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共地下党女记者杨刚自杀之谜

杨刚曾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驻美特派记者，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她的“美国札记”通讯曾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她和浦熙修、子冈、戈扬一起成为新闻史上少有的几个女记者之一。她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北京，她都深受周恩来的器重，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被视为“党内少有的女干部”。在１９４９年来临前夕，她成功地说服王芸生，顺利实现了《大公报》的左转和交接、改造。１９４９年后，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周在国际宣传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过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等，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她生前曾在中国新闻界上空闪烁过光芒，身后被誉为“党和人民的忠诚的女儿”。无论我们的信念有多大的差距，都不得不承认她对信念的真诚和执着。在一个以她的信念立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她竟然只能以自杀告终，留下了一个谜一般的问号。

　　一、一个讳言的自杀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正在反右运动高潮时，五十出头的杨刚（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突然自杀，当天下午，邓拓在《人民日报》宣布她逝世的噩耗， “没有说明她的死因，也没有开追悼会。”（吴德才《金箭女神－－杨刚传记》，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３１１页）更让人惊讶的还有长期以来对她自杀的讳言。１９８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刚文集》收入她生前故旧、亲人写的多篇回忆，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她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胡乔木在写于１９８３年６月的序中说：“她在１９５５年不幸遭遇车祸，造成严重的脑震荡，……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解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紧张（这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在１０月７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了人间。”（《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２页）

　　胡绳、袁水拍的《追忆杨刚》一文提及她的死因时说“她因外事活动遭遇车祸，造成脑震荡后遗症不幸病逝”。（同上５３５页）

　　她的族兄杨显东在《忆六妹－－我革命的启蒙老师》中谈到她的死也是语焉不详，只是以深情的笔触记下了自己惊闻噩耗时的情景：

　　“１９５７年秋天，我率领一个科学代表团出国考察，临上飞机，我爱人突然赶到机场，凄声相告：‘杨刚死了……’忍泪登程，思绪万千，这么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怎么会死得这么早呢！？飞机到达伊尔库次克，我向先期到达的范长江同志转告了这个噩耗，他顿足失声地连说：‘可惜’！‘可惜’！……”（《金箭女神 －－杨刚传记》１４页）

　　她多年的挚友萧干为《文学家辞典》写的杨刚小传仅仅说她“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逝世”。

　　她唯一的女儿郑光迪的《怀念我的妈妈》中通篇都没有提到她的自杀，这时离她弃世已近二十七年。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其中４３７页杨刚的辞条下也没有提及她的自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逝世”。

　　只有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新闻界人物（十）》才提到杨刚的自杀，“她没有留下遗言。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告而别。她去得太匆匆。”并对她自杀的原因作了一番评析。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的《金箭女神－－杨刚传记》说：“她在精神极不正常，心情抑郁寡欢的情形下，于１０月７日愤然弃世离开了人间。”采用了胡乔木等人的说法，杨刚到底是不是像所言是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选择自杀的？从“她临终前换了一套紫红色的衣服，穿得十分整洁。”（《新闻界人物（十）》３１１页）这一细节来看，这一说法恐怕是站不住的。综合同时代许多人回忆的情况，她自杀的表面诱因至少有这样一些：

　　１、１０月初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为此情绪不安、紧张；２、１９５５年那场车祸造成的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头痛，疾病的折磨使她处于半休养状态，对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说，她的痛苦是不难想见的；３、她唯一的女儿远在苏联，长期寡居，缺少家庭的温暖；４、１９５７年她自杀前不久，曾参加在《北京日报》社举行的“右派”批判会，在批判曾和她在《大公报》同事、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著名女记者子冈时，她作了主要发言。已一年多未看见她的《大公报》同事吴永良发现：“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当时她不过五十出头。她发言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手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香烟。我还记得她批判的题目是彭子冈怎样从资产阶级妇女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调子很高，恐怕难免有违心之论吧！”（《书屋》２００３年第３期）５、她自杀的前一天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这次会议上，丁玲那些早已做过政治结论的“历史错误”受到严厉清算。也许这使她受到刺激，她也有过被党小组“开除”出党的历史问题。

　　但以她豪爽的个性，以她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虔诚，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让她选择自杀，她的死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二、“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１９５７年６月９日，也就是那篇标志着反右开始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依然不失她当年写“我站在地球的中央”时的气势和激情：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一句“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从中不难读出了她的不平之气，这里有她对现实的疑问，有她对梦的困惑。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作为一个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忠诚女儿，作为党得心应手的工具、一架庞大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她确实无所适从。

　　这一天离她弃世还有４个月，短短四个月间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一幕幕早已载入史册，无须多说，她目睹了许多正直、善良，曾和她一样献身理想的朋友、同志接连被打成“右派”，心中的郁闷、气愤可想而知。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她有着烈火一样的性格。在熟人的记忆里，“她手拈烟卷，慷慨直言，朗声大笑。”她因此被起了个“浩烈之徒”的绰号。

　　她的革命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豪门望族，父亲做过军阀时代的省主席，她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长大，从内部上看穿了其邪恶。在“四一二”的腥风血雨之后，面对年轻爱侣的永远失踪，她毅然背弃了自己的家庭，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燕京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即使身陷囹圄也丝毫没有动摇过。

　　３０年代，她以笔为枪，以出色的文学才华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迅速崛起，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抗战时期，因萧干力荐，她接手主编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让小小的副刊“环上甲胃，披上战袍”，成为“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发表了大量延安作家的作品。她在４０年代赴美时所写的通讯致力于揭示美国资本主义的问题，她不遗余力地在美国报界、文艺界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学者之间奔走呼号，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争取他们对共产党的同情。１９４６年１月，在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她曾以中国公民而不是《大公报》驻美记者的身份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获得一个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军事援助。杜鲁门在读到她的信以后给商业部长写了一封短信：“我对中国政治知之甚少。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希望看到一个对我们友好的拥有民主政府的强大的中国。这是我们和平的太平洋政策的唯一出路。”杨刚的努力不管成效如何，但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她已竭尽所能。

　　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刻，她受命回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共产党上层的意图，一手促成《大公报》的左转和王芸生的北上，把天津《大公报》改组成了《进步日报》，完成了上海《大公报》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为创建红色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在西柏坡亲自接见了她。她身上仿佛带着一团火焰，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理想， “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与她离异后牺牲于日机的轰炸下，幼小的女儿被送往延安，自己长期过着独居的生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她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出席开国大典，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写下了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她说：“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这一刻离她亲手折断自己的生命之帆不过八年，曾几何时，她还在为“大梦”的实现而欢呼、而高歌，转眼间木叶飘零，物是人非，梦依然只是梦，“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她发出的疑问是沉重的。

　　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人怀疑她对她所孜孜以求的“大梦”的真诚，早年在燕京大学她和美籍教授包贵思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包贵思，一位笃信基督教、有着良好的西方人文主义教养的教授，两个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也有着很大的分歧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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