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纽约的一些爪牙，今年六月廿三日晚间在纽约市华埠的“解放区”（即华埠东百老汇大道与地威臣街一带），向一群法轮功的会众展开“武斗”，把法轮功一名年轻会员李军打伤。事后李军持验伤单向纽约警察第五分局报案，警方派人到“解放区”逮捕头号打人者梁冠军，但梁冠军闻风逃走，事后由一名叫黄克锵的华人陪同到警察第五分局自首，经讯问后移送法院，被控三级袭击的刑事罪。
该场“武斗”首犯梁冠军是中共干部口中的“侨领”，其实他与另外打人者当年在大陆文革中是一批极端左倾份子。他们深知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五十三年来全靠暴力控制广土众民，他们当年打砸抢在中国大地受到共干赏识，现在到了海外，当然更希望争取到中共驻海外干部宠爱，让他们有赚钱发财的机会。
其实海外亲共份子的“武斗”与中共在大陆的表现一样，已成为一种共产党传统，他们相信“始皇帝”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理”；他们认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论，要打倒阶级敌人，要埋葬资本主义，只有诉之于暴力，否则就不叫“革命”。
中共在海外的爪牙，早在没有成气候前，就已经开始倾向以暴力对待非共份子与“反革命”人士。因为中共政权本身，从建党那天开始不论对内对外，都以暴力为最高诉求，尤其是大陆沦共后更把暴力武斗向外扩展，祸延平民百姓。撇开中共在延安时代与在苏区境内的历史性暴行不说，单就他红色政权在中国大陆建立那天开始，就在国内城乡和知识界连续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镇压运动，批
判斗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总数有五千七百万，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中共不但在中国大陆屠杀同胞，同时把暴力输出到海外的自由国家与地区，首当其冲的是五O年代到七O年代的香港，然后是八O年代至今的美国。
先说香港。一九四九年大陆沦共后的两年间，数以百万计大陆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经过香港借路转去台湾及欧美、纽澳、日韩、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难民最多，高达二百多万人。这些逃避共产灾难抵达香港的人中，有七千多人是国军的伤残人员，他们断手断脚、扶老携幼抵达香港，港英政府基于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有一部分则散布在中环的花园广场靠乞讨维持生活。港英政府为了市容观瞻，只好把他们送到摩星岭一带，替他们盖搭了几百个三角棚当作暂时难民营，每天供应两餐饭，让他们安定下来。
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些难民是流寇，基于毛泽东穷寇必追的理论，港府应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大陆，由“党和人民”清算斗争后处决。
英国政府虽百般讨好中共，并首先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但却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七千多名伤残国军残余才可以苟活下来。中共方面当然不会甘休，故意派出他们的爪牙到摩星岭一带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怀枪械，当摩星岭难民跑出来指责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时，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枪械向难民射击，并高叫杀死反动派，幸港英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对香港社会已
产生严重影响。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忧心忡忡，为了安定社会，港英政府乃于一九五O年六月廿五、廿六日，以两天时间，把七千七百十九人用木船载运送到偏僻的将军澳海湾附近的一座荒山。这座荒山当地人叫做“吊颈岭”，原因是四O年代一名英国商人在这座荒山开了一家面粉工厂，因生意失败导致工厂倒闭，该英国商人乃在荒山的厂房内上吊自杀死亡，从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迹，港英政府把难民安顿此处后，把“吊颈岭”改名为“调景岭”。
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高卓雄及若干善长仁翁发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在调景岭一个填海出来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一千二百个A字棚、三十座葵棚、三十栋木屋，让七千多难民有容身之地，同时每天发给两餐饭菜。
但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不绝，他们知道有一个收容难民的调景岭，便纷纷乘船或翻山越岭到调景岭定居，不到一年，已有一万六千名不列入港府难民名单的难民抵达调景岭，他们没有居屋，自己盖搭棚屋，没有饭吃便以绣花、做火柴盒、拾面包皮糊口。
调景岭难民在调景岭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拥护中华民国，并盼望台湾的国军早日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中共政权因此对这些难民更为深恶痛绝，不断派他们的爪牙到调景岭的棚屋放火，并在山沟水中放毒，要把难民们烧死毒死。七千多人曾经有多次因火烧棚屋餐风露宿，也有多次因饮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烧死毒死，因此引起国际人士注意并关切，中共的暴力才开始收敛，但并不
