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天下午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之前半个小时，赵国琴老太太赶到了沙兰中心小学，带走了她的孙女王萌萌和儿媳带来的另一个孙女牛新颖，她们因此得救。当时她大声地向一位老师发出了警告，却受到了轻视。
这是那天下午第4个未能引起任何警觉的报警讯息。
这时已有一些村民们在街上以讹传讹地互相转告“水库开口子了”，有的村民就此到镇政府前打望消息，没见到什么动静，也就没有相信。他们没想到的是，第2天是端午节，镇政府的干部们提前放假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而且很少接听电话。来自上游的和胜村和王家村的至少3个人的报警电话，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入夏以来，黑龙江省内发生局地暴雨并导致洪水肆虐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当天沙兰镇的一时一地。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此前10天内北安、五市、孙吴和逊克山区都先后出现了局地暴雨，导致一些地方农田淹没，桥涵道路毁坏，房屋进水及牲畜溺毙。另外，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也涝灾严重。但这些讯息并没有让人联想到，小小的沙兰河亦需要足够的重视。
事后本报记者查证，沙兰镇及其上游几个村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气象雷达网上的盲区。在水灾发生前，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均未提到这一地区将有暴雨。另外在事后，中央气象台的天气记录统计该地区的降水量仅为1毫米。
赵国琴赶到中心小学东南方向的中心桥上时，沙兰镇本地还没开始下雨，桥下的水像往常一样只是涓涓细流。
“那时候要是撤人，多小的学生也都活了！”6月14日，这个瘦小的老太太还站在街上冲周围的乡亲激动地嚷嚷。
憋水桥、薄墙、铁锁
有村民相信，最初即便洪水不能顺利地通过中心桥，漫出的水量也不会很大，而当洪峰抵达下游镇东的一座矮桥时，受其阻拦，上游水位暴涨，才导致水漫沙兰镇。可以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游的这处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5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已被称为 “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跨，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
沙兰镇旧称“沙兰坑”，地势低洼，有人把水灾归咎于此。不过很显然的是，沙兰镇并非沙兰河全线地势最低之处，因为河水仍在向下游流淌，直到汇入牡丹江。本地没有未形成湖泊，学校周围也没有水泡。
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赵国琴领着两个孩子再回到中心桥上时，水已经到了桥面下20厘米处。
针对山洪和泥石流的说法，村民们表示，即便有，也肯定是在上游的远处。事实上当日来水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沙兰河，由于河道边没有河堤，因此也就没有决堤一说，只是北方常说的“出槽”。
很快，学校已经进水了。4年2班的刘立飞成了全校第一个从洪水中逃生的孩子，当时同班同学王俊羽的父亲闻讯赶来接孩子，对姜秀萍老师说：“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姜老师同意让孩子们尽快逃生，因此成了沙兰中心小学第一位做出正确反应的老师。刘立飞冲出教室，水才只没过脚面，跑到学校门口，已经没了膝盖，到中心桥上，已经没了胸口。
事实上刘立飞是在逆流而上，背后的学校里的水并没有那么深。即便如此，逃离学校仍然成为4年2班最值得庆幸的选择，这个班只死了一个孩子刘恒达，还是在躲到一家商店后被倒塌的墙壁砸死的。
“6.1” 那天是刘立飞的生日，他请了10个同学到家里庆祝，就包括刘恒达，后者送了他一个水晶地球仪。洪水过后，这个地球仪已经找不到了－－在回忆时，刘立飞不断神经质地抽气、叹气。6月14日，记者在宁安市殡仪馆的一个可以进去的房间里看到了刘恒达的名字，他和另一个女孩被合放在一个金属冰柜里。
