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校的一间教室是法轮功的练功地点。我找到那儿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练功。闲聊几句，发现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且热情友善。我问学功是否要交费，他们笑笑说，这里谁来都是免费学功，他们则是义务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产党的“敛财”之说看来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这时录音机的练功音乐响起，我站在一边随着李洪志老师的口令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一切显得十分平和、轻松。因为以前练过气功，我很快有一种置身在很强的能量场的感觉。打坐时，我咬牙坚持到结束。临别前，他们借给我李老师的两本书：<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当夜，我打开<中国法轮功>，一下子就被作者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将古人从未介绍过的博大精深的修炼真机展示在眼前所折服。从前阅读涉及人类历史、宗教、古代医学、伦理、和古代哲学的许多百思不解的疑惑，瞬间冰消冻解。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知道了气功的真正内涵。泪水夺眶而出。
看完<中国法轮功>，我连忙捧起<转法轮>，直到鸡叫天明。星期天我上网对<纽约时报>的网友介绍了我考察法轮功的初步结果，并向大家宣布：我决定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这个帖子一登上去，立即引来一阵喧嚣。为首的是Lau先生。他是新加坡的制药商，曾作过新加坡的议员。他质问我如何解释我以前对他和他家人的人身攻击。
以前的我在中国论坛上对一切为中共涂脂抹粉之人用最尖刻的言语抨击。Lau先生曾赞扬6-4屠杀，支持把大陆死刑犯的器官割下用于出口换汇的勾当。为此他成了我人身攻击的箭靶子。他曾致函<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表示抗议，使其一度取消了我在那里的写作资格。
面对他的质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原以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现在重新做起就是了。没想到现在必须在大家面前作个公开的了断。我该怎么办？是维护原来的面子继续回避，还是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悔过道歉？我很快决定，因为我是修炼人了，必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马上在论坛登出帖子，向包括Lau先生在内的所有曾遭到我恶意人身攻击的人士表示歉意，同时再次表示我会真心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Lau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表示，一周后才接受我的道歉。他写道，“一周来我注意到你的变化，相信你不是在愚弄我。”
就在我登出道歉的帖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关节疼痛。我以为感冒了，便决定用针灸给自己调一调身体。刚扎进一根针，我一下子想起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关于净化身体的论述。他说："真正炼法轮大法的人，你能够把心放得下的时候，从现在开始都有反应。放不下的那些人哪，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他放下了，身体净化了，别人都一身轻了，他才开始祛病，才开始难受起来了。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在其它地方办班的时候，都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的反应不正是李老师为我净化身体的表现嘛。一想到这儿，我立即把针拔了出来。这种“病态”持续了大概两天便自行消失了。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精力充沛。这是以前练其它气功或打针吃药从未有过的美妙。
一个月之后，我到波士顿参加法轮大法经验交流会。这期间因一点小事我和一个修炼人吵了一架。我当时没有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心里一再怪罪人家态度不好。结果越想越气，竟决定参加完下午的游行不再修炼了。傍晚开车回新泽西时，我担心开车犯困，想打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开车。可刚一接触按钮，突然一缕清新美妙的法轮大法音乐----<普度>在车内响起。我以为是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回头一看，车窗根本没有打开。这清晰流畅、委婉动人的乐曲究竟来自何方？我的手停住了，脑子也不再思索她来自何方。开动起车子，在这美妙的乐曲的陪伴下，平安回到新泽西。原来的恼火不知不觉地被这乐曲化解得灰飞烟灭。
16、百利而无一害
