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香港的颠覆传统

中华帝国尽管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却无法发明言论自由；发明了指南针，却无法发明行动自由，这是中国一直枉有文明外表的主因。它不单不能发明这些真正文明之所系的自由，而且严禁外来文明体系输入这些自由，这情况到今天几乎一样。结果，在西洋甚至东洋文明统治下或改造后的中国领土，如上海的租界或英治的香港，其文明一直远高于中国本土，因此一直是中国难民的天堂，特别是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和专制政府的基地。

蒋梦麟孙传芳赞扬上海租界 　　

当年协助孙中山革命的蒋梦麟在其名著︽西潮》里说，“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份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份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古希腊的城邦媲美......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后又随风飘散到中国的各文化中心。”一九二六年，上海江苏省督办孙传芳也说，“我曾说想在上海创立一个组织，统合各行政机关，让当局得以集中权力改善市政府......慢慢将租界以外的地方转变为现代城市，让我们有理由提出废除租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每当我踏足通商口岸，就感到羞辱不已，这不单是因为通商口岸是丧失主权的标志，也因为我每次离开租界时，就觉得跨进另外一个世界，前者是上流社会，后者则暗无天日；原因是中国本土的建设......无一可与租界比拟。这才是最大的国耻，在我看来比丧失主权耻辱得多。”

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颠覆清王朝 　　

与上海租界发挥着一样颠覆作用的就是香港。这一点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重游母校香港大学时就讲得很清楚：“曾经许多人问我，我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答案是：就是从香港这个殖民地而来！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求学时，闲时常四处逛街，见秩序井然，建筑闳美......我每年两次回家乡香山，注意到两地差别之大，香山有的是混乱而不是秩序，人身安全不保......家乡与香港虽仅隔五十英里，为甚么两地政府竟判若云泥？香港这一荒岛落于洋人之手不过七、八十年，即有此成绩，反观中国历经四千年而无一地可媲香港......我对政府之研究，由是而起......中国如无良好之政府，办事必不能成......深愿各位同学......须以此英式好政府之模范，传遍中国。”若论国人之颠覆性言论，孙中山这番话必占一席。 　　

至于香港作为革命颠覆基地对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贡献，也是有史为证。这一点，看看刘洁贞教授的大着“From Nothing to Nothing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或蔡华榕先生（老榕）的《名人居港旧事录》等书，就会信而不疑，毋容笔者细表。 　　

的确，中国文明已经生了大病，它早已丧失了自我清洗的能力，需要外来文明的援手。中国文明今天它已从纯技术文明“四大发明”堕落为“四个坚持”，却始终开不出、容不下“四大自由”。惟今天中国已再没有环伺四周、防止中国过度腐化的异族，也不可能再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租界或殖民地。香港的位置就益见重要。但中国文明的代理人为了使其政权垂诸永远，不惜延续中国文明的黑暗时代，矢志取缔香港一直作为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的历史角色，野心甚大，用心甚恶，从中国历史宏观之，这将是把中国本土腐朽文明进一步置于死角的历史性举措。

廿三条立法严苛将侵犯公民权　　 　　

在这个文化历史背景底下，由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在回归五年后，开始给基本法第廿三条即反颠覆法立法，事件攸关今后中国历史走向。 　　

刚已发表的“廿三条立法咨询文件”共列出了“七宗罪”，即“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在港作政治活动”及“禁止香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文件争议之处甚多，包括将“颠覆”（subversion）和“分裂国家”（secession ）两个不属于普通法的概念强行塞进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而且整体箝制甚严，譬如不得在没有合理辩解下，收藏有煽动性刊物，不得知情不报，或不得非法披露未经授权取得的受保护资料（即国家机密），叛国颠覆可囚终身等等。另外，文件也建议警方有紧急权力，无须搜查令即可破门入屋。 　　

在世界其它文明地方，官员往往会因为个人被证实甚至只是被指控打压民权而引咎辞职，香港却看来完全相反。负责硬销此法例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声言：若未能成功完成这项立法工作，就会引咎辞职！（见《东方日报》二○○○十月九日日港闻版〈叶太：倘　条立法失败将辞职〉） 　　

以特区政府的本性，相信咨询文件也只是“假咨询、真独裁”把戏，实在不谈也罢。

越打压，越有利香港民运 　　

不过，笔者倒有两点看法。一是有关法例的确如当局所说，只会影响很少数人。据笔者观察，香港的汉人，正如其它传统社会的汉人一样，是极端洁身自爱的，即使在没有这些法例箝制之前，他们也实实在在没有去颠覆政府，或分裂国土，个个做好奴才的本份，行不出其位。所以没有理由相信，有了箝制之后，这群顺民反而会突然冒进起来。但笔者的结论却与当局完全相反，当局认为有关法例只会影响一小撮人，因此可以接受，惟笔者却笃信人类的进步正正每由这样极少数的一脑子颠覆思想的人杰所推动，当中佼佼者如马丁路德、哥白尼、罗素、爱因斯坦、孙中山、曼德拉、魏京生等等。所以，为政者若要箝制民众，关键就在箝制当中几个有反叛倾向的杰出脑袋。 　　

另外，鉴于香港的民主运动都已几成死局，以“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待之亦不为过，而且香港民主运动向来死水微澜，显性压迫太小正是罪魁之一。所以笔者倒觉得廿三条立法将有利于香港的民主运动。此举会大有助于清除特区政府的欺骗性，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香港特区政府专政的真面目。过去，笔者曾向无数外国人介绍特区政府的专政系统，发觉他们十九对香港的专政系统所知甚少，甚至有的还误以为特首是民选出来。为甚么会有这误解呢？是因为香港产生行政首长以至立法议员的机制都复杂无比，处处有陷阱，民主的皮相裹着独裁的本质，加上特区政府也死口自称民主，莫说是外人，不少香港人也被搞得头昏眼花。廿三条通过后，特区政府的专政面目就清晰得多，向外人特别是外国人解释香港的专政系统，也容易得多。这对于香港民主力量争取国际支持是甚有好处的。

（作者电邮地址：[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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