河水出槽之后沿路面向北，到学校门口时，一部分向西拐弯进入操场，这一路的水势并不大。学校的另一侧则临河，汹涌而来的河水即将直接冲进校园，只面临着一道阻碍，就是学校的围墙。如果这道围墙多挡一会儿水的话，会有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冲出学校，到达50米外两处楼房。可是，这道墙太薄了。在沙兰镇，连日来颇受诟病的一点是，这个由每个村民集资40元修建的学校不仅地势低洼，校舍只建成了平房，而且围墙很薄，只有两排砖而不是当地通常的两排半砖或三排砖。
仅仅片刻之后，洪水在校园内暴涨。围墙倒塌了，高涨的沙兰河水越过短短的15米距离，压碎玻璃，直接冲进了教室。
从这一刻起，沙兰镇成了中国的别斯兰－－每个家长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他们几个一组地手拉着手，涉过深至胸口的洪水，呼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回答。在进入教室的最初时刻，他们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腿碰到了什么，用手一捞，是个冰凉的小孩。
大多数孩子死在了教室里，和他们的书包文具在一起。直到6月14日，我们仍能在教室里找到他们的遗物：贴纸、家长联系卡、“6.1”演艺比赛的照片、糖和作文本。黄色的小鞋子，只有一根手指长。
教室墙壁上留下了很多手印，有些大的，是清理现场的大人们事后留下的；在另外很多地方，印满了小小的泥手印，最高处已经接近了天花板。水线在窗户上最高的一块玻璃的下面。
3年2班有22个孩子，只死了2个，女孩宋宁宁说，老师李荣让他们垒起桌椅，上窗台，砸碎玻璃，坐到最高的窗框上。孩子们哭成一片，李荣老师安慰说，“别哭，别吵吵，水一会儿就下去了。”
生存比例最大的，正是这些老师留在孩子们身边而没有弃之而去的班级。
5年2班也只死了1个孩子。王占宏老师和庞、卢两位家长打碎玻璃，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房顶。在女孩们的记忆里，这个班的男生也有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表现，6月14日，在镇卫生院打点滴时，女孩曾琳琳和她的一个女同学感激地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都是男生给拉上去的。”
可是在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只有一位班主任出现在了教室里。拒绝了赵国琴的放学请求的老师李萍（化名）曾经试图帮助她的孩子们，但是没有成功，而家长们看到的最终场景却是，孩子们死在了教室里，她则坐在走廊的窗框上。另一位班主任刘丽（化名）则在校外的一处民房的屋顶被家长们发现，当时抱着一件衣服。
汪明波、赵南日等家长想冲进这间教室，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教室的两扇门一扇用铁丝在外勾住，另一扇上了一把锁。
在6月14日，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的后门已经不见了，折页处留下断痕，显然是被撞开的。当日下午3点多，汪明波等人合力破坏了这扇门，进入教室，捞出一个孩子是死的，再捞出一个孩子还是死的。张文海找到了被闷在桌子下面的8岁的儿子张仕帅，孩子浑身挂满了冰冷的稀泥。
一再被错过的警告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镇党委书记黄明君错过了来自上游的消息，也就错过了挽救沙兰镇并挽救自己的名声的机会。
在黄明君被沙兰镇洪灾专案组立案侦察之后，死了一个儿子的王兴录说，这个书记脱离群众，一向不作为，到沙兰3年，“就整了3件事”：一次火灾，一次建筑事故，一次水灾。
2003年，黄明君调任此地。有据可查，第2年，这位身材高大的镇党委书记就因为村民提到的那起火灾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评。
2004年5月1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4月26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治安村一村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３人死亡。公安部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此看出，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仍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镇派出所，村民们的意见更大。村民们向本报记者反映，镇派出所里接听报警电话的人说，他们抽不出人手，“管不了”。