三年半来，我在法轮功修炼人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中，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绝症患者从死亡线上绝处逢生的神奇，也目睹了在法轮大法的启悟下修炼人道德迅速回升，成为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奇迹。我相信这些是法轮功对任何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亲爱的读者，让我随意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新泽西的Tom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电脑工程师，今年40来岁。以前曾患有“克山病”，一种少见的中国大陆地方病。几年前他在美国安居乐业初现轮廓之际，所患的“克山病”发展到后期，造成心脏衰竭。就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法轮功，从此无医自愈。
------我认识的另一位新泽西的电脑工程师已在一家全美数一数二的电讯公司服务多年。她来自北京。大概在97年她不幸染上重病，一度坐上了轮椅。就在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忧虑突然代替了对未来的憧憬之际，公司同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读完<转法轮>，她能下地了，很快莫名其妙地痊愈。
------纽约市的一女士也来自北京，有30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不幸患上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扩散。绝望之际，她听从大陆亲友的建议，开始修炼法轮功。相继成年的女儿和儿子目睹了母亲死里逃生的过程，也于98年前后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刘女士，祖籍大陆东北，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后移居美国，经营珠宝买卖。因糖尿病每日注射胰岛素。曾因糖尿病引发昏厥，送医院抢救。1998年在广州期间，当地安全厅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半年之后，与胰岛素绝缘，糖尿病痊愈。去年与她交往期间，我们一起用甜食，吃西瓜，全无顾忌，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中医师不得不放弃一些难以放下的医学观念。
2000年11月我在香港期间，在中联办对面的街道碰见了大陆“名人”司马南。当时，他没有报姓名，只说是大陆的记者，想与在中联办外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聊聊，顺便拍几张照片。我们就这样从6-4屠杀到镇压法轮功聊了起来。没说几句，香港法轮功学员马杰便“猜出”了他的真名实姓。司马南只好掏出名片。据他讲，他因6-4曾遭受软禁。他认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非常愚蠢。我们又从气功现象开始，谈到法轮功修炼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时在场的香港学员周胜讲述了从小遭受癫痫的折磨，久治不愈，给个人和婚姻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修炼法轮功使癫痫无医自愈的经历。深圳退休教师、新西兰公民廖姨也介绍了过去一身病包括肝和胃均作过部份切除手术，炼功后身体全面康复的事实。司马南静静地听着。第二天他与我们再次会面，分手时，他接过了我们送给他的大陆迫害法轮功真相的印刷品和法轮功的书籍，告诉我们要把这些带回大陆。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人患病。目前大陆整体医疗保健体制每况愈下，濒临破产。无数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有病看不起，许多能去看病的人却又看不好所罹患的疑难病症，人们在苦苦地挣扎着。
在99年镇压之前，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使大陆一亿人无医自愈，神奇地恢复健康。这不仅给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带来欢乐和幸福，也自然而然地为中国社会整体的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福庇所及何止是一亿人啊？！
如今法轮功已传播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社会带来幸福和美好。那么，江氏政权一手操纵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迫害不正从关系到大陆民众身心健康这一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上剥夺了亿万民众的权益了吗？！难道这就是江氏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简直就是笑话！
目前中国大陆江氏政权腐败至极，为了“稳定”而编造的谎话象瘟疫一样泛滥。连象SARS这样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烈性传染病也敢大言不惭地当着国外媒体和大陆民众公开扯谎：“SARS已得到控制，外国人到北京工作、学习、旅游都很安全，带不带口罩都一样。”江氏政权这样的欺诈民众难道也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假如说江氏诬陷法轮功的谎言有什么站得住脚，那为什么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或自杀？为何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完全出自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信誉可言的中共媒体口中？