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的代价

作者：张学昭发表：2004-01-28 00:03

1969年的元旦一过，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又掀起了“反右派”的高潮，省草革会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反击这股形“左”实右的思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运动的来势很猛，尤如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势态，连里的生产基本上停下来了。动员会、表态会、批判会、揭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什么损人利己，邻里纠纷，占小便宜，作风不正等等全在揭发之列。经过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已悟出了一些道理，价以面对连里群情激昂的批斗会，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则常常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在这阶级斗争火药味呛人的关口，我和廖辉文被通知调入炊事班工作。我从小住校吃食堂，既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饭。但炊事班是事关全连人命的重要工作岗位，最可靠的人才能被派到这里工作。在这风口浪头上，我不敢提自己的想法，只好强求自己从头学起，尽量干好它。令人高兴的是连长让我们一周后到团里参加技术训练班，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去逛逛县城了。

　　培训学习比原计划提前两天结束，团里让我们玩一天然后回连。在团直小学当教员的丁东红和国利原是我们连的北京知青，她们告诉我们可以借边境通行证去虎头镇玩玩。这个建议太诱人了。虎林是边境县，可虎头镇才真正座落在边境线上，次日清晨，我们带上通行证早早赶到汽车队，搭乘团里运木头的车向虎头镇进发了。一月的北国大地冰封千里，到处一片白雪皑皑，冰雪大道上穿梭往来着各种伐木运木头的车辆。我们乘的卡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虎头镇。边镜哨长验过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自由观光了。这个小镇人烟稀少，同前苏联只隔一条乌苏里江，镇上的百姓多以打鱼伐木为生，兼种粮食自给自足。镇上驻扎了不少军队，到处都是荷抢实弹的军队，透出一种无形的紧张的气氛。冰冻的乌苏里江与陆地连成了一片，站在岸边，我们真有些激动；脚下是神圣祖国的土地，对岸就是他国的疆域，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站在祖国的最东方，这里应该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啊！离开江岸，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养貂场，但是只能在外面看看，不得入内，北大荒的冬天日落得特别早，三点半钟天就擦黑了。我们带的点心早已吃光，在镇上的小卖部，小学校，农舍各处转转就准备截车回团了。起风了，风卷起飞雪搅得天地浑然一体，迷蒙一片。卡车打着前灯，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只动物的眼睛，在昏暗朦胧的夜色中晃动着驰来，我们挥手截车，履试不成。也许驾驶室里已坐满了人，也许时间太晚了，司机急着赶路。好不容易截了一辆，只能上一个人，我就让廖辉文先走了。天已完全黑了，车子更稀少了，风越刮越紧，我一个人不敢站在路中央，怕司机看不清人会出事故。我已在雪地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尽管不停地跺脚运动，手脚还是冻木了。截不到车该怎么办？我心中正盘算着，身后传来声音：“你这孩子怎么总站在风雪地里，快进屋暖和暖和。”是道班的工人在招呼我，他们正在开饭。“你是几团的，饿了吧？”“我是36团的，饿极了。”一位工人给我盛了一碗小楂子粥，递给我馒头和一碗土豆烩豆腐，热气腾腾的，味道直香呵！工人们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后，兴致勃勃地问起北京的各种情况：工大领袖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景，批斗走资派的场面等等，我尽其所知地讲，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快八点了，一位工人让我进里屋与班长家的大嫂同住，班长出差了，十几个道班工人住在外屋的大通铺上。大嫂为我铺好被，火炕把被子烘得热呼呼的，我钻进被窝，浑身都瘫软了，困意立刻袭上来。大嫂问我：“你这女娃子胆真大，咋一个人出来办事？”“我不是办事的，是借了通行正出来玩的，走了一个人，我没截上车。”“你说啥？”大嫂一脸吃惊神色，我又说了一遍。“那可不行了，这阵边境上吃紧，你借人家的证跑出来，那得到公安卡子上报告一声。”“明天再去吧，我困死了。”“这不行，我们这儿有规矩，可不敢犯纪律。”我无可奈何不情愿地爬出热被窝，随她去公安卡子“自首”。反正我就是借个证出来玩玩，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被大嫂带到虎头镇边防站兼公安处的幢红砖房子里，董处长接待了我。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透出一种威严和警觉。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家祖宗三代人的成分、历史，我的详细经历。他边听边说，最后让我准确地写下今天一天到过什么地方，走过的路线及时间，好像我犯了什么法一样，我心中忐忑不安。其实，我借通行证就是为了玩，除此以外我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也绝无投敌叛国的念头，随你们审查吧。例行公事完毕，董处长笑了，“你给我讲讲北京的情况吧。”我一下子觉得心里坦然了，看来他没把我当坏人。他兴致盎然地什么都打听，我们谈兴甚浓，一位军人进屋当着我的面向董处长报告：已与36团团部，二连连部和北京我哥哥的单位通话联络过，审查我所说的一切属实。我的天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无线电波穿越了几十公里，几千公里的空间，把我彻底地透视了一番。这也好，落个明明白白。董处长又笑了，“明天下午团里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带你去招待所睡觉。”第二天上午，董处长带我去江边，让我登上边防哨所的了望塔，了望乌苏里江对岸的伊曼城。他还带我钻进日本人留下的碉堡里，给我讲这里发生过的激烈战斗；还带我进养貂场里参观，我拿着肉去喂这些紫光油亮的、可爱的小动物。下午团里派了吉普车来接我。回到团部，自然要挨团长、政委一通批评。孙政委看完我写的检查还比较满意，他说要发一份通报，教育全团的青年。我回到连里，大家纷纷说我太傻了，说一句假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了。是啊，我要是不对大嫂说通行证是借的，证上又没照片，哪会惹来这么多受审挨批的麻烦，可是我从小到大，妈妈和老师从来都教我为人处世要忠诚老实。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的故事是我记得最牢的故事了，我从未说过假话，遇事也从没有不说实话的意识，这有什么不对？我很疑惑。

