽行就职,声明若劝告不从,则决定一致驱逐国会〔华字1921。4。18〕。

4月9日香港《华字》社论,认为孙中山选举总统一举,全是为对付陈炯明而发,其中一段说:

则吾以为所谓总统选出后之粤局,必将与我粤人良心上之希望,绝对背驰。何以故,以所谓总统,固明明为广州总统也。质言之,所谓总统之目标在广州,所谓总统之战略在广州,其全副精神,实完全为对付陈炯明而发。。。

彼(指孙中山)盖以为今日为彼党之劲敌者,不在北方之徐世昌,尤不在广西之陆荣廷,而在实迫处此,不主急进,而主缓进之陈炯明。非先去陈,即绝对无复发展之余地。然去陈固未易言也,一方面既难得军政府内部之一致,一方面又虑因此惹起舆论之攻击。惟挟所谓大总统的名义以临之,大权在握,独断独行,反对党魁事小,违抗元首则事大。在陈固不能不俯首听命。

陈炯明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粤军将领妄动,如港督所说,‘结果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也不幸正如上述社论所预测的,结果陈炯明被迫弄到“违抗元首则事大”的帽子压在头上。但是,正如粤军将领所惧怕的,北方资助的广西军队于6月中旬发动入侵广东〔美3918,1921。5。20,广州〕。炯明于6月20日亲自督师援桂,四个月后,才胜利班师回粤。

8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孙中山即先后遣派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劝使陈炯明率师北伐,不果。10月15日,孙乘兵舰离广州赴梧州,决计由桂林取道湖南,进兵北伐。25日,孙由梧州乘舰抵南宁,与陈炯明会商。会商结果,炯明答应调遣黄大伟所部三千人随孙北伐。根据李剑农的叙述,孙在南宁时,曾对陈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李剑农1971,569〕

其实,孙中山不但知道陈炯明不赞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广东省库空缺,实无法对北伐能“切实接济饷械”的。援桂之役,粤库已共支去八百余万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里,香港华籍立法议员刘铸伯访问广州后,向香港总督史塔士(R.E. Stubbs)报告,说广东每年税收总共一千六百万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万元。所以入不敷出是百分之一百!〔英6649/44,1921。3。 30,香港〕

至于‘毋阻吾北伐’一语,陈炯明于11月下旬,就很坦白的告诉广州的美,日两总领事,说他极不赞成孙中山之北伐,但将不阻孙之行动,他也不助孙〔美4167,1921。11。21,广州〕。

孙中山的北伐军在桂林滞留六个多月,入湘不成功,遂决计“改道攻赣”,把全部北伐军回师广东,再由粤北进攻江西。据他后来向国民党同志的报告,入湘不成功的原因,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

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均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中,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李剑农1971,569〕

孙中山这种说法,显然是借口用来回师广东,好对付陈炯明。入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严守中立,不许孙军过境。但是湖南当局的“阻碍”孙军前进,实在用不着陈炯明去“诱惑”的。而且,当时炯明正在广州埋首建设,施行“地方自治”的工作,乐得孙中山远征北伐,“阻碍”孙入湘,对广东没有好处。其实,当时湖南人民,反对北伐军入境,比湖南当局尤切。如李烈钧所说的,“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华字1922。6。28〕,人民苦不堪言,当时吴佩孚的北军尚驻在岳州,北伐军一北进,北军将乘势南下,湖南复变为战场。所以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当地人民就拒绝接纳孙中山从广州带去的军用票,和二角银毫。而且,正在此时(1922年3月)李烈钧所辖的一万七千滇黔军,几乎全部随着唐继尧返云南(驱逐顾品珍),李手下的北伐军,只剩下二千多人〔美4393,1922。4。 24,广州〕。孙中山因此失掉了一万多人,也迫不得不改变入湘的计划,再作他图。

