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困境的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

作者：徐建新发表：2005-04-16 01:02

一、引言

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是非常令人不满的，原因就是历史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大陆官吏合法伤害、剥夺能力极强，能够轻松对民众横征暴敛，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中国各地官吏已经表现出的凶暴以及能够随便找个名目就收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和现实中，中国大陆的法律不是限制官员权力的，而是根据拥有权力官员的意见制订的。由于现在大陆官吏腐败严重和官吏数量太多，导致的现状是中国官员既有很大、迫切的剥夺、横征暴敛的需要又有很强的剥夺力量，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

二、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的外在困境

以2003年孙志刚案，2004年南方都市报冤案为例，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要成功，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大致如此进行：

网络是匿名的地方，发布资讯者的信誉和资讯的交流核实以及关注情况是几个大问题。真实资讯必须能够得到传播交流，而且必须能够让其他人核实；事件要引起许多人的愤怒或不安，往往必须同时引起国内人士和海外中文媒体的关注（如果只有海外中文媒体关注常常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民族主义作为法宝的，单靠海外中文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不大，单靠国内人士的力量，资讯的传播很局限，引起的关注与支持也不够，两者结合影响就大。）必须有一些知识分子撰写文章进行理智、尖锐而又中肯的分析评价，甚至要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引起关注和进一步的评论和行动。常常必须要有人出面发起呼吁书，才能够得到更多关注，也表明支持力量。一批信誉卓著者、名人进行了签名呼吁，表明了关注面的扩大，也常使得被严格控制的纸面媒体介入的危险降低，一些媒体为了信誉、名气和利润之类的原因，就会有纸面媒体等介入，这样，网络就引领了媒体，而且，媒体记者的介入，进一步加强了资讯发布与交流，相互影响，网上人士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样，也许就能够获得社会其他重要力量的支援，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得到成功，也许还必须继续努力谋求更多支持；

所以，除了自己的研究外，本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保护知识分子（包括自己）的表达（言论、出版）自由，司法公正， 2003年我发起黄静案网络呼吁，也与黄静案的网上帖子被删除有关，其原因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华民族的两只眼睛》中阐述了：“资讯公开化以及交流、讨论、辨析是一个国家公平与效率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之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成本极低，收益很高的权利，是必须象生命安全权那样受到最高保护的人权；民众拥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他的权利，利国利民。再加上纸面媒体上的文章是单向的，民众是被动接受的，网上文章、言论特别是论坛上的是双向互动，易于相互辨析，难于欺骗民众，造成恶果的，因此，网上的言论自由是不可退让的底线。”有了表达自由，司法公正，就能够有更多知识分子依照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维护民众的人权，这样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国内维护人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作为2002年以来参加了每一次中国大陆重要网络维护人权活动的人，在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黄静案中起了首要作用的人，我的判断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已经陷入了全面困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使用了非法手段压缩网络言论自由的空间，也因为集体行动的困难。

2004年，网络论坛的言论自由空间在不断被压缩，缩小。2004年暑假期间，员警机关的所谓网络扫黄行动，对已经剩余不多的言论比较自由的论坛，只要找到犯忌的帖子，就采用扣押、没收提供论坛空间服务商的服务器，甚至罚款的办法，破坏了言论自由，践踏了服务商的的合法财产权，违法执行者（员警）得到非法利益，关闭了一些论坛，而且迫使一直存在的著名论坛言论空间进一步紧缩，还使得他们心有余悸。中国大陆网络论坛全面沙漠化，水准急剧下降。

似乎共产党也意识到了问题，2004年9月起，就再也没听说有这类事情了。但记者赵岩被抓，作家师涛因其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被抓，刘晓波、张祖桦、余杰三人以及顾则徐因文章、言论被传讯，李柏光、杨天水被抓等事件，中国大陆网络全面进入严冬。据网上消息等可以判断，目标之一是切断海外媒体与大陆网络人士的联系与结合，但结果却必定是相反的：由于大陆网络论坛水准急剧下降，人们讨厌愚民政策，网络的言论自由空间在不断被压缩以及对自身和相关人士命运的关切，大陆高水准文章更多在海外媒体发表，结果却是：海外媒体对国内网络人士影响越来越大，信誉更高了，大陆网上人士的资讯交流、建立信誉更加依赖海外媒体，结果只会是海外媒体对大陆网络人士更加重要；共产党口称依法治国，却食言而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人士对它的不满与愤怒。

例如，在2001、2002年因为网络言论自由空间比较大，资讯交流比较正常，文章水准比较高，我很少上动态网，现在，我发现动态网所提供网站上说真话、水准高的文章越来越多了。

现在，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困难重重。国内网络论坛发布资讯者的信誉很难建立或提高，资讯的交流核实非常困难，已经建立信誉的人发布呼吁书进一步引起国内人士关注几乎不可能了。这使得把国家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变成了一个讽刺。

