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回忆录披露，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转战陕北历程的时候，已经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正在组织平津战役，数十万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国民党华北司令傅作义率军起义，使千年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保全古城建筑和历史文物古迹，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同年五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河北西柏坡定居下来，在这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其时进军南京、上海的淮海战役正在展开）。
从山西五台山转到河北西柏坡，毛泽东一路上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当时担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的王稼祥来看望毛泽东。两人交情很深，无所不谈。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 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为整理一下思路，就侃侃而说：“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后，王稼祥又接着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优，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在毛、王上述谈话不久，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便与傅作义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随即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 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不久，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共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六百二十三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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