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否认，除了挑战严竣，入关会给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商机和活力，这是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强国，融入世界经济潮流的必由之路。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看好的那样，入关后不仅中国的宏观经济长足发展有了广阔的国际拓展空间和制度保障，中国普通百姓也将获得许许多多看得见的实惠。这体现在购物消费有了更大选择余地；一些外语、金融、保险、会计、律师、医疗、计算机等等方面的人才保守地估计会增加一千五百万个高薪就业机会。
但是，入关带来的欢欣喜悦并非天上掉馅饼，馅饼的费用是以另一部分人承受痛苦甚至遭遇毁灭性灾难为代价的。假如你命运不济，生就成了一个农民，那么，也许你就有幸成为一千二百万个破产失业农民中的一员。这一点，连朱容樭也忧心如焚溢于言表。
可以这样说，入关将引发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深刻变数：一个有着坚强经济实力的“洋务”白领中产阶级将崛起；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将在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的竞争中出局，沦为赤贫人口。
面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前景，一种悖论在我心头由然而生：为什么每次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总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呢？
自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工农经济就存在“剪刀差”。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主要着眼于意识形态争端，经济发展不仅被压制，“越穷越光荣”反为主流。加之当时的工业基础薄弱，与农业经济同样“一穷二白”，是谓“大哥莫说二哥，麻子都一样多”！经济利益问题被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掩盖了，这个时代更注重的是形式上的政治地位。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地位只是形具，它的高低对经济利益没有截然补益，所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并没有因为“解放”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翻身，仍然是中国的赤贫阶级；相反，政治地位相对低下的“知识分子”却因其于当政者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特性，经济水平虽仍低下，但有一些稳定保障。这也使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让后人啼笑皆非的怪趣现象：有“产”的“知识分子”总是低眉作践自己削尖脑壳只求跻身进无“产”的“贫下中农”阵营。
无疑，改革开放之初，部分农民是受益者。但这也不过是将“倒悬”解成“正悬”，从死亡线上挣扎被拉回到温饱线上挣扎罢了。况且，这种微微有些甜蜜的岁月是短暂的。“人民公社”消亡造成的集权暂时削弱带给农民的喘息机会须臾便被县乡村的政权机构补替加强。在整个社会的关注焦关从意识形态争斗抽身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工业生产、国防建设、科技研发、文教卫生等等事业发展的资金缺口，都在以牺牲本已捉襟见肘的农业投入和从失去仅理论上曾有过的政治地位，没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农民身上上找齐。“剪刀差”非但没有合拢，距离仍在无情拉大。加之县乡村各级政权机构日益庞大臃肿的吃“皇粮”队伍发明的五花八门、敲髓吸骨的“乱收费”、“乱摊派”之风逾演逾烈，不堪重负的农民群体终于沦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一贯的治国策略；“只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集权统治者驾驭民众的必具法宝。这些历史的因素给我们造就了一大批无知无识的农民群体。在我们向现代化工业转型的今天，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全中国人都是平等公民的理念去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一些人文关怀，却总是将这个包袱要么当着政治筹码，要么弃之如蔽履呢？
我们可以在入关谈判桌上为只涉及几百万人口的汽车工业保护条款据理力争，甚至以不入关要挟，让入关谈判久拖不决几起几落；而在波及十几亿人口，最弱势、最需要生存保护的农业问题上却无所作为、轻易言败。我们的政府打心眼里把农民利益摆在什么位置上的呢？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有无答案或者根本就是杞人忧天，但可以想象，入关后的中国面临数以千万计、甚至是亿万计的失去生计的农民流离失所在中国各个角落，所带来的社会振荡和社会压力将使中国社会结构突发什么变故。有这么一天，应该是中国政府忽视农民利益，在重大决策上缺乏充分准备和前瞻性自酿的苦果。不过，这苦果得由每一个中国人去慢咽细品。
也许没有人去深究理会这一切，因为真正的农民已视生活苦难习以为常，麻木得只剩下沉默；而作为既得利益的我们，更习惯于在农民这头温顺的绵羊身上肆无忌惮的掠夺羊毛，谁管它痛不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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