其实，法轮功若是真的一练就得“精神病”或造成“死亡”，何必劳驾江氏亲自操刀四年，血腥镇压，早就自生自灭，无影无踪，岂可洪传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江氏政权全面镇压法轮功，诋毁真善忍，不正好从另一面在大陆推崇假恶暴吗？！一个假恶暴盛行的国度必将把它的国民置于人人相见如敌，随时准备宰杀别人或被别人宰杀的可怕境地。江氏利用谎言发动的这场大迫害不正把国人引入灾难的深渊吗？！是无动于衷只关心钞票，或见利忘义落井下石，还是做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仁人？这不正是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个不可回避的道德考题吗？古人云：持善之家必有余福，持恶之家必有余殃。<史记>中说：祸不妄至，福不徒来。但愿更多的国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带来余福！
17、谎言最怕戳穿，事实胜于雄辩
面对江氏政权铺天盖地般地将世人引入灾难深渊的谎言，无数法轮功修炼者本着维护众生根本利益的善念，全面讲清真相戳穿谎言，让真善忍传遍天涯海角。
在中国大陆，无所畏惧的法轮功修炼人屡屡成功插播中共牢牢控制的电视系统使数以百万的大众有机会看到真相，认清谎言。
在海外，修炼者利用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发传真，接触大陆出访团体以及参加网上讨论等形式也有力地把真相的信息传播到无数中国人的心中。
有一次我无意发现纽约法拉盛有许多小旅店，聚集着许多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或多或少被江氏政权的谎言所蒙蔽。为了向他们讲清真相，去年春天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以过路客的身份在其中一个旅店落脚。付钱后，便和里面的房客坐到一起，他们看我穿着印有法轮功标记的套头衫，自然而然地就谈起法轮功。就这样我从容地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们。有一回，到了晚上11点，也没有碰上谈话的对象，我打算到房间里去睡觉，可一想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来睡觉的，便又回到客厅。刚进去，旅店经理就朝我走了过来。他原是辽宁省经贸委的一位处长，曾到秘鲁参与经贸合作项目。后在美国落脚。他对我说，他曾和他的一位朋友，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交官，一起讨论法轮功。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大科学家也相信法轮功。就这样我们开始坦诚交换看法，一直谈到清晨4点才去休息。
记得最后一次去一个小旅店，我刚讲几句，其中一个来自东北的下岗工人就沉不住气了，接着我的话题讲了起来。他说：“我娘和家里的其他亲友都练法轮功，他们都因练功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在纽约中国领事馆对面练功时，我发现领事馆外有一个大陆干部模样的人盯着我们看个不停。我走过马路，与他聊了起来。交谈中，我突然想到此人可能是新到的副总领事，黄慧康。一问，正是。
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派到此地大概专为我们而来。他告诉我，他每天都看<明慧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大概多少弄明白了两个问题。其一，他告诉我，在北京他曾会见过印度学者，讨论邪教的定义。根据印度学者的结论，只要某种精神运动的领袖尚在人世，其必然是邪教。我反问他，若根据这一定义，当年释迦牟尼和耶稣在世时必然是“邪教”了？！他想了想，没有回答。其二，他指责李洪志先生“要谋取中国的领导权”。我当时这样反问他：“法轮大法已传遍五大洲60多个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不同肤色的民众修炼法轮功。若按上述逻辑，看来李洪志先生是意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了？!”黄先生再次哑口无言。接着我请他谈谈对江氏赖在职位上不退的看法。他颇有把握地说十六大一开，他就会全退。看着他那份“自信”的神情，我请他过后看分晓。今年2月，在<侨报>举办的一次联谊会上，我再次碰见黄先生。谈到十六大后江氏死抱军权不放时，黄先生又说今年人大会后江必然会放下军权。
如今十六大和人大都开过，江氏要“全退”的许诺也全部“兑现”。再加上SARS爆发时，江氏指使人公然散布的弥天大谎也昭然若揭，真不知黄先生这类口中与江氏保持一致的中共官员情何以堪？
18、冰岛之行
江氏的谎言不仅毒害着包括黄先生这样的中国人，也毒害着其他国家的善良百姓。去年6月，我去冰岛抗议江氏出访时差点被拒之冰岛国门之外。在巴黎机场办理冰岛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时，近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被冰岛航空公司依据中共提供的名单拒绝办理登机手续。由于头天我因护照和机票被窃，重新补办了护照和机票，我成了少数几个“蒙混过关”登上飞机的法轮功学员。据当天飞机上的英文报纸介绍，冰岛政府在日前已在雷克雅未克机场扣押了70多名来自台湾的法轮功学员。
这种因受中共欺骗而做出的一系列有驳民主国家宪法准则的作法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弹。冰岛政府迫于压力很快释放了全部扣押的法轮功学员。我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出租车司机免费带我们找旅店。在一处旅店，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三个两寸见方的红色汉字赫然印在最上方：对不起！
