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 “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导，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
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 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根据日本学者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闻一多在内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热切要求中共接受他前往延安。由于闻的一个侄子在此前投奔延安被中共整肃致死，中共顾虑闻到延安将使真相暴露，才劝闻留在蒋管区以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所以闻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民主自由主义者的超然身份，而投身于以武力颠覆国民党政府的一方了。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份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 Nils Bejorot 把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其实，这类现象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时空范围和卷入人数都大了千万倍。手握绝对镇压权力的领袖和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中双方的关系 。挟一人者劫匪，挟一国者领袖。“斯德哥尔摩症状”为研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四九年以后的心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每当看到西方心理学界的有关讨论，我常发奇想，心理学家周先庚伯伯身为人质一方的一员，如果能有科研条件，可以很方便地研究这一现象。世界心理学界不必等到１９７３年才能从 Nils Bejorot 那里得到这个概念。只不过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将不是“斯德哥尔摩症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症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心理学者在那个年代来从来没有作研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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