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宁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拥军提供的一份《关于6月10日沙兰镇公安派出所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从侧面佐证了上述事实。6月14日，《新京报》报道称：“关于群众反映派出所不作为的情况，调查报告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以派出所以前查无证摩托，因此未能及时前往事发地。”
当天傍晚，在确认孩子们已经死去之后，一些村民站在水里抱着他们小小的糊满泥浆的尸体，要求在派出所里停尸。他们说：“全镇就你们派出所地势高，不放这儿还扔在水里泡着啊？”一个民警试图阻拦他们，他们推开他，砸开了玻璃窗。
派出所有4层楼，建在镇上的高处，门前还有台阶，当时确实是镇上极少数进水较少的建筑之一。不过真正促使村民们这么做的是他们的愤怒－－按照当地乡间的风俗，把尸体送在谁的家里，就意味着强烈谴责其对死者之死负有责任。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村民们对镇上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相当不满。6月12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和宁安市的领导在殡仪馆会见10名遇难者家属代表，代表们提出：“洪水天灾抗拒不了，可是人祸必须追究。”
在这次被村民们称为“谈判”的会议上，沙兰镇水利站站长刘明广向各级领导和大家解释说，洪水袭来的原因之一，是村民们乱砍乱伐破坏了大自然。遇难者代表反击说，乱砍乱伐的人是有，可是村民们敢吗，有权吗？代表们一度决定退出会议，宁安市委的一位领导因此把刘明广撵出了会议室。
村民们解释说，类似的令他们反感的论调，代表了镇上有关部门的一贯思维。令他们满足的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处所所长被“抓起来了”。
“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沙兰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个能“说一句话”的人却做出了最后一个错误的选择。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
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其中包括孙磊。
在悲伤和愤怒中
6 月13日和14日，沙兰镇里到处都是泥浆，房屋墙壁上记录着不同高程的水痕。人们深情黯淡，在清淤、搜救、卫生和运送物资的车辆溅起的泥水间穿行。每隔 10米就会有一、两个警察的身影。来自鸡西的警犬搜救队在泥泞中跋涉，狗看上去很累。至14日，官方公布，仍有18名失踪者未能找到，其中包括10名学生，死亡人数已经增至99人，其中学生95人。沙兰镇一下子失去了将近1/3的孩子。
镇上的群体生态正在改变，怨恨与麻木同时滋长着。普遍地，人们忽视了洪水中出现的英雄行为，更多地注目于人性中的怯懦。
事实上，洪水到来时，当天没有课程的英语教师付娟本来是来接自己的孩子，但是到了4年2班就留了下来，带领孩子们跑出校园。刘喜龙等几位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逃生之后，仍旧在帮助别的孩子。据记者事后在教室中目测，当时最高水位已经接近黑板的上沿，至少超过了2米3，成年人同样面临危险。
可惜的是，类似的事例太少了。在一片混乱中，据14日官方公布的死亡和失踪数据判断，至少超过100名孩子死在了他们的同学面前。
失踪学生的家长们已经不相信孩子还有生还的希望。到6月13日，出事的第4天，王德全只吃了一个盒饭。白天他跟随着各个搜救队到处走，疲惫不堪，晚上就合衣睡在救灾帐篷里。他抱有的奢望，就是找到孩子的尸体。“我要看上一眼。”他说。他没哭过，就是觉得恍惚。
杜明月家死了2个孩子，邢云双家死了1个孩子和1个老人，在宁安市殡仪馆，还有一个老人哭诉自己一家就死了3个孩子。她的女儿阻止了记者的进一步询问。家长们一直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不满，在最初一两天内曾经非常激动，到现在他们仍旧怀疑，但在几天之内拿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孩子们大多深情阴郁，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6月13日下午沙兰镇又下了一场暴雨，宋宁宁吓坏了，拉着母亲往高处跑。孩子们夜里睡觉时会哭，在沙兰中学复课后，放学时不敢往小学的方向看。
仅有的几个例外是那些当天没有去上学，或被家长提前接走的孩子。复课次日放学后，王萌萌和牛新颖跟着奶奶走在街上，无忧无虑的深情和动作使得她们非常显眼。