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如此毫无必要、加剧紧张气氛行动的原因还不清楚。胡锦涛虽然是因为邓小平的隔代交班而成为江泽民后的总书记，但他能够成功提前接班而没有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共识，希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移交能够平稳、规范化地进行，也与太多人对江泽民失望甚至绝望有关，也与他高明的自我保护有关，胡锦涛没有历史债务，没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此事件，只不过疏远了因对江泽民失望而支持他的自由知识分子，另外还显示了他在知识分子中所得到的信任和民望还不够高。

三、集体维权行动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

在集体维权行动中，道德高尚、理想主义始终是重要的，但只依赖道德高尚、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门瑟﹒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的研究说明了使得集体都获得利益的集体行动是难于产生的。由于搭便车（享受别人进行集体行动的成果，自己却不付出成本）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中国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是集体行动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成果具有公共性，参与集体行动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的人特别是带头者付出高额的成本，如时间、资金、精力以及被迫害的风险，而且还有机会成本：带头者往往是水准、信誉高的，把时间用在学术研究上对个人对社会实际上都是更值得的；但结果是社会所有人至少某个类型团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平等受益，司法公正对每个人的保护是一样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样的，包括那些丝毫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

如何克服集体维权行动的困难？门瑟﹒奥尔森教授认为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即某些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大很多，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在这方面，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基本上只有海外媒体能够提供这种利益补偿而且一般最多是平等的稿费。但一般除稿费外，海外媒体等给予的资助很容易变成共产党对维权活动带头人进行迫害的藉口。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提供额外的奖励，在这方面，网络不是不能够提供信誉、名气、影响力等的激励。在这方面，在我看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发起签名呼吁书还有改进的余地，在网络上，最大的问题是信誉问题，而且，文章、呼吁书在网上发布一般不必要在意字数，所以，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发起人和签名者有代表作和工作单位的，就尽量列出，既保障信誉，也为发起者和签名者包括代表作扬名，扩大影响，发表文章也尽量如此做。当然，这牵涉到发起者、签名者相互平等的问题，但是，由于网络是匿名的地方，为了保证信誉和提供参加集体维权行动的正向激励，我认为很有必要这样做。还有，信誉卓著、水准高、名气大的人尽量牺牲一部分时间，客观公正地做评论，帮助后来者。最后，海外学术机构等不是不能够提供学术探讨研究之类的活动帮助，但在这方面，他们的眼睛只盯著名人和体制内的人物或者是对抗性的人物，在国内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根本不要想有一点指望。

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独立知识分子的网络维权活动，努力维护了自己这个类型人士的权利，更没有禁止其他类型人士的搭便车者，恐怕有一些搭便车者享受了独立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成果。但对有组织的民运人士、对法*轮*功练习者，实际情况正是没有出现独立知识分子的集体网络维权活动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这一点很麻烦，有多种原因，牵涉许多问题。像本人，目前的情况基本上关注于知识分子的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有关的司法公正，其他人各有自己关注的重点。平等的权利和司法公正对普通老百姓也应当是一样的，象我这样的人，恐怕要被批评为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政治敏感人士平等的人权和司法公正漠不关心，只关心知识分子的人权。我个人对此批评很容易回答，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力量就那么一点，只能够用在对民族、对国家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他人创造良好的言论环境。

但独立知识分子整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很无奈的迫不得已。独立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在政治观点方面比较接近，目标都是中国的自由民主化，主要的区别是有没有组织。对于法*轮*功练习者的被违法迫害，大陆知识分子只有余杰、任不寐、郭国汀等几个人发出反对的声音，在江*泽*民基本退休后，才终于看到高智晟、李健等人的努力呼吁。原因当然是中国大陆虽然宪法上写着结社自由，但谁都知道中国这么大，中国共产党的部门和地方部门执法犯法是常事，中国共产党还有组织恐惧症，对国家、对民族很明显非常重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尚且要冒坐牢的风险来争取和捍卫，结社自由、组党就更不用提了。独立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力量很小，救得了一个、两个因言论被治罪的人，但连究竟能够营救得了几个都完全心中没数。

赵岩、李柏光、俞梅荪等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理智地运用规范、法律的途径帮助农民维护自己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是独立知识分子维护人权的又一重要部分，而且他们的走出书斋，把他们知识、理性的力量与农民的力量结合，是于国于民都非常有益的另一条重要道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人权在什么时候都不是政府的敌人，而是有利于政府的，但赵岩、李柏光的被抓，显示了知识分子理性、规范、遵守法律、有秩序地进行维护人权的另一条道路也岌岌可危。

总之：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在受到全面非法打压下，也由于集体行动的困难等问题，现在已经陷入全面困境，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大陆知识分子还会继续努力维护人权，海外媒体包括海外民运对大陆人士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本文首发于《人权论坛》
徐建新
2005-1-30
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黄静案网络呼吁首要发起人
代表作：
《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由民主体制？》
《全面退步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中国科学研究教育的缺陷与改进办法》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三权分立论》
《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凝聚性思维》（这是本人水准最高的心理学纯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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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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