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骐：关露之死

她在冤案彻底平反后悄然弃世。她死得寂寞凄凉。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震动 1982年12月5日，一个寒风凛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内一条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陈旧的机关宿舍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居住着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她满头灰白头发，一脸憔悴疲惫不堪神态，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天是星期日，请来照应她的保姆按例未来上班，一个经常来帮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务了。当夕阳西下临近黄昏时分，她目光呆滞无望地凝视了一下周围的一切，然后慢慢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拧开瓶盖，朝手心里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药片，然后果决地放人口中，顺手端起半杯温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将药片全部吞咽下去。接着，她便平静地在自己那张破日的单人木板床上躺下，盖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她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位在寂寞和凄楚中自杀身亡的老妇人名叫关露，时年75岁。

令人困惑而又唱叹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专门为她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1957年2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什么她在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又会采取如此轻生自弃的行动呢？

关露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一次不小的震动，和她在生前备受冷落、倍感寂寞和凄凉的境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文化部和作协不仅为她举行了庄重的悼念仪式，而且特别为她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孝规格不低、有数十位名流参加的座谈会。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和资深的老战士都作了积极热情的发言。

丁玲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jie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姜椿芳说：“她一生不幸，受尽苦难，最后在她的枕边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可见她晚景的孤独和凄凉。”

周扬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

关露生前的好友之一许幸之的书面发言具有总结性：“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

她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她放弃自己的文学志趣，转入隐蔽战线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岁那年，她父亲不幸逝世。15岁那年，她的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便成了孤儿。

关露努力上进，用功读书，几经曲折，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入学的头二年，关露读的是文学系，后来受宗白华先生影响，又转到哲学系去学哲学和美学。在此期间，她经同学钟潜九的引介，结识了当时已在南京文坛初露头角的张天翼、欧阳山以及途经南京滞留的胡风等人。她同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自己也在这时开始了创作实践，写了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她还被邀参加由欧阳山主编的文学刊物《幼稚周刊》的编辑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学圈内。

1931年夏，关露离开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到上海去闯世界。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钟潜九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正秘密参与工人运动。在钟的鼓动5导下，关露投入了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事业。

此后，关露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工人群众的斗争，一面加入左翼文艺运动行列。她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的刊物。她的诗歌创作成绩引人注目，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词《春天里》经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广泛流传，脍灸人口。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关露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执着的追求，并已被证明有着多方面的才华。

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她是可以在这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为一个已经决心献身于党的事业的战士，后来却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文学的志趣，走上了党为她安排的另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关露则根据党的安排留了下来。

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找小廖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的第二天下午，有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馆来找她。刚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由这位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他是从延安来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具体原因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危险的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一点退路；而中共情报机关在获悉李士群的这一动向后，也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因势利导，对李士群进行争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经营救过、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担任和他联络的任务。只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经过锻炼的干部，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

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接着，潘汉年便简要地向关露介绍了李士群的一些情况和所以要派她去担负此项任务的原因。这才使关露心里有了点底。她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她今后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要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去开展工作。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

她牺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忍辱负重去扮演“文化汉奸”的角色 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关露听说自己以后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当即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果然在几天之后，吴成方就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三名中国编辑分别负责编各自的栏目。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编一些自己并无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做这样违反自己心愿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氲摹Ｔ诨嵋槌锉钙诩洌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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