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英着：想起三个姓王的

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完全适用于民运队伍的精英力量。“二王”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奋斗历程和力点。而临“7．1”之夜，我忽然想起另外一个姓王的。此“王”在中共党内的资历之深、忠诚度之高、才学之出众，均堪同若望、若水两位先生比肩，也是因几句恨铁不成钢的进言，受到残酷斗争。刚进中年，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被中共下令砍下，抛掷道边－－他的名字是：王实味。

关于王实味的生平，不妨抄录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覆查决定》全文，可“欣赏”中共在屈死冤魂上玩弄的文字鬼把戏：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县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同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3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经覆查，王实味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份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覆覆。在覆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这短短的平反材料出于1991年。当时，改革、开放近10年了，江泽民上台了，邓小平仍举着“实事求是”的招牌在幕后操纵着。他们对这样一个44年前因冤案杀头的老革命、老北大、老高知，仍然在字里行间为屠杀行径辩护，为残酷斗争粉饰，向冤魂泼洒污水。

作为王实味之死的导火索《野百合花》一文中，记述了两件事情，表露了两种心情。

其一是：他因见到一双旧棉鞋，想到北大女友李芬。李芬和他一样是1926年在北大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她因此事在回到家乡湖南宝庆时，被亲舅父绑送当地驻军枪决。李芬为防止当地常发生的奸尸，便把随身带的三套衬衣裤上上下下密密缝在一起，紧裹着身体走向刑场。王实味叙述至此，愤怒写道：“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文题《野百合花》就是用以象征李芬的。他说：“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

其二是：他在延安街头听到两个女青年对话中有这样的话语：“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ＸＸ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于是，王实味对诸如此类的延安黑暗面发表了看法：“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唯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我们若把其一的愤怒感情同其二的尖刻批评联系起来看，会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他对中共是愿意以身相许的，如果党需要他做另一个“李芬”，他是不会怯于走向刑场的。正是对中共的这种爱之深，方有其二的责之切！这个观察锐利、笔锋犀利、精通外语（他为中共译出两百多万字理论著作）的人材，中共领导人若稍有容人之量，他是会成为难得的骨干力量的。但正如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总结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王实味终于在运动中遭批判。他又不善“运动”。他仗义执言，又是反驳，又是退党，中共何时容得下这个？于是罪名越来越多，帽子越来越大，终至一杀了之！

1962年1月，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说：“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污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毛的这篇重要讲话在1986年毛死后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注解说：“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毛泽东对王实味当年的几句批评中共黑暗面的话语，咬牙切齿了多么长时间。这同后来邓小平对王若望针砭时弊言论的“念念不忘”，惊人相似！至于托洛茨基，本来是列宁的爱将，史达林的政敌，苏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党员沾他的边就要往死里整，至今也未见对他的公平评价。

毛泽东对杀王不引咎自责而推向下属和环境，毛死后10多年的公安部材料也同样耍尽花枪，多次强调“战争环境”，强调他自己“反反覆覆”。这哪里有对死者做些许忏悔的意思？这副丑恶的阴阳脸，江泽民学得维妙维肖：对王若望明为宽松，实则设法连他弥留期间的回国愿望也给予拒绝；对王若水去世后人们准备召开的小型追思会，也横加禁止！至于善良人士提出允许70岁以上有异见的老人回国的建议，中共何曾有过半点回应？相反地，几天前一位七旬老妇被列入中共黑名单，在入港时不仅遭拒绝，还被用帆布袋挟入机舱飞回原地，倒是活生生的事实！

现在人们要求平反“6．4”、平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习练者，别说根本无望，就是有朝一日平反，只要在中共治下，也只能是这个模式－－当时有当时的“环境”，是难免的！中共何时说过“我们错了”的话！所以，王实味遗属见到公安部平反材料后，希望进一步恢复死者党籍和说明当时的批斗属于错误做法的要求，均告落空。

今天重提王实味旧事，是提醒大家，中共对待稍敢“炸刺”者，具体方式已是“与时俱进”了，如限制行动而不杀头、送出国境和限制入境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绝不允许有“噪音”。右派有噪音，整你个20年不得翻身；彭德怀有噪音，一批、再批，直至咽气；张志新有噪音，八条大汉扑倒你，割断喉管再就刑；天安门有噪音，坦克、冲锋枪侍候；法轮功有噪音，一个个折磨至死；网上有噪音，借一家网吧火灾扫清全国网吧；另外还要禁止天线安装、设置防火墙……

中共更厉害的一手，也是《571工程纪要》上有的，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剩下个唯我独尊而后已。当时批判王实味，积极上阵的有陈伯达、范文澜、丁玲、周扬、艾青等。他们整了王实味，后来又互相整，好不热闹！

作者说，行文至此，忽感笔端火气太盛。转述王实味妻子刘萤说的一则“趣事”作为结尾：

“1930年实味在上海靠译书生活，手头拮据。有一天拿到30元稿费，他交我一部份买食品，自己到房东处还租金。待回家一推门，只见一个人抱着箱子往外走，大白天行窃！那人碰上屋主人，‘扑通’跪倒在地，说他是个修鞋匠，生意不好，儿子生病，无钱就医，才出此下策。实味说，‘你休想骗我，我要跟你核实情况。’到窃贼家一看，果然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孩子妈妈在哭泣，家中破破烂烂。实味的怒气此时荡然无存，倾囊掏出仅剩下的10元，告诉鞋匠，救孩子要紧。还出主意说，这点钱上普通医院是不够的，要去红十字医院……”

我想，这样的心地，也配得上称作一朵美丽的野百合花；这样的野百合花，在今天中共官场、中共高层，有发芽、生长、茁壮的温润土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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