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初衷
● 任不寐:首先我是作为“六四”的幸存者写这本书的。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是“六四”之后的十五年，也是压制自由的十五年。作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经历者，不仅应该记忆那场民主运动，更应该研究“六四”之后的中国政治史。这十五年是“六四”悲剧之后又一个悲剧，它的灾难性影响更为严重。当然，也可以说，这十五年不过是1989年5月19日戒严体制建立起来的延续。其次，作为一名自称关注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把自己身处的时代对象化，而不是仅仅通过研究历史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对中国的黑暗进行反讽。有一句话说，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我们也可以说，隐喻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最后，这本书能够现在出版，也是因为多年来我在北京写的一些文章有了一定的积累，这些文章加以充实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国内完成的，其中有些篇章曾发表过。此外，这本书能出版，除了21世纪基金会及宋永毅先生的支持之外，国内一些朋友、特别是一些长者和前辈，也给了很大的鼓励。我们都感到，如果等江泽民去世后再抛出研究他的著作，这在道德上是令人遗憾的。
○记者:江泽民统治时代他是通过什么来影响年青一代人的思想，世界观，及价值观的？
● 任不寐:这个问题很好。“江泽民主义”对青年的影响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以机会主义为底色的民族主义，和以灾民理性为底色的犬儒主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谈。第一是积极的影响，就是江通过意识形态的管制和灌输，把民族主义情绪灌输给学生，同时把80年代的启蒙思潮彻底从大学中清理出去。结果，义和团精神和民间宗教及各种气功意识从两个方向上进入了社会生活，新左派或毛派以及复古思潮也从两个方向上进入意识形态。第二，就是通过江自己及整个官僚体系的示范，使整个社会把犬儒主义作为道德目标。政治权力对社会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一个道德败坏并以耻为荣的政权，整个社会也必然是道德败坏并以耻为荣。结果有江一代黑社会原则上升为公开政策，腐败成为政治合法性。
○记者:您的《江泽民和他的15年》与美国人库恩的《江泽民传---- 他改变了中国》在同一时期出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 任不寐:事实上我的书写作过程中还不知道库恩与中国当局的合作。不过这种巧合一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国当局、特别是江本人，都希望在江下台的时候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总结，并因为担心对方“歪曲”而都想撰文以正视听。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但另一方面，这种对比是非常有趣的，至少给读者一个选择的自由，究竟哪一个江泽民是真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不过很遗憾，中国当局肯定不允许比较和鉴别的，因此，我的书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想来也很可笑，中国政府只能允许选一个美国人来夸自己的领导人，而一个中国人评论中国领导人的书却无法出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从这两本书的不同命运就可以看出来。江泽民几乎发动了所有中国媒体为库恩促销，整个国家被劫持做他的市场。而我的书不能进入中国大陆，而21世纪基金会对此书出版的支持，几乎是我们“省吃简用”才完成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有理由为这本书骄傲。有一件特别感人的事，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中国电脑工程师，他来帮我修电脑，听说我在写“江泽民传”，他非常激动，他说这个人太无耻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太需要有人写写他了，因此他愿意尽其所能无偿帮助我尽快修复电脑。我相信这位工程师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你想想看，在江的统治下人性和尊严倍受侮辱，而江离开后还要通过库恩继续侮辱人们，这种反感是非常强烈的。我希望我的书成功地代表了这种情绪，并把它限制在理性的范畴之内。
○记者:从您的书中感到您对神学有一定研究，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无神论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影响的？
● 任不寐:无神论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它造成了对整个民族灾难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主义，都是无神论思想在政治上的总结。无神论对于知识分子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意识不到这种影响。再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灾难不断，人们互相行凶，最后最后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他们不信神。因此，所有这些挣扎和苦难，都是不信神而遭遇的惩罚。而且我近来越来越相信，灵界是存在的，魔鬼是有位格的。无论是现代无神论，还是古代的儒教、佛教和道教，都与灵界的作为有联系，这种联系总来说表现为诗性情绪或气功状态，就是通过煽动人的骄傲来抵挡神。这正是撒但的计谋。这一点我说多了也不一定能让人理解，我正在想就此写一篇论文。无论如何，归根到底，中国的灾难就是无神论的灾难，所谓专制主义仅仅是无神论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而已。因为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在信仰的范畴之内，适度地确立了人的尊严和人的局限性－－人有尊严，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其他人不能奴役我；我有局限性，因为人毕竟是被造的，因此，我无权奴役别人。这些道理本来是常识，但五四以来，继续深化了中国历史上对人的无知。如果说，人的智慧分两部分，就是认识神（或真理）和认识人，那么无神论最大问题就是愚蠢，它本身就是无智慧，因为它不仅不认识神，并因为不认识神而不可能认识人。它对人唯一的知识就是把人视为神，或者把人视为动物。问题的关键是，人不是神，但也不是猪－－他只比天使小一点，是上帝的儿子，也可能是魔鬼的奴仆。如果你不清楚知识分子或中国人是如何被魔鬼奴役的，你看看他们争吵就知道了，那种愚蠢和阴暗完全展示了被魔鬼控制后享受魔鬼宴席的那种“喜乐”。相关的，我觉得江泽民主义不是江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社会的黑暗，每个人都有“贡献”，都有责任。我们都在其中。
○记者:有人认为江泽民对中国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比如上海的变化，现代人只要有钱就行，生存是第一位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只是个相对论的问题。请问您的看法？
● 任不寐:对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在书中专有一章讨论，这一章也可能是我与库恩的书交锋的地方，因为他的全部论据建立在“中国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上。简单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GDP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贫富分化，是“投资-投机”型的畸形发展；二是以掠夺和破坏能源、资源为代价。考虑这两个因素，这十五年的发展，长期来看，对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是一场灾难，而未来的人们，也许就是我们，将承担这些灾难。江泽民很快就会死去，上海经济的虚假繁荣很快就崩溃，而我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能看见人民将重新揭竿而起。
○记者:您的书中谈到了中国老百姓普遍喜欢的小品演员赵本山，从他的表演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及社会文化精神领域的一些现状。请您谈一谈它们之间关系。
● 任不寐:我在书中并不想批评赵本山这个人，这个很勤奋也很聪明的农民。我主要思考的是“赵本山现象”。这种现象令人忧虑在两个方面，第一，他的搞笑是在六四悲剧之后、而其他悲剧连续不断上演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几乎一直在尸体上做鬼脸，而这种表演恰恰是六四血迹中上台的江政权特别需要的。第二、赵本山成为明星代表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缺陷。首先这是一个没有悲剧感的民族，他们可以在戒严体制下继续嘻皮笑脸；其次，由于文化上的局限，他们只能欣赏这种民俗艺术，他们无法理解也没有兴趣关注文化本身。这种状况也可以解释中国这些年的来各类演义明星和气功明星，他们受到崇拜和追捧主要是因为“人民”的无知。所以说，江泽民也好，其他什么知名人士也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好，不过是另外一类赵本山而已。换言之，“赵本山现象”是江泽民主义的大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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