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问！
原本，一个播音员的私生活与我们关系不大，犯啥法，该咋整就咋整。问题就在于“赵老师”是做党和政府喉舌多年的老同志了，也曾在多次纯洁联欢晚会上代表人民发言，是**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播音大师。他怎么就突然变成脏话满篇，儿童不宜，浑身透着下流的一个流氓了？而且看看该人狡辩的时候，意正言辞的那个样子，说谎不是一天两天了呀，都已经成职业病了！难道党辛辛苦苦多年的教育都白费了？
这是第二问！
当然，赵忠祥同志也是人嘛，人都是吃五谷杂粮，打嗝**的，怎么能不犯错误呢！但是奇就奇在告他是那么地不容易呀，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院都不受理？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一边受礼，一边不受理？假如果真如此，堂堂京城内，王子脚下，竟然有此等侮蔑王法之事，且让我等小民惶恐恐问一句：法为何物？法威何在？
这是第三问！
呜呼呼，何必要问呢？混蛋有混蛋的逻辑，难道指望有一个回答么？
附录：
赵忠祥《岁月随想》
闲言碎语话家庭
家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一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我既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也永难追赶时尚。因此，不能语惊四座，只能拉拉杂杂说点家常话。
过去曾听过一些人的论点：如果家庭与事业不能两全，成功者往往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生活，我听了以后不敢赞同。几年前读了一篇记栋一位外国女企业家的奋斗经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我宁可牺牲事业也决不牺牲家庭。”这段文字很使我感动。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家庭，而这种的语言却出自西方一位妇人之口。感动之余，我想，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换取事业的成就。其实，我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三口之家。我和妻子结婚27年，儿子如今还在念大学。就是说我们当年结婚之后，一心想过上几年轻松的日子，然后再要孩子。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清淡，文化生活几乎谈不上可是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去骑车兜风郊游，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也融融。两个人一间小房子，平时从食堂打饭在家里吃，有候我们自己做饭，买菜做饭我算一把手。周末，我们就去下饭馆虽然工资不多，但两个人总能有吃饭馆的富余钱，加之那时吃一顿很便宜。这段两人自由自在的时光结束的标志是一道松鼠桂鱼。那时候，普通饭馆师傅的手艺绝不在如今宰人的大酒家主厨的手艺以下。记得那道松鼠桂鱼，焦黄爽脆，酸甜适口，色香味形全够得上一流。但这道菜却标志着我们一段好时光的结束，因为很快我们的儿子带着喜悦的哭声来到了人世间。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谢绝应酬，总在家里，只有这个家才使我感到安宁，舒心。
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位女人，其实不成功的男人身后何尝没有女人呢？我不太同意太太们如何指导丈夫事业有成。事业成功与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则就像诸葛亮扶不起的阿斗，太太怎么能扶起一个不图进取的丈夫呢？
在家里我们几乎不谈工作，上班干工作，下班还讨论工作，那太可笑了。我和妻子对彼此组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不全她的要好同事，她也认不清我们组里人。因为在家我们都不谈班上的是是非非。我的妻子从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与我一块出镜头，上报刊我尊重她的主见。
人们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渐人老境，我们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再干点自己的事儿，我手待一卷书或拿一支笔，看着写写听听，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宁馨的氛围中，我们共享安宁。妻儿有时早睡，我则全心读读书或静静地想想事。在万籁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我妻子来扶起我。
记得1983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华，我采访他。我们坐在钓鱼台宾馆的一张长沙发上。我说起他当总统时，我曾在白宫采访过他，我请卡特夫人也就座，她笑着摇了摇头，在水银灯下，卡特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沙发坐在他身边，他们相视一笑，手紧紧握在一起。就这样，卡特拉着夫人的手甜甜的笑着，继续回答我的提问。此时，我感到我在前并非是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对和蔼的夫妻，一股暖流荡漾在他们之间，也洋溢在我心头，相濡以沫的情感显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绩都动人。
家庭是每个人都珍视的，我珍视我的家，尽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一位算命的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
最后我想写这样一点感受，列夫·托尔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开头就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因为他要写的是一部悲剧，不然，话一定要调过来说，“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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