6 月14日下午，高璐璐的奶奶一下子冲过来，抱住王萌萌大哭，越哭越低，最后跪到到街上的稀泥里。“她的孙女跟我的孙女是一个班级。”赵国琴解释说。几个来自牡丹江市的几个支援灾区的女卫生员听了她们的故事，惊叹赵国琴“聪明”“、立了功”，赵国琴骄傲地听着，然后也哭了。
村民们的创伤显然无法估量。在殡仪馆，邢艳敏拿着女儿王颖的照片，大声哭诉：“我的孩子是从泥里拽出来的啊！我的孩子太冤了！”面对本报和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她谴责镇领导、派出所和老师。王颖7岁，也是一年级的学生。
当天下午2点半，镇卫生院的院长解洪权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喊“那边儿水漾桥了！”出去一看，学校的路口已经有白亮亮一片水光，过不去了。他派出卫生员，打电话向上级卫生局汇报。一个小时后，镇政府的电话终于到了，“有人伤亡。”
3点半，第一个孩子被家长抱进卫生院，满身是泥，摸上去冰凉，已经死了。从这时起直到晚上，孩子们被3个、2个地抱进卫生院，病床很快就摆不下了。家长们扫掉桌子上的仪器，把孩子放在上面。到处都是死去的孩子，没地方放，凳子上要摆着一个，小桌子上也要摆上两个。
4 点钟左右，有人喊：“解院长，你的孩子进来了。”等救治完这边儿一个抽搐的孩子，解洪权过去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对妻子说，“不行了”。妻子拒绝承认，让卫生员继续抢救，等救援的医务车来了之后，又立刻转到了附近的东京城医院。这是那天下午镇上的女人的特点，总是不承认孩子已经死了。
洪水的到来导致沙兰镇停电，手机也失去了信号。到了晚上，卫生院里点起了蜡烛，四处都是死去的孩子。
刘雨新是一年级的唯一的幸存者，几乎可以称作被命运亲吻了的女孩。她7岁，在洪水淹没了教室之后，跟同学们一起在水里挣扎。奇迹般地，她抓住了暖气片，然后爬上了窗台，在摇晃的水流中没有被冲下来，水曾经淹过头顶也只呛了两口，而且在深抵下颌的水中保持站姿一个小时之久。
当天下午3点多，她的二叔冲进了教室，在水里挑拣小孩。这时他听见刘雨新在上面说：“二叔你扒拉啥呢，我在这儿呢。”在四处漂浮着的小孩尸体中间，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小女孩镇定自若，二叔却大声地哭起来。
沙兰镇的雨到底有多大
本报记者 B
６月11日晚，黑龙江省水文局局长董淑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洪灾的原因为短时间、局部、突发性强降雨造成的典型的泥石流山洪。在洪灾发生前，沙兰河上游在40分钟内，降雨量达到150毫米到200毫米，属200年一遇的强降雨，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造成的山洪尚无法预知。次日，这位局长在央视“焦点访谈”中说，气象站发布的预报是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但是当天出现的是一个小范围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属于超常规降雨过程，不可预见。
6月14日，救援指挥部公布的实地洪水查勘结果，约两个小时时间，和盛村降雨150毫米，王家村200毫米，鸡蛋石沟村推测为150至200毫米。提供的降水量数据村子均在沙兰镇管辖范围内，参照可知，董淑华局长前述之“上游”，其实即为沙兰镇本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实地洪水查勘结果更改了此前的一个措辞，“200年一遇的强降雨”悄悄地变成了“200年一遇的洪水”。
6月12日，针对“降水150到200毫米”，记者查阅中央气象台公布的相关数据，却没有对此说法构成支撑。
在中央气象台6月10日早晨6时发布的暴雨预报中，未提及黑龙江地区：
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将有大雨或暴雨，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请有关单位注意防范上述地区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央气象台2005年06月11日06:58发布的过去24小时“最新天气实况监测”，其中“降雨量大于50毫米的站点”中不包括黑龙江任何站点：
6月10日5时至6月11日5时……降雨量大于50毫米的站点有：安徽黄山56，浙江衢州62，贵州兴仁84，广西融安61、钦州98。
当时的全国降水量图和地面天气分析图也显示，牡丹江地区只有一般的中到大雨。
是地方官员公布信息不确，还是中央气象台漏报？
