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1922-1996)江苏淮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8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免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
乘时而起
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17岁时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改名王力。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是康生，同在渤海区委工作的还有关锋、刘格平、鲁锳、王效禹等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那篇“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王力也不知道内情，他的时运，是随着批判《二月提纲》而起的。
1966年2月3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康生等人参加，王力也列席其中。会后，彭真指示许力群等人整理成《二月提纲》，指出学术批判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针对姚文元等人的学阀作风有因而发的。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了全党。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江青、康生三次谈话中，表示了对《二月提纲》的极为不满。他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看了后不满意地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在1966年4月初写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初稿，也就是后来人们惯称的“5·16通知”。毛泽东对初稿作了重要修改。
这个提纲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了修改这两个文件，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王力、张春桥等人。这个小组便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武汉造势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革”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到武汉后，谢富治才知道毛泽东要亲自来武汉。
毛泽东来到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的。7月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的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当天，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片“热烈欢呼”。
受到围攻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大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等于是反一派，打一派。消息传出，激怒了“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3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随行的“北航红旗”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塞进汽车，押往军区大院四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0事件”。
“文革英雄”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乘专机直飞武汉。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消息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他们和林彪决定利用王力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为此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照片上，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身着军装，挽着王力的臂膀，咧着大嘴，作一副雄纠纠势不可挡状。
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百万人大会。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成了“英雄”。
惨遭抛弃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他们要借此“大做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得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立刻失去了自由。他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押入秦城监狱。他怎么也没料到，“文革”刚刚开场一年，自己就匆匆谢幕了，而且是这样的一种谢幕……
粉碎“四人帮”后王力获得了自由。王力晚年被贲门癌所困扰，他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1996年10月，王力因癌致死，终年75岁。
摘自《关东作家》老海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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