要到议会来。我走到议会旁边的小山顶，盘腿坐下。不久，一警察告诉我这里不能停留，我起身朝着议会方向走去。议会对面有一个小咖啡馆，我信步走入，要了一杯咖啡，坐在玻璃窗前。江氏终于出现了，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保镖的搀扶下吃力地爬着几个台阶。脖子后面露出的厚厚的肉褶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北韩独裁者金日成到访北京时给我留下的那个脑满肠肥的丑陋印象。我拿出法轮功的黄色套头衫，穿在衣服外面，然后闭上双目，盘腿坐在椅子上。
不知什么时候江氏保镖在外面发现了我。他们交头接耳，对我挤眉弄眼，但就是不敢进来。江氏出来时，他们站成一排挡住江的视线，生怕江看到黄色套头衫。
那天中午，雷克雅未克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大游行。3000多名当地人士举着印有法轮功真善忍的的横幅标语，抗议冰岛政府的不义之举，并嘲笑独裁者的到访。
傍晚，我在江氏途经的一条公路旁打坐表示抗议时，被警察带到雷克雅未克警察局。在那里我当着十来个警察和他们局长，历数江氏一桩桩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百姓的法西斯暴行。他们静静地听着。我讲完，他们请我继续讲。就这样我一直讲到他们完全听明白为止。局长一言不发，看看我的护照，便还给了我，然后送我走出警察局。
那天晚上，我回到议会附近的小山上，独自一人在长椅上打坐，这引起了附近7、8个喝着啤酒的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围了上来，重复着中共在当地媒体上散布有关法轮功的谎言。我平静耐心地开导着他们。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主动要我教他们学功。学完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他们不住地告诉我“抻”得真舒服。其中一个小伙子居然给我跪下，直呼我“爸爸”。我赶紧把他扶起。另一个说：“你应该见我们的首相，向他讲明法轮功的真相。”分别时，他们各个与我拥抱。
第三天下午，我们在机场附近为江氏“送行”，警方对我们出奇的友善。“送行”完毕，许多警察当起义工，用警车把我们一车车地送到机场候机大厅。
19、“一国两制”还是“两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与朋友飞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归”大陆5周年。鉴于我俩儿早在香港移民局“榜上有名”，且我们的朋友、68岁的纽约法轮功学员旦大姐已于一周前被香港移民局强行遣返，为了避免相同的结局，我们决定不出海关，就在机场内练功、发正念来“迎候”江氏。根据国际航空惯例，过境旅客可以在机场内停留48小时。
我们是29日夜抵达香港机场。30日清晨我们坐在宽敞的大厅正闭目休息时，突然被一阵喧哗惊醒。我站起来，只见一群移民官员从海关方向疾步从我们旁边经过。一位中国女士从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们不能这样无礼！”透过外面的的移民官员，我看见5、6个年轻力壮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个年轻女士包裹得严严实实、挟持着强行遣返。那位女士显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岁，身穿连衣裙的妇女正指挥着：“抓紧她，不要松手！”还有一位男性官员不停地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个实施暴力的场面。
我忍不住了，跑过去，大声用英文呵斥他们必须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来，让她自己走。“否则，我会把这一切全部公布给媒体！”有人试图阻拦我，其他人慌慌张张地加快了脚步。我跑上一条电动传送带，反方向移动，以便与这些步行的官员保持同步。我大声呼吁来来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这种野蛮行为。加上那位女士拼命挣扎，穿连衣裙的妇女没办法了，让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并请我去劝说。我闯过去，弯下腰，用中文问她的姓名。她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我叫杨向东，是日本横滨的法轮功学员。”
我起身质问那些官员，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为什么向中国大陆看齐，也迫害法轮功？！无人作答。最后穿连衣裙的妇女出于无奈，放弃了这次遣返，允许杨女士站起来，随他们走回海关办公室。
我回到机场大厅，找到一个免费电话。刚要给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打电话，投诉香港移民官的劣行，两位香港佩枪警察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查护照。他们记下姓名和护照号码后，其中一个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说：“Behave yourself!”(“规矩点！”)我对他说：：“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该守规矩的是你们的移民官员。)他们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没必要再隐蔽什么了。我先把刚发生的一切通知<南华早报>，接着就和朋友在机场大厅的另一侧盘腿打坐，发正念。
下午4、5点我们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开始连续不停地发正念。后来从新闻报道得知，江氏就是那时在香港机场降落的。我们不出关，选择在机场内练功、发正念，显然让等候我们出关以便及时扣押、迅速遣返的“各类官员们”大失所望。但碍于机场内中外游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对我们的行动看来一拖再拖。