6 月14日，中国气象局新闻处副处长李小平解释，沙兰镇没有雨量观测点，6月10的那场降水他们在县城记录到的数据不到1毫米，虽然在沙兰河上游降水量很大，但并没有记录下。当地水文局反而有自己的雨量观测点，他们所说的150毫米－200毫米应该是可靠的。至于是不是200年一遇，需要历史数据。不过这个镇一直在那么低洼的地方，可能确实很久没有遇到洪灾了，否则就可能搬迁了。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孙建华博士说，在雨量观测时取的都是观测点的实测数据，而不是当地的最大降水量，这是一个规矩。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央气象台事后的实况数据中也没有沙兰镇的数据。
本报记者进入黑龙江省气象局的网站查询，在全省各地中期预报的数据库里，牡丹江地区预报为：六月中旬气温正常，降水稍少，旬初有小阵雨。再查实际的降水信息，查不到任何数据，而其它如气温等数据均在，而且排列详实。
当地气象部门是否有漏报或者错报的责任？李小平说，气象预报的目标是“定时、定点、定量”，但现在还远远不能做到。6月10日，气象局已经发出了阵雨的预报，阵雨有大有小，在40分钟内下到200mm也有可能。
孙建华博士说，目前对局部地区强降雨的预报在科学上确实有困难。但是150毫米－200毫米的降水在南方很常见，只是在北方少一些。这次发生在沙兰镇的惨剧，气象因素只是诱导因素，更重要的是地质环境和人为因素。
事后，《中国气象报》的一篇报道耐人寻味。黑龙江省气象局长刘万军在11日要求要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重点做好重大天气预报服务和监测工作。全省已划分了雷达警戒区，雷达所在地如发现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可能，要马上向上一级和下一级通报。今后预测减灾处要制定更详细的雷达工作业务流程，把雷达回波强度和可能发生的降水强度形成对比指标，使全省短时预报更为规范和准确。
这篇报道说，刘万军局长要求，全省四部多普勒雷达、一部718雷达、两部713雷达和三部711雷达，“从现在起要24小时开机”，所有资料各地人工气象中心和气象台之间要共享。
中央气象台等部门的气象和水文专家现在仍在现场调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将拿出一个最终报告。由于气象科学的复杂性，对于“200年一遇”提法的任何猜想到目前为止都还只能是猜想。现在可以做出判断只是，至少在事发当时，沙兰镇是气象雷达网上的一个不幸的盲区。
沙兰镇采访手记
6月15日星期三，南方周末第1114期最后截稿日，上午摄影记者柴春芽发回图片，下午我发回文稿。晚7点，我们正在牡丹江市的一家朝鲜饭馆门口吃晚饭，接到了新闻部副总监、头版编辑杨瑞春的口气沮丧的电话：发不了了
好的。可是采访手记还得写。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之外，还要做应该做的事。
一、一个记者的判断
6 月13日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达沙兰镇外的救援指挥部，到牡丹江市委宣传部部长唐、曹处登记，获得“采访资格”。当日在镇上采访至晚10点左右，回宁安市。 14日早8点30出发，在宁安市殡仪馆和沙兰镇不间断采访，至晚11时回牡丹江。此前在11日下午及晚上，还有10个小时左右用于收集当地气象、水文和其它资料。
这一工作量，在当时条件下也算不少，因此我相信自己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另外我也相信这些信息的质量，因为我相信眼睛，多过相信耳朵。
主观判断不能写入新闻，但是可以在这里说出：
A、 我不认为当日的沙兰镇有什么山洪和泥石流。
新浪的新闻专题里有一家媒体制作的现场示意图，显示两股山洪从山上下来，这是错的。村民们说得很清楚，我也看得很清楚，来水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沙兰河。我们的出租车在6月14日打了680多块钱，除了在往来的公路上花了大约300多块钱之外，就是在沙兰镇转来转去，没看到任何其它方向来水的迹象。一个必须注意的客观事实是，山很远。常识是，水往低处流。哪里最低？河流和湖泊所在地最低。如果距离够远的话，山上下来的洪水一定会先汇入河流。
百度一下“泥石流”，第一条的解释是：泥石流是介于流水与滑坡之间的一种地质作用，典型的泥石流由悬浮着粗大固体碎屑物并富含粉砂及粘土的粘稠泥浆组成。
注意上面的“并”字，固体和泥沙都是必要条件。其实这是常识。黄河水一碗水半碗沙，可是黄河不能叫泥石流。
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有谁见过上述符合定义的物质，可以指正我。如果当地官员继续说这是泥石流灾害，请拿几块石头出来，航拍一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山洪和泥石流冲击沙兰镇的轨迹。