孙中山突然回粤的消息,实出陈意料之外,也对广东人的“太平盛世”像打来一个雷霹。据英国总领事的情报,孙到梧州后,给陈“最后通牒”,要陈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极力鼓动此事者是孙的心腹胡汉民。胡汉民指责陈与吴佩孚和卢永祥勾结,以反对孙和孙的新盟友张作霖。英国总领事又指出,当“最后通牒”到达时,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梧州与孙磋商,获得“暂时协议”(Modus vivendi)(据香港报纸的报导,这些“政府官员”该是省府政务厅长古应芬,总统府财政次长廖仲恺,及外交次长伍朝枢〔华字1922。4。15〕)。“协议”中指定陈须参加北伐,而广东省库交孙控制。这代表团回到广州后,孙即于4月19日率军赴肇庆,21日下令免陈本兼各职,任命伍廷芳为代理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戌司令。(4月22日)晨二时,陈即乘车赴石龙,当日中午一万军队随往。英国总领事觉得陈突然退让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时前,陈仍十分坚定,但与幕僚商议后,也许感到无法阻止孙之进入广州。〔英7997/189,1922。4。22,广州〕

4月21日,廖仲恺,伍朝枢等认为尚有转圜的希望,力劝陈炯明往肇庆,亲向孙中山解释猜疑。陈已答应,临行,忽接部下密报,谓肇庆舰上,伏有刺客,企图谋害。陈知已无协商余地,虽尚有军队一万人,但不愿“同室操戈,糜烂桑梓”,遂于即晚(22日晨二时)赴石龙,转往惠州。〔年谱1957,29;美4393,1922。4。24,广州;美4576, 1922。6。22,广州〕

港粤舆论,纷纷为陈抱不平。例如,吧城华侨李怀庆等于6月1日给孙中山一封公开信,请求孙退让,由陈炯明回广州,维持粤省治安,再图救国大计,言极中肯:

自粤军返粤,以至援桂成功,不知掷几许壮士头胪,耗费吾民几多膏血,方造成此西南局面。乃不意先生误信宵小之言,为一般卑鄙龌龊,无聊无赖之政客,攘夺位置权利。始则阻唐联帅回滇,继则抛弃桂省,率军回粤,驱陈省长下野,先生之任性妄为,真令人梦想不到者矣。

唐为滇黔主要,陈为两粤中坚,西南之柱石,先生之股肱也。先生侈谈北伐,乃自斩其手足,虽匹夫匹妇之愚,未有如先生之甚。。。。先生自忖以广东半省之兵,能否敌曹吴数省之众,不观奉张之入关乎?其始吴氏处处佯败,节节退却,诱张氏深入重地,而后四面包围,十万奉军,竟一败而不可复振。先生扎大营于韶关,前锋已攻入赣境,恐曹吴之战略,又将以待奉张者待先生也。先生虽不为自力惜,当为吾粤健儿惜也。

总之,西南大好局面,经先生拒唐逐陈,不可挽救矣。吾爱先生,正为先生计,宜速电退职,请回陈省长,维持粤省治安,徐图救国大计,则先生仍不失为识时之俊杰,爱国之伟人,四万万民众当为先生曲谅也。〔华字1922。6。16〕

(1922年)5月中,孙中山改变以前强硬的态度,给陈炯明的电信中,多用恳挚之词,并派遣汪精卫,居正,程潜等多人到惠州劝驾,请出山北伐,陈均婉拒之。

〔群报1922。5。24;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5:466〕在覆孙之一电文中,陈曾感慨的说:‘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重累吾民矣。今奉孙公爱我,俾遂初服,慰奉何极’〔华字1922。5。4〕。陈对居正解释他当时对北伐的态度:

我(竞存)的意见,重要只有两层:第一,我(竞存)对于北伐,始终主张积极进行,惟方法上与总统〔指孙中山〕稍有出入。我(竞存)以为用兵与政治当并重,故主张于未来局面政治上重要条件,当先与北方之可以言而有力者先为协定,然后用兵,否则贸然用兵,而无具体的目的,纵然军事胜利,而在政治上终无结果。我(竞存)意即在对于一定之目的用兵,并且以政治的方法促进用兵,决非舍用兵而单讲政治也。而外间不察,乃谓我(竞存)反对北伐,殊属误会。第二,我(竞存)以为粤军总司令部不可撤废。。。。。〔上海《民国日报》1922。5。11;转载陈炯明集1998,下:861〕

