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王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王文”），主要观点如下：
１、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事件，早已定案。所以“不禁为两位作者的大胆而惊出一身冷汗”。
２、在政治犯遭受酷刑问题上，不是宋庆龄、史茉特莱说了谎，而是胡适说了谎；而在“开除风波”上，则是“翻案文章”说了谎。
３、既然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已经承认反省院犯人提供的“酷刑报告”出自己手，且系“组织行为”，“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作伪的嫌疑就应该排除。明知此事，还“诬枉”史茉特莱，是“栽赃”。
４、蔡元培、杨铨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替宋庆龄和史茉特莱所作辩护说明同盟并非由“一、二私人专擅”。林语堂则是胡适埋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内线”，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着“耐人寻味”的角色。
在阐述本人的读后感之前，首先要声明的是，对于王文采取的说理的姿态，笔者是欣赏的；在资料和研究不足的情况下，他的一些推测（主要是对宋、史的推测）是善意的，有些也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基于王文并没有对研究提供更多的证据，所列举的“驳难”理由事先也在笔者的思考之列，以及他并没有正确阐释胡适及笔者的观点等等原因，他的基本观点，笔者是不同意的。
王文错解本人文章，或因故意，或因阅读不细，或因《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的转载不全等原因造成，均属本人无能为力之列，所以在本文中一概不作辩解，有心人愿作裁判，可登陆www.google.com网站，在“高级检索”状态下检索“宋庆龄开除胡适”，到任何一家转载拙作之网站上，重读一遍，即可消除迷雾。在此，笔者只想针对王文上述观点中，因笔者论述不充分而给人们带来困惑的地方，作一点补救。
一、胡宋矛盾的症结
返观整个“开除风波”，发难者虽是胡适，但起因却在同盟的“上海方面”。
１、胡适为什么会“窝里反”？
胡适发难的背景有三：
其一，史茉特莱以个人名义对他这个“分会长”发号施令；
其二，总会在不与分会商量的情况下，签发一个以分会考察地点为名义的信件；
其三，李肇音的“伪托”胡适之名向报社投稿，所附内容与史茉特莱附来的“酷刑报告”完全一致；而其信件字体，又与另一具名者写给胡适的信件的字体出自一人之手。（见《字林西报》记者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的报道，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１８９页）
－－这里有三个关节点：
其一，宋庆龄的“秘书”有无权力对分会或任何一个成员发号施令？这是一个要由“组织法”确认的东东，如果在胡适加盟时，此法尚未成立，胡适有理由视这类指令为“非法”。
其二，视察北平军人反省院是在分会与总会代表－－杨铨的共同商量下决定并且同行的，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上海方面就发表具名反省院囚犯的信，是违反“默契”的。严格的说，是“非组织”活动。因为在这里，“组织”是一个包括总会与分会在内的集体，而不是“会长”或会长的“秘书”。
其三，正因为李肇音的信，在内容上与史茉特莱发来的“酷刑报告”一样，且发出的时间又与总部行为丝丝入扣，所以，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集束行动”的一部分。事发当时，胡适还来不及辨别，到底是上海方面受了人家的“骗”，还是上海方面主持了这一“集束行动”。而如果是后者－－ 这样大的行动发生在北京，却瞒着北京分会成员，搞“暗箱操作”，在胡适还作为成员，并且是正式选举出来的分会长、还在热情洋溢地积极工作时，上海方面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当胡适去信上海，要求“彻查”“酷刑报告”之来源，并对总会行为有所检讨时，起初，蔡元培、林语堂和杨铨等人，都觉得事情“严重”，可见，他们是被排除在这个“集束行动”的决策者和知情者之外的。所以，在他们的敦促下，上海方面才召开了 “紧急会议”。但当会议过后，上海方面以蔡、林的名义答复胡适时，除了清淡地表示了一番“歉意”之外，便由“集体”的名义，承担了发表的“过错”。至于 “酷刑报告”来源何处，为什么会和伪托者附送的材料内容一致，而一个署名“北平反省院”另一个则署名“河北第一监狱”，上海方面并未给予答复，而是把皮球一脚踢回给了胡适－－既然发生在你的周围，你自己查去吧！