午夜12点，大厅一片寂静。在机场过夜的旅客大都进入梦乡。只有我们俩还在盘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员出现在我们不远处。其中两个人走过来，要求检查护照。看过护照，又要查机票。因为我们用的是电子机票，他们没有查成。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出海关，我们说担心会被他们的同事用帆布把我们也包裹起来，扔进飞机。所以我们选择当过境旅客。他们告诉我们，若是过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时。我们说，还好，还可以继续停留24个小时。
两位刚离开，不一会儿又从那群人中走过来两个人，再次要求查护照。这时那群人已挪到离我们5、6米的地方盯着我们。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机场宣传材料上介绍过的当地“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来的正好，便上前两步，向这位“要人”讲起大陆正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个移民官员急忙挺身护住他。我笑笑说，你们20多人还怕我们一男一女吗？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时期的悲剧又重新在中国大陆上演。
移民官拿着我的护照翻过来倒过去，不知在查看什么。我猜他已看够，便伸手把两本护照抓住，收回，还给同伴，把自己的放进裤兜，然后扣上钮扣。刚放好，我发现那个官员已绕到我身后，我正想转身，他突然把我拦腰抱住，用广东话大声招呼他的同伴。就这样他们蜂拥而上，把我们二人劫持，连推带搡地关进海关办公室。我的护照被他们趁机抢走。
推我最凶的一个人使劲用一只手揉着另一只骼膊，看来很难受。目睹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径，我忍俊不禁，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江氏不喜欢的过境旅客吗？”他们低头不语。我们要求通知美国领事馆和媒体，他们推托了一阵儿，在我们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们使用他们的电话把这一切通知<南华早报>。
后来他们让我们在“拒予入境通知书”上签字，我们拒绝了，觉得十分荒唐：我们不曾申请入境，只是在机场等待转机，却被他们强行拉进海关走过场。
香港公务员毕竟不同于中共假恶暴制度下熏陶出的“人民公仆”。上早班的移民官听了我们的陈述颇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无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诉我们他也信佛。我说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轮功却在大陆遭受血腥迫害，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他问我发正念是怎么回事，我便简要地把修炼人利用通过修炼而产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人的邪恶因素的道理讲给他听。
他们原计划找一架一早离开的客机，尽快遣返我们。由于座位紧张，没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这样我们在海关办公室练功和发正念一直延续到江氏下午离开香港之前。
他们没有对我们动“粗”，但还是动用大批人力，前呼后拥，直到“送进”飞机为止。坐在我旁边的是位香港老妇人，搭机回多伦多。她对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公务员变相减薪以及特首强行通过23条颇为不满。她悄悄说，公务员准备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减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正迅速被“两地江治”所取代。大陆疯了似地镇压法轮功，香港当局紧跟其后。她指着<苹果日报>的图片，对使用暴力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十分不满。我掏出<拒予入境通知书>，讲述了我们如何在机场内不曾出关就被劫持的经历。她听了目瞪口呆。她告诉我在多伦多经常碰见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万市民上街大游行标志着中共在香港推行“两地江治”的破产。祝愿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们的民主权益，为了香港的未来，共同抵制实为陷阱的“23条”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门
当人落水时，我该如何做？当杀人放火出现在眼前，我又该如何对待？的确，我可以站在岸边呼喊他人来救人，也可以扔出绳索或想出别的办法去营救落水之人；对行凶者我也可以站在远处高喊“抓坏人！”但这不是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如果说，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为绝食学生讲句公道话，做件公道事，那么，当这场危及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邪恶迫害甚过杀人放火千百倍时，我岂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作为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我必须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窒息邪恶。这是我的义务和职责。