可注意的是炯明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前的北伐,是没有‘政治目的’,仅为个人或一党一派争权夺利的武装行动。换句话说,以孙中山来代替黎元洪或曹锟为大总统,对陈炯明来说,不是政治‘目的’,以联邦制来代替中央集权,那才是炯明最终的政治目的。

(4).       救孙一命的后果
陈炯明在六一六事件前后,一直对孙节节退让,不许部下妄动,本书已有叙述(参考“陈炯明与六一六事件”)。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杀,这是什么缘故呢?

1922 年8月孙中山回抵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说陈炯明于6月15日出驻石龙,嗾使粤军第二师至夜发难放火,而烧政府,‘欲陷予于绝地’,又说粤军军队抢劫省城及各地,而蹂躏人民之生命财产。复引咎自责,谓使人民蒙此惨祸,实由于用人之误。〔顺天1922。8。17〕〕

上海《中华新报》对孙当时的态度,曾作一段分析:

孙氏左右有二种潮流,一为孙洪伊之联直主义,其理由谓目下孙氏之敌,宁在西南,即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等,皆可认为反对党,如陈炯明尤为最新之仇敌。故拟乘曹锟,吴佩孚向孙表示好意之际,与之握手,另开一新局面。。。至反对‘联省自治’一点,孙中山与吴佩孚之思想,颇为一致。。。

其二则为张继等之革命派论,谓必须推倒北洋直系,解放长江一带之人民,故西南诸省纵属可憎,而陈炯明以外,必不可目为敌人。。。故于‘联省自治’,非谓全然反对也。惟其困难之点,陈炯明亦标榜‘联省自治’,陈为彼等不可不去之人物故也。〔转载顺天 1922。8。17〕

这段分析,极为准确。孙中山在其宣言中,就把六一六事件,全归咎于陈炯明个人身上,而对‘联省自治’则认为是军阀盘踞式的自治,表示反对。这样,把‘叛孙,叛党,叛国’的帽子压在陈炯明的头上,连带的把陈所标榜的‘联省自治’也压制下去了!

(5).       结语
孙陈间恩怨的根源,不在个人感情上的关系,而是在政见上的异同。他们不是冒险犯难,出入生死的革命同志,实在说不出什么私人间的恩怨。 从孙中山的观点,正如李剑农所说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党魁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 从陈炯明的观点,正如他覆吴稚晖信中说:‘我的毛病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路,每每不肯迁就,以此之故,适与孙先生自信为识途,强拉人瞑行,而又不容人献替者,恰恰相反’〔年谱1957,47〕。

孙陈决裂后,炯明退居粤东两年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不跟孙走路,让其试验,不加反对,也不宣扬他为什么与孙决裂的理由,连章炳麟也引起误会,章于1922年8 月27日给熊克武信里说:‘竞存既已通吴(佩孚),中山亦受曹(锟)氏运动’〔章年谱 1979,649〕。 到了1924年底,港报对孙陈的复合与陈的态度,就有下面评语:

孙陈调和。。。但彻底观察,要有数疑点:(1) 陈孙政见上,性质上到底未必能合作。(2)孙文之党治主义,能否适合于今日之中国。(3)孙文及其党徒,是否确能救国。(4)孙文在粤自称非常总统,自称海陆军大元帅,及其残民以逞,是否可逃国法及公论之制裁。故吾以为竞存有志救国,自当异军特起,堂堂正正,以最鲜明之旗帜,与孙氏对抗,不当以暧昧态度,致惹引起天下之疑虑。〔华字 1924。11。6,7,8〕

孙陈恩怨的后果,梁冰弦曾感叹的说:‘识者都认定孙陈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后此偏偏大分特分,这也许是中国的运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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