　　离开连队近十天，连里进驻了解放军反右倾工作队，宿舍的墙上出现了一些揭发安连长和王指导员的大字报，还揪出了刘医生和拖拉机手徐宝勤，他们都是生活作风问题。指导员被定罪为封锁毛泽东思想，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我对老王的印象一直很好，他正派而耿直，我不明白也不相信他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和好朋友荣景潜晚上悄悄溜进老王家，问起原因，老王讲他轰走过一个来连队卖毛选的人－－那人自称是虎林县新华书店的，来到连里就仔细打听人员的组成情况；他没有营业执照，引起了老王的警觉，就把他轰走了。这怎么能算罪行，这分明是革命警惕性高的表现。第二天工作队于队长参加我们后勤排的批判会。我谈了自己的想法：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但是希望能创造让人讲实话的气氛，特别是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发言，另外不要把似是而非的事当作定案的根据。我刚说完，于队长就迫不及待地说：“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只要有三人以上作证就是铁证如山的事实。”这逻辑多么荒谬，三个人合伙害一个人还不容易？！简直太可笑了。我想反驳他，排长老邵却死死地压着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吭声，我只好忍住了。一天后全连开总结会，我和几个同学照例坐在最后一排。刘大保小声真怪我：“于队长在造舆论，说你的发言影响很坏，你要是不放弃错误立场，就把你去虎头那事的通报装入你的档案。这批当兵的是刚从越南撤回来的，什么也不懂，你千万别再发言了。“真卑鄙！我愤愤地抗议。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襟怀坦白，不应有所顾忌。在召开的青年座谈会上，我又重述了自己的想法。

　　随着反右倾的深入，连里的重要干部都被“挂”了起来，冬天该进行的排水、积肥，维修保养机械、备耕等工作都停顿了。没完没了的会搞得大家疲疲沓沓，连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闷，大有人人自危之势。人们相互见了面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该不该搭理那些被批斗的人，可是被点了名的人占全连职工家属的十分之一还多哪！

　　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枪声一响，军队立即整装开拔奔赴前线了。鼓噪一时的运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安连长，王指导员又重新站出来主持工作。农时不等人，庄稼还得种。北国冬长春晚，但冰雪正在慢慢地消融，春天终归会到来的。

　　1973年底，我突然接到国利的来信，她早已调到新疆工作。在信中她述说了因为1969年通报我去虎头之事牵连到她，而且这通报又装入了她的档案，当时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在入党和上大学的问题上，她蒙受“对组织不忠”的不白之冤，使她严重受挫。她希望我去找原团长和政委问个明白，为什么他们说通报是为教育全体青年的，是对我们的批评而不是处分，不记在档案里，可是又在背后搞了小动作。请他们把通报的性质、内容向国利的现单位说明白，看了信我非常内疚，由于自己的幼稚和不慎，影响了朋友的前程。我也非常气愤，政委和团长为什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为了解决问题，我奔波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使团部给国利所在单位发函，满足了她的要求。但是她所失去的机会却无法挽回了。在当年被通报批评的六个人中，只有我和国利的档案中被装入了通报。显然我是因为在反右倾运动中直言不讳地说实话，没合着工作队的调子唱，国利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坦诚而得罪了某些人。当年我们不懂得办事情、处理问题要讲究策略和灵活性。我们只信奉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可是我们的诚实却被某些利用权术的人所耍弄，我们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张学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7月到东北建设兵团，1976年回北京，现在北京汇文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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