很多事说来容易，一旦付诸行动就显得阻力重重。但是，这迎面而来的阻力对修炼人来说，却又是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
2000年2月我申请到护照。随即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申请签证。结果被拒签。理由是：作为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首次申请签证回中国，必须出示中国的出生证或中国大陆签发的旅行证件 。看来命该去不成，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随一对法轮功夫妇 去纽约中共领事馆会见中共外交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这位官员与我年龄相仿。我谈起6-4，谈起有关我过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陆以及如何从修炼法轮功得到益处。也谈到我申请签证，但被拒签的经过。他看来很受触动。在我们结束会面时，他居然向我们索取<转法轮>。
不久之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因为拿不到签证就顺水推舟，放弃回国抗议邪恶迫害的机会。我想既然为了个人的自由可以偷渡来美，为什么不能为维护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辞去工作，买好一张单程票，告别了家人，来到香港。
当地的炼功人劝我先到中国旅行社试办签证。结果，一下就拿到了。原来一抵达香港就算第一次进入中国。从香港再申请赴大陆的签证，原来那个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这样，我于2000年6月2日下午在红□坐上北去的列车。
上车后我躺下就睡。不知过了多久，蒙胧中被人叫醒，发现车厢里只有我和两个大陆警察。他们要我立即从上铺下来，随他们出去。原来列车进入深圳后要在边防站停车，检查身份。我竟浑然不知。边防人员看过我的护照，盯着我使劲地瞅，然后又连忙翻着一个本子，对照上面的照片。没有发现破绽，放行了。我心想看来纽约的那位外交官没有见利忘义，把我的一切通报给中国政府。
软卧车厢除了我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授，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回来。另外两位是侨办的官员，一老一少。经过这番检查，我困意全无，便拿出袖珍版<转法轮>，坐在下铺读了起来。正读着，旁边那位教授忽然问我：“看的是什么书”？
“<转法轮>”，我答道。
“什么，”他有些紧张。我把书的封面递给他看。
“快收起来，这是禁书”，他面部肌肉抖动着
“为什么？这本书教人向善，使无数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为什么不许看？”
“不许看，就是不许看！”侨办的老太太在一旁帮着腔。
我凝视着教授，问他：“您教中国文学史，想必对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内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对？”
教授说不出话来。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产党明明血腥镇压民众和学生，却诬陷学生和市民为‘暴徒’，还说天安门没死人。您为什么相信和顺从这个靠谎言和欺骗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说话。我便和侨办的年轻人聊了起来。女列车员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住脚步，依着门框听我们谈着法轮功。就这样从法轮功在海外洪传到国内的血腥镇压，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会在第二天到天安门去练法轮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惊，劝我千万不要去，说去了也没用，还说抓起来就回不去了。我告诉他们：“如果去了真没有用，我也就不来了。既然来了，我就没想着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车驶进北京。当晚在朋友家过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头班公共汽车，赶到天安门广场。在晨曦中，我从容走上金水桥的主桥，站到武警的后面，放下背包，开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弥勒伸腰，
如来灌顶，
．．．．．．
从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离天安门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门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从小到大，我来这里上万次而不止，却从未有过象那天清晨那样的殊胜和庄严。因为我在用生命捍卫着真善忍，捍卫着无所不在的佛法！
游客驻足观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异样的表情引起武警的注意。他回身发现了我。他想用手把我头前抱轮的双手强行按下，没有得逞，便用对讲机呼叫同伙。不会儿，一个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抡起拳头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声，我竟纹丝不动，也不觉得疼。我继续抱轮。他们各自拉住我的一只骼膊，强行把我往桥下一辆面包车那儿拖。一群人围观着，我开始大喊：“佛法无边，法轮常转！”