14日，我们两次试图去上游的王家村、和胜村以及和胜水库，但是道路阻断，至当晚仍不能通行，因此无法判断上游几个村的情况。我只能说，在上游，山洪和泥石流也许有，也许没有。可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点，对于沙兰镇本地来说，人们遭遇的东西简单明了，就是河水出槽。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山洪、泥石流和河水出槽，责任大小不同，这也是常识。
B、 规模与死亡人数严重不成比例。
洪水至沙兰镇，即水到中心桥，约在2点15分。按受访孩子所述时间平均计算，从水进教室，到涨至2米多高程即最高水位，大约用了10分钟。另外，中间还有水漫中心桥、出槽、顺路流至操场以及冲跨学校围墙的时间，无人见证，我模糊计为5分钟。也就是说，最高水位出现在2点30分。
3点多一点儿，赵南日等家长已经可以冲进校园，当时水位是至胸，不超过1米2。也就是说，洪水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退却了将近一半。
这是什么样的洪水？没错，它可以杀人，甚至再小一些也可以杀人，但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它的规模绝对不大。如果河道设施合理一点，既便洪水不能完全疏导，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杀死100多个孩子？
C、 河道设施不合理，学校成为蓄水池
由于当时无法到达上游的几个村，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游的河道设施是否有拦水、蓄水情况，不过沙兰镇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报道中已经写到，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游的这处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5米。这座已被村民们称为“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跨，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正是下游的这座矮桥，起到了拦水坝的作用，使学校成为蓄水池
在报道中我写道，这是村民的判断。这是事实。在这里我可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记者的判断。
D、 我怀疑“200一遇的强降雨”的说法。
这一点我没有证据。同事徐彬在北京做了全天努力，联络气象专家，综合解析黑龙江省水文局局长董淑华的说法，以及我们查到的与之似有矛盾的中央气象台气象报告。专家们出言谨慎，分析无结果。
这种怀疑只是建立在对极小概率事件的不相信的基础之上。
当日当地的天气要形成董淑华局长所讲的状况，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
1、恰好发生了200一遇的强降雨；
2、恰好是罕见的局地强降雨，范围之小，躲过了由全国至少2600个的观测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导致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事前没有预报，事后没有记录。
3、恰好导致了100多人死亡，没出事儿的时候好像从来不会多少年一遇。
其他蹊跷之处，在同事在北京采写的稿件中已经叙述。
E、 死亡人数成疑。
我们和上海电视台的女记者闯进了宁安市殡仪馆的几间停尸间，查到24个孩子和4个成人，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每个金属冰柜放两个孩子，一颠一倒。
更多的冰柜放在殡仪馆的车库里，进不去，我们在窗外查数，视线里重叠的很多，查不清楚。
遇难者家属代表突然变卦，不再提供遇难者名单。
因此我还是没有证据。
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沙兰镇上的每个人都在说数字是假的，而且情绪强烈。还因为当地政府在灾难发生后头两天里公布数字时的表现。
每个人都看得出他们曾经试图隐瞒，这一点不用多说。作为以集纳有效信息为任务的记者，我必须判断他们的信用等级。
综上所述，对比官方说法，我认为沙兰镇灾难出现之前的核心事实是当地下层官员的疏忽冷漠，事后的核心事实则是当地官方整体上的谎言蒙蔽。
二、没有写入报道的信息
为了通过规避报社的风险，报道已经克制，没有写到的信息还有：
1、村民们说，宁安市委副书记李新平在6月11日上午9时被愤怒的村民追打，事情起因的两个版本分别是，A、李新平当着村民的面，用手机向牡丹市领导汇报工作，说到“没多大的事儿。”B、李新平受到村民责难，竟然说出“不就死几个人吗，多大的事儿啊？”