停止。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傍晚，广东台山籍的三十一岁男子陈寒波，在九龙黄大仙竹园联合村的觉荫园住处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杀手开枪击中胸部死亡。经香港警方调查，陈寒波是中共尚未夺得政权前重用的特务，因看穿中共残民祸国的真面目，四九年从大陆南下逃抵香港，经常在报上发表抨击中共的文章，人称“反共作家”。他所写的畅销书是一本定名为“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曾对此大肆攻击，骂陈寒波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的“三反顽固份子”。香港警方判定这是政治暗杀，不可能破案，传讯了几个关系人之后就不了了之。
不过后来有人查出，陈寒波原在中共华东区特务头子杨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离中共逃来香港后，杨帆曾扬言要手刃此叛徒。不过杨帆到了文革，也因为是刘少奇的亲信被打成叛徒工贼，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家破人亡，为自己的杀人罪行付出了代价。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上午，香港湾仔星街天主教炼灵堂内主持神职的两位神父──程野声、魏蕴辉，均被人以刀刺及棍击打死在他们的宿舍内，室内电话线被剪断，财物金饰现金均在。警方根据两位神父的言行判断，他们死于政治暗杀，原因是两位神父所办的“公教报”与“时代学生报”均坚持反共立场，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吓信，要他们立即离开教堂，并在公教报上刊登“离职启示”，否则“人民”不会放
过他们。两位神父并不向这些恐吓信屈服，没想到果然遭到中共“人民”的毒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汉在九龙城嘉林边道追杀，身中四枪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抢走。后来知道此人于四九年从大陆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愿公开的文件资料，因此遭到枪杀，文件被抢去，案件当然无法侦破。
一连串政治暗杀发生后，英国远东情报局派人与中共方面表明英国的立场与态度，希望中共方面节制，不要再在香港从事暴力暗杀行动，否则英国将向国际间公布中共罪行。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杀行动才略有收敛，但暗杀计划仍在拟定，只是不敢下手。
一九五三年四月，从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闻记者许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的书。此书只有一百四十二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香港创立的亚洲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叙述许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枪杀的经过，同时披露中共统治下上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如何展开。这对中共宣传的“新中国”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于是许瑾女士遭到一连串恐吓。中共方面并透露一张要处决对象的黑名单，许瑾女士被列为第一个被整肃处决的对象，其次是撰写反共政论的名作家李焰生（笔名马儿），第三是新闻天地杂志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粤籍政论家黎晋伟。这些黑名单上的人，都接到过恐吓信，信内附有子弹头与刀片，内容都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
在恐怖气氛笼罩下，许瑾女士知道不能再留在香港，只好带着三个儿女离开香港去台湾，回到她从前服务过的《中华日报》做事，这才摆脱了中共暗杀的阴影。（日后许女士又带着儿女逃去西班牙，辗转来到美国，定居纽约，去世之前曾向笔者说及这段可怕的经历，并历述她逃难的辛酸。）
此后，中共在香港的暴力行动息止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又再复燃，到了一九六七年更发展到了高潮，终于引发香港暴动，不少人死在中共爪牙的定时炸弹上，首先遭殃的，就是当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董浩云的东方航运，早期在台湾创业，后来发展到香港，并成为亚洲船王。发迹后的董浩云，一直梦想办一个“海上学府”，他买下了伊丽莎白豪华邮轮，驶到香港，投下巨资改装成为“海上学府”，准备招收学生四海遨游。
那时候董浩云主持的“东方航运”奉国府为正朔，上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以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作为公司标志。这种表现在中共眼中是不可饶恕的“反动”及“反革命”罪行，于是中共便命令他们在香港的爪牙给董浩云一个警告──当伊丽莎白号改装成为“海上学府”的当天，一场大火竟然就把这艘豪华游轮烧焚，所谓“折戟沉沙“，在九龙海滩上，成了一堆废铁，粉碎了董浩云办“海上学府”之梦。
没有想到，当董浩云儿子董建华被中共赏识，出任香港首任特首（行政长官）之后，竟颁奖给当年放火烧他父亲游轮的工人头目杨光，表扬他对香港的“贡献”，这真是闹了个天大的历史笑话，叫人哭笑不得。
中共爪牙放火烧船之后，港九人心惶惶，大家争先恐后移民离港，今日矶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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