一上车另一个警察便连踢带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后一排才停手。可我还是不觉得有丝毫的疼痛。“兜里装着什么？”他呵斥着。“<转法轮>。”“交出来！”他吼着。这本书是香港学员借给我的。我曾告诉她，只要我活着，我就把书带回来。我怎能交给恶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着，做出准备动手的架式。我一边双手护住裤兜，一边斩钉截铁地说道：“你要敢抢，老子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对他大喝一声：“你给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从我的背包中发现了我的护照。
车子开到广场上的另一辆警车旁，我被押上那辆车。后排坐着两女一男。他们向我合十，原来都是修炼人。一警察不知为何突然对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说：“朋友，请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来。接着我们被押送到天安门派出所。
这个派出所坐落在广场东南，历史博物馆西面。这里原有一座小红楼。1976年4-5运动爆发时，曾是镇压的指挥中心。不知何时拆了重建，改为天安门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陆学员关进一个铁笼子里，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简单登记后就不再理我。我趁机回到铁笼子那儿和里面的5、6个修炼人交流。他们分别来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区，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士，来自宁夏，是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他们交谈，我看到自己的许多不足。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为修炼人各自携带的能量场强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们身边，能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表的祥和与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从他们对我姓名的反复盘问，我再次确信纽约的中共外交官没有为中共尽心。既然如此只好请他们按护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备案了。他们有些恼羞成怒，又是给我照相，又是做指纹记录。外事处的一个科长扬言一定要把我查个水落石出。
外事处的其他干警对我都很客气。他们看我练功根本就不理睬。一个干警在值班时甚至向我借<转法轮>阅读。他告诉我他一身病，也想学法轮功，但又怕丢了“饭碗”。我劝他先偷着练。他告诉我他们已离休的老处长就练法轮功。我问是不是那位“塔山战斗英雄团”的战斗英雄，他说正是。
说起来很有意思。89年6-4期间，在建国门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军”中弹丧命。戒严部队非说是公寓里有特务打冷枪所致。结果朝着外交公寓一通开火。事后戒严部队责令公安局外事处立即实地调查。那位老处长带着一个年轻翻译和一个弹道专家跑上跑下地调查此事。最后从弹道分析发现，致“解放军”于死命的子弹来自死者身后几十公分之内。也就是说子弹跟几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另一个“解放军”开枪或走火所造成的。当报告上交到戒严部队指挥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认为绝不可能。老处长为此哭笑不得。
外事处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找人想从我口中套出我从北京哪个大学毕业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晚上，科长找到我，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我在天安门练法轮功被你们的人连踢带打，抓来两天，居然还问我怎么办？他又说，要抗议去美国白宫，干吗来北京？我说，谁让江泽民在中国镇压法轮功来着？！
最后他没办法了，说，“我看你就烦，赶快走。”说着，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机场，塞进当晚的最后一班国际航班，经上海送到法国巴黎。几小时之后，又飞过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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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了却一个长久的心愿。但愿此文能帮助读者对江氏四年来残酷镇压法轮功的邪恶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能对法轮功有进一步的了解。若能达到此目的，写作的辛苦则什么也不是了。
江氏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但在无数法轮功学员顽强地和平抗争下，愈来愈力不从心，且大势已去。
最后谨向在写作期间对我给予鼓励和帮助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于新泽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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