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持毒贩毒的若干直接证据。

发表：2003-01-09 06:24

目前关于红军和八路军种植鸦片并且贩毒获利的历史，主要由第三者（共产国际官员）转述。尚缺乏当事人红军八路军指战员的直接证明。

但是在一些“革命回忆录”和历史文件中，倒能偶尔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共产党是千方百计企图掩盖这些真相的，因此只有在当事人“不小心”的情况下，才会透露出些许实情。看多了后，把这些资料聚拢起来分析，可以大略地看出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持毒贩毒的广泛深入程度。这些资料足可毫不留情地粉碎中共军队“情操高尚、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谎言。

先看几个比较直接的证据：

1、朱德的部队靠“卖烟土吃饭”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省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2、彭德怀拨烟土给地方党委作经费“彭德怀自述”里记载了红军攻下某县后，把缴获的银元和烟土拨一部分给地方党委作经费。那地方党委的人退回银元，但留下了烟土。

3、贺子珍留下两碗鸦片烟土给收留她孩子的人据休养连的医生傅连璋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侯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30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人民网2001年6月27日：“回望长征路”:贺子珍的孩子下落何在?）

4、东北抗联用烟土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换枪支弹药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赵振华的回忆：一连连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出去了。

5、王震部队军部保存着“半箱烟土”不知哪位战士想起治拉肚子的土医法－－－吃一点大烟土。军部曾把打土豪打来的一些烟土保留了半箱。一个战士吞吃了蚕豆大小的一块烟土，第二天真的不拉肚子了，还退了烧，自己拄根棍子能行走了。（宋绍明：王震传奇）

6、持毒贩毒的情况至少持续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张正隆的“雪白与血红”中就透露，在东北战场解放军部队中仍然有搜集毒品以及把毒品当货币用的现象。

这几个证据来自中共自己的文件或者军队成员的回忆。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它们说明了，在共产党队伍里，持毒贩毒是常见的，广泛的，长期的。毒品是共产党部队的重要经费来源。从地方党委到中央直属机关，从东北抗联到江西红军，基本都把毒品作为日常储备，并且大量运用毒品做各种各样的交易。

随着历史的推移，应该还有更多的证据被披露出来。即使目前已知的这些，也已经足够说明中共军队是怎样的一只军队了。这支军队和金三角的毒枭、各路军阀、青红帮会、山寨土匪等黑色性质的组织并无两样。主要的不同点是共产党有一个外国人的主义，一面西洋式样的党旗，因而还曾经得到外国人的资助和指挥而已。

毒品究竟给了共产党多大的帮助？目前尚难以估量。象是对共产党有救命大恩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红军是如何与之结成盟友的？对红军这种与反动派高速联合的现象，我以前相信共产党的说法，即是因为抗日民族大义感动了他们。但后来渐渐觉得这说法有问题。特别是对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对抗日有多大兴趣，红军竟能以一句抗日口号感动他们？杨虎城的官兵并无“打回老家”的期盼。而杨部军纪涣散匪气十足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在西安事变这样惊人的“爱国义举”中，杨部的行动仍然不忘以经济挂帅，大抢出手。当时张学良负责华清池方面行动，杨虎城部负责西安市。事变开始后不久杨部军队即匪瘾大发在西安市内展开抢劫。但见商店钱庄，即开枪投掷手榴弹，然后抢个痛快。抢到兴头上时还水冲龙王庙，连张学良办的“东北边业银行”西安分行也不放过。分行王经理出面阻止时，竟被当场击毙。张学良日后回忆说：“事变之后，良一观察，深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说得正是：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那么对于“此辈”匪军，红军是怎样“感动”他们的？我越来越怀疑其中是否有烟土之作用。以前读过中共高级特务刘鼎关于红军和和张扬部队交换物资的回忆，讲张扬方面送过来武器弹药，而红军也送过去些“物资”，详情则讳莫如深。到底是什么“物资”，如果是红枣小米的话，用得着隐讳吗？

凡在“新中国”长大的人，大概都可以轻易回忆起中共宣传物中许多关于共产党军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等事迹吧？试问这些事迹怎样和一个如此大型的贩毒团伙共存？

即便在革命的名义掩护下，贩毒也还是贩毒，仍然是恶行。我想即便你热心拥护共产党，也不会有勇气出来为党的持毒贩毒而辩护的。这样的辩护只能使党更像黑社会组织。假设王炳章带了几两烟土到中国去给当地的民运政党作“经费”。拥共人士如何能防止在高频率大音量声讨“王炳章贩毒集团”的运动中把自己嘴巴骂到溃烂？

共产党军队持毒贩毒的情况，不但说明共军的匪性，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共产党的欺骗性。欺骗是这个邪党特别擅长的本领，也是它生存的基本条件。持毒贩毒在党的领导下如此广泛如此长期地进行，就不可能只限于少数人的隐蔽操作。广大党员和军队指战员应该都是知情人。因此，当共产党打下一个地方后道貌岸然地发布禁毒禁娼命令的时候，同志们处于什么样的心态？会觉得矛盾吗？好像不会，显然大家都习惯了。作假欺骗，这是每个人参加革命后必修的第一课。作假欺骗，也是大家的本职工作。它把大批善良的华人训练成趋炎附势天良丧尽的革命信徒。它所灌输的信条就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了大家坐上江山，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欺骗造假吧！说出别人不敢说的漂亮话，干下别人不敢干的坏事，我们就能迎来别人不敢想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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