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缘何遭受迫害？
1999年7月23日的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颇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文革”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再次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最开始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正式宣告了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接着是各民主党派、各宗教团体负责人与“民意代表”纷纷登台奉旨发言，声讨法轮功的各种“恶行”，其中当然少不了法轮功成员在中央及各地电视台上现身忏悔这一中共政治的保留节目。
为了论证政府对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进行打击是“正确”的行动，还找到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的离婚多年的前妹夫出面检举揭发，《人民日报》整版登出“李洪志其人其事”－－享受过如此级别待遇的人，在时间距离上最近的是“六四”事件中的“动乱精英”，如“方励之其人其事”等等。这种黑云压城的态势，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包括一向自许为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将法轮功视为不见容于社会的群体。清除法轮功与帮助信众思想转化成了政府派下去的硬任务，任何单位如果有未能转化的法轮功信众，必将影响领导者的升迁，这种连坐式惩罚使得法轮功信众在中国陷入孤立境地。
但政府给法轮功的安上的罪名却几经变化。最初公布时只是“非法组织”，让人觉得这一罪名于法轮功而言有点栽赃的味道，因为当时法轮功确实曾在全国气功学会堂而皇之注册登记，在中国公开活动多年都未曾遇到任何政府机构的非难。这也是最初海外法轮功与中国政府反复辩诘的一点。但对于一个拥有全能权力的专制政府来说，这点小小的困难很容易克服，既然权力核心认定法轮功是“非法组织”，中华气功学会也只能立即注销这一注册，法轮功因此也必然只能成为“非法组织”，中国人对公共事务从来就缺少热情，此时甚至懒得花心思去思考政府为什么在罪名认定上要花如此多心思。当时的媒体均接到中宣部下达的通知：不能将法轮功称之为宗教组织，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宗教政策，只能称之为“非法组织”。这一定性直到江泽民访问法国才改变。江在该国访问时被问及“法轮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竟脱口答称是“邪教组织”。领袖的话不能更改，至此法轮功的性质才一变而为“邪教组织”。至于江当时为什么要随口将法轮功的性质改为“邪教”，原因无从查知，或者是因为考虑到国际社会中无“非法组织”一概念，而对“邪教”的痛恨情绪却也有之，用此罪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同仇敌忾。
尽管中国政府声称镇压法轮功是因其“歪理邪说”，法轮功信众们也坚持认为自己是出于信仰原因而受到镇压。但笔者却认为中国政府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城市贫困阶层日益增多，维系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普通百姓不再信仰，连共产党官员也不再奉信。在此状态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由生态危机、生存危机与信仰危机交织于一起社会危机，保持统治稳定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对任何有组织的民间力量都表现出极大的畏惧感，江泽民就一再强调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并“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以障海内外耳目。对于工人农民及其他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毫不手软地实施镇压，就成了中共政府九十年代后期的基本统治策略。
气功组织作为一种远离政治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持鼓励态度。因为人们如果趋奉气功等神秘文化，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兴趣，亦即政治的兴趣自会减少。自80年代始，所谓气功、风水、易经等一切中国民间民俗神秘文化，在官方放任自流的态度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许多政府高层官员本身就是这类神秘文化的信奉者，一些大气功师本身经常在外自夸与某些高层领导者有特殊交往。但在诸多类似组织中，为什么法轮功首当其冲地成了政府镇压的对象呢？这自然与法轮功本身的特点有关。
首先，在诸多气功组织中，唯有法轮功创始人没有将传播气功作为个人牟利手段，且还有一套以真善忍为核心的信条，这些信条通过诸多著作传播于世，这一特点决定了法轮功较之其他气功拥有更多的信众。尽管法轮功在最初受到打压时不愿承认自己是宗教组织，但它确实有宗教所具有的一切要素，尤其是真善忍信条对信众有极大的精神影响力；二是法轮功在传播过程中，各地的辅导站事实上已经起到了组织作用，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与坚定的信仰结合起来，使得法轮功集体行动有了可能；第三，法轮功要求信仰自由的权利，在中国政府看来，就是对政治的干预。这里必须说清楚的是，置身于中国特有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法轮功成员出于安全考虑，一直声称自己远离政治，至今都还要将自己与其他一切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政治团体区别开来。但是何者为“政治”，法轮功的解释与政府的解释并不相同。法轮功信徒至今都未曾意识到一点：法轮功深入民间社会的强大组织力量，深深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
法轮功传播迅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指责《转法轮》一书是伪科学，宣扬迷信；并批评法轮功的修炼者是傻子。紧接着于7月24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地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随后，一、二十家报刊杂志相继批评法轮功。继之，国家出版总署及中宣部也下令各出版社不许出版介绍法轮功的书籍。相关部门则于1997年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调查。1997年初公安部门以法轮功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布置全国公安部门进行调查。这些文章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一个：防止法轮功迅速传播。1998年7月21日，政府部门又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该文件指法轮功传播谣言邪说，一些法轮功骨干利用传功进行犯罪活动。这份文件下达后，不少地方的公安局便宣布修炼法轮功属非法集会，对法轮功信众非法拘禁、关押、打骂，法轮功的相关书籍都被列为禁书。随着这种政治打压逐渐升级，终于发生了引起世界注意的1999年4ܮ25中南海请愿事件。
该次请愿活动中，上万法轮功信众在中南海请愿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与自觉性，让中国政府大为震惊。据说信众们请愿过程中秩序极好，请愿结束后，地下连一点垃圾都未遗留。这种高度自觉的组织性，连中共政府都无法做到。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公众活动，只要不发生事故，就算遗下满地垃圾，就是正常情况。正是法轮功信众们所表现的这种让中国政府警觉、让公众吃惊、让法轮功信众们引以为傲的高度组织性与自律，让政治上深感虚弱的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信号”：在中国政府领导的社会组织系统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另一个组织，其力量足以对中共统治形成挑战。
从中共执政五十余年的历史来看，只要被党的领袖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自我声称不干预政治的政治技巧根本不足以保护自身不受政府伤害，因为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各种藉口。法轮功的存在既然犯了中国政府的大忌，找个藉口整肃法轮功并鞘谗崮咽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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