而胡适认为，上述疑点，的确关涉到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至少，那些指控的 “酷刑”到底发生在哪里？既然提出控告，或代人控告，原告总负有举证的责任吧？代理人总必须有知情权吧？若要发难，至少得说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吧？胡适说，这关系到这个新生团体的“信用”问题（见胡适２月５日致蔡元培、林语堂的信，载“书信”中册，１８１页），这正是一种爱护同盟的态度。把胡适的反应视为“过激”或“窝里反”，本身就是持“专制主义”立场，或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秩序下，对专制行为司空见惯的表现。
２、胡适是否藏匿政治犯信件不报？
王文断定，在政治犯遭受酷刑问题上，不是宋庆龄、史茉特莱说了谎，而是胡适说了谎，因为在胡适家里还“藏着”其他四封同一时期涉及政治犯遭遇的来信，胡适故意隐匿了它们，却抓住李肇音“伪托”一事，有意“搅局”。
这些信件是：１月２４日千家驹的信，他本人不是政治犯；２月２日，被囚于军法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的信；２月４日反省院犯人周默秋的信。还有一封没有标明时间，但被出版者编排在２月２８日宋庆龄宣布“会章万难变更”，勒令胡适“自由出会”之后的关仰羽的信，信内的确附有一份控诉宪兵司令部的长篇材料。
笔者在写作《宋庆龄开除胡适重审》时，也曾读过这些信。除那封关仰羽的信外，在这些信中，没有一封提及自己是在何处具体遭受了何种刑罚的，也就是说，在指控方面，均没有史茉特莱和李肇音提供的“酷刑报告”来得具体和有力。胡适连“酷刑报告”尚且质疑，又怎么会轻信这些“要素”更加不全的指控，并拿出去张扬呢？
必须澄清的是，胡适不赞成轻率发表未经考证的报告，并不意味着他对受难者的“冷漠”。他在２月５日给《燕京新闻》社的信中特意写道：“我……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见“书信”中册，１８３页）在得不到上海方面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是在２月１１日上海方面又抛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檄文后，他才于２２日对《字林西报》记者谈了自己对政治犯待遇问题的理解：
－－逮捕政治嫌疑犯必须有充分确切的证据。诬告应予依法治罪。
－－政治嫌疑犯被捕后，应遵照约法第八条规定，于２４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
－－应由法院起诉的政治犯，必须进行公平和公开的审讯；不需起诉的应立即释放。
－－拘留和关押的犯人，应予以合理的人道待遇。
同时，他批评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不同意政治犯一概免于制裁。（见“书信”中册，１９１页）
胡适的这些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条条经得起推敲的。
王文或许没有注意到，胡适对上述写信人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的。请看２月２６日，那位敏感的湖南青年周默秋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
“拜读手示后，我是多么感激和快乐啊！生命将要在茫然的沙国中被救了。天呀！我能不狂然自庆吗？我底时代之父！我感谢你！我永远以自勉地精神来报答你……我不会灰心……”（见“书信”中册，１９２页）。
可见胡适给他的鼓励是多么的重要！
王文认为，如果同盟提出的指控不实，也应由当局去澄清。以此推理，胡适指控史茉特莱提供的是“伪造材料”，是否也应由史茉特莱去“澄清”呢？史茉特莱没有澄清，这个伪造名誉，是否一直要背到１９８１年，刘尊棋发表那篇《庆龄同志，感谢您的救援》的文章披露真相才能卸去呢？让胡适做事，又不让他知情，责任在谁？我想，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３、“集束行动”发自何人？
当然，笔者在写作之日，已经知道了刘尊棋的故事。因此，笔者并未认为“酷刑报告”尽系伪造。但笔者为何要把“托名信”事件与史女士联系考虑，并作一番“亲子鉴定”呢？笔者为什么排除了狱中犯人所写的可能性呢？有朋友认为，假使刘尊棋还活着，这个问题便能有答案了。但笔者认为，依据种种迹象，史茉特莱嫌疑最大：
第一，作为单个的狱中犯人可能从报上读到胡适等视察监狱的消息，但不可能知道胡适的确切家庭住址。
第二，作为无组织的单个的犯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采取同样的行动，且与宋、史的动作前后呼应，丝丝入扣。因此，不但李肇音的托名信，另外四人的信件，均有可能是这一“集束行动”的一部分。
第三，即使这些信件是偶然凑巧，一同写就，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集中被带出监狱之外。
第四，关在两处的不同的犯人，不可能用同槐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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