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今年的贪腐问题

发表:2001-12-23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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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腐败风气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和各个角落,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今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罚贪污官员,并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在全国发起加强道德建设运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腐败从偶发事件向必发事件发展,从个人行为向群体行为发展,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教育、新闻、体育、科技、学术等各个领域发展蔓延。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的腐败之风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基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贪官污吏侵吞国有资产;执法人员贪赃枉法;黑社会势力横行不法;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人际关系极度庸俗化。在腐败之风的侵蚀之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

面对这种状况,江泽民今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道德纲要”并非万灵丹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启贤认为,中共中央公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使得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可操作性,便于落实执行。这二十个字既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便于每个公民遵守,因为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旅美独立撰稿人曹长青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颁布“道德纲要”无助于遏制腐败现象。曹长青说: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讲,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政府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首先是为了占据道德高地,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其次是因为政府拿不出其他的好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想到,陈希同、胡常青是能用道德说服的吗?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法制基础上才能产生作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没有触及实质,因此其效果必定是极其有限的。程晓农说,目前中国的执政党仍然被奉为公民的楷模和社会的先锋队,而恰恰是党员干部把腐败推向极致,这无异于变相鼓励全社会模仿这些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就此而言,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根子在执政党内。程晓农说:如果要“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党;如果要搞公民道德教育,首先要强化党员的道德教育。目前绝大部份党员早已违背入党时的宣誓誓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党的意识形态规范着社会道德准则,而党建立的制度破坏了它所宣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所以,现在是道德制度发生冲突,现行制度在毁坏着道德。

* 制度性腐败是根源 *

“民主中国”杂志的一位分析人士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归结为四个特点。首先,制度性腐败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和保护伞,使腐败行为往往能够找到政策依据,从而名正言顺的付诸实施。其次,社会是非观念颠倒,很多人对腐败行为不是痛恨,而是嫉妒,于是整个社会向腐败倾斜。第三,由于中国目前没有独立的权威机构及时有效地披露、监控和惩治贪污,因此安全性和隐蔽性使得腐败者胆大妄为。第四,腐败者口头上的高尚性于行为的卑劣性形成巨大反差。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搞腐败风险小、付出少、受益大,同时各级官员大量腐败行为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腐败现象迅速蔓延,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程晓农指出,由于中国的社会道德每况愈下,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导致乱像丛生,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不得不提出“道德建设”这一命题,但是否可以收到成效,中国上层心中有数。独立撰稿人曹长青认为,如果目前的一党专制的制度不变,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化,在这条铁律面前,一切空泛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政府要搞道德建设,首先要从法制上解决,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能够监督掌权者的体制,然后才谈得上道德问题,否则,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司法,没有人民选举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空喊道德建设是毫无意义的。

*“说一套,做一套” 的社会特点 *

有些观察人士提出,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降与全社会范围的腐败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认为,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推行经济市场化,必然出现腐败现象,改革开放不过是一个契机而已。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把手中的权力化为可以换取钱财的机会,医院、大学等等,全中国到处都把权力市场化。这种现象的通行,责任全在执政党,因为执政党这样做,就不可能约束全社会不这样做。

中国学者刘晓波指出,“说一套,做一套”,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而且成为社会普遍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的规范,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刘晓波认为,公民的道德规范的维持机制是由民主程序产生和执行的法制以及以自由言论为基础的舆论。在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比较完善的社会中,尽管也存在腐败现象,但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能把这些现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专制权力操纵法制,舆论则充当执政党的喉舌,因此在现有制度下,根本不具备解决社会道德下降和腐败现象盛行的条件。

* 对腐败现象变得麻木出现文化危机 *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指出,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同时法制极不健全,形成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的充份空间,通过权力,大量国家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人人都看到了这个机会。曹长青认为,最可怕的是,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腐败文化”。曹长青说:现在形成了一种文化,就是“邪压正”的文化,腐败的东西不但不受到谴责,而且受到羡慕,人们对腐败现象变得麻木。在这样一种政治上不改革、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的双轨制度下,导致中国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全民性的腐败文化。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今年,中国当局展开一连串反腐倡廉运动,严厉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仅在下半年,就对数起涉及省级干部的集团性腐败大案做出判决。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不久前在第10届国家反贪污大会上表示,中国将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的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然而,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尽管中国当局大谈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同时也惩处了一些贪官,但由于整体腐败的政府官员正是执政党赖以稳固政权的基本力量,因此中国当局不可能有真正铲除腐败的决心。就这层意义而言,中国的社会道德下降和腐败问题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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