有超过30个村民说确有此事，有1个村民表示自己亲眼所见。强调一点，出于现实的继续采访的考虑，我们没有向当地有关部分及李新平本人求证此事。
2、一个当地官员告诉一个遇难者家属代表：“给你们20万你们要闹，给你们15万你们还是闹，那不如给你们15万。”善后处理小组对代表进行威逼利诱，几个代表被村民们指责为叛徒。就是在这天，6月14日，遇难者家属代表王、李答应向我们提供死难学生的完全名单，后突然变卦并躲避。
3、村民们向灾害专案组反映了镇上官员的贪污行为，其中主要是当初建学校的公款被侵吞。专案组的一个工作人员含糊地告诉我，“现在专案组主要在查一些比较深入的事儿，比没人接电话要深入。”我认为这与村民们反映的情况相关。
4、11日夜，部分遇难者家属在宁安市街道上阻拦汽车通行，以示抗议。
三、沙兰镇所见
洪水过后的沙兰镇，跟我们去过的一些灾难现场一样，痛苦和愤怒过后，人们的精神一片茫然。
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孩子往往是家庭存在的唯一理由，失去孩子，家庭在实质上就不复存在。现实一点儿说，人们期待老有所养，孩子没了怎么办？有些村民是中老年得子，再生已无可能，15万赔偿款够不够活下半辈子也是个问题。更常见的情景是，人们在最初几天的悲痛欲决之后，很快就转入到下一个试图寻仇的阶段，可是也只是说说而已，仇恨往往只能用来折磨自己。
到14日，失去孩子的父母仍旧悲伤不已，可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亲属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金钱利益上面，工心计算，溢于言表。这是灾难过后的典型场景，太熟悉了。我们生活在处处模仿现代西方的城市里，可是村民们的亲戚还是巴尔扎克时代的亲戚。一个死去孩子的叔叔先让我们帮他谋划如何向政府要更多的钱，接着说要帮我们一个大忙，蹭了一段儿车，然后就消失了。
我决不想诋毁任何人。我只是记录，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伦理亲情，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生态。
当然，更多的是纯粹的痛苦，报道中已有记述。
四、我们的经历
到处都是警察。13日晚和14日全天，我们被查了6次。14日晚11点，经过非常详细的检查，我们通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点，驶往牡丹江。15分钟后，被一辆追来的警车勒令停车，已经被仔细查过的司机被要求再次接受检查，并被带离我们的车。我怀疑警察是要向司机询问我们都采访了什么，马上跟了过去，警察把15 分钟前检查过的程序一模一样重复了一遍之后，只好再次放行。警察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救灾物资外流，可是他们连后备箱都没查。警车随即掉头回驶，显然是专程来追我们的。
我要是不说我喜欢那个领头儿的警察，就有点儿不近人情了。我们言谈甚欢，两车交错时他们鸣笛以示友好。我们在车里哈哈大笑。
又一次笑早了。6月15日晚，禁令到。
6月16日下午，在牡丹江机场接到在沙兰镇认识的一位《中国经营报》记者的电话，说他在哈尔滨买不到当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报摊上的人告诉他，当地有人说，这几天不许卖南方周末。
又一只双层安全套。
就在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很热情，“我是沙兰这边儿的宣传组的，姓杨”，他说他们欢迎我们再去沙兰镇。
一次又一次，我们写了稿子，留在自己的电脑里，留在公共信箱里。那么多事情，过去就算了。这一次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不妨从采写技术的角度，做一点儿业务思考，跟同行交流。
业务交流，均勿误会。
在沙兰镇，我和同事无数次被村民们嘲讽：“光采访有什么用，采访完了不播，你们都不说真话！”当时我们曾经答应他们，尽量说真话。我们说，我们跟什么什么不一样，我们会尽力的。因此我现在写出这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当时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兰镇，希望我们都能问心无愧。
罗伯特.潘.沃伦有句诗说：上帝爱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爱这个世界，而今天我能爱这个世界一刻，区别仅仅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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