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造向加国政府施压
那边厢，“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在大陆举行：这边厢，赖昌星被加国难民法庭有条件释放。北京精心导演的“反贪”闹剧，由于赖昌星的出逃，变成了隔着半个地球唱对台戏的场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九月四日说了这样一番话：“赖昌星是远华特大走私案的首犯，加拿大政府一再表示加拿大不会成为犯罪份子的避风港，我们希望在赖昌星问题上，加拿大能按照这个原则处理这个问题。”
朱邦造的口吻，似乎有向加拿大政府发号施令的意味，然而，在赖昌星一案进入关键的敏感时刻，加拿大会不会按照中共的“原则”来处理赖昌星问题呢?
中共证人专业性大受质疑
前不久大陆派了几名“重量级”证人来温哥华，其中包括负责办理远华案的四二零专案组领导成员吴建平：负责起诉远华案的第一公诉人李勇军：以及起诉公安部前副部长李纪周的首席检察官王中等，他们作为加拿大移民局的证人，试图在加拿大法庭上证明赖昌星是走私罪犯。这几名中共司法人员在大陆被称为最优秀的办案人员，但在加国法庭上，他们证词的成熟性和专业性大受质疑，结果连移民部的官员也无奈地承认：如果在加国审判远华案，中方的指控是不能够成立的，反而为赖昌星洗刷了“罪名”。
赖昌星去留对谁有利?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赖昌星去留对谁有利?当地舆论普遍认为，把赖昌星送回中国大陆，甚至将其灭口，让远华案真相永远石沉大海，对中共政权最有利；而让赖昌星留在加拿大，把远华走私案内幕和中共高层官员腐败的内幕揭露出来，对中国国家和人民才最有利。
中共传统：党先判，法后审
最令人发噱的是，几名中方证人作供完毕之后，竟然以为可以立即将赖昌星押回去了。如此幼稚的想法，令当地舆论哗然。想深一层也并不奇怪，在中国大陆，凡遇大案总是“党先判，法后审”，这是中共司法的特色，而司法人员则早已习惯了唯党命是从，哪有司法独立的概念?；
有否政治迫害是关键
赖昌星一案从七月初开始，原定八月十日结束，但案中证人作供程序仍未完成，现时暂告一段落。联邦难民局需要再安排九月及十月继续聆讯，如果作供程序再延迟，最快可能明年初始有裁决。不过，一般预计，这场加拿大历史上时间最长、耗资最高，同时也是最引入注目的难民申请案将会继续拖下去。加方要裁定的是赖案有否政治迫害的成份?加国移民部与赖的供词哪方可信?两名聆讯委员只要有一人相信赖的陈述，难民申请便可成功。
中共人权记录令加难遣返赖
现在来估计聆讯委员的裁决，似乎为时过早，不过有律师预期，即使赖不能成功申请难民身份，仍可上诉，按司法程序至少要两三年时间。到时就算裁定遣返，还要做“危险评估”。什么是“危险评估”呢?加国前驻华大使杜特的一番话为此作了注解。他说：中国总理朱熔基说过赖昌星如遣返中国，不会被判死刑，虽然朱是守信的人，但因中共的人权纪录仍未改善，加国难以作出遣返赖的决定。因此相信，赖最终被遣返的机会很微。
遗摹案是党法审判
其实，赖昌星能否获得难民资格，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远华一案是反贪性质还是政治性质?如果是后者，赖昌星的成功机会就很大。
对这个问题，在海外华人圈子引起很大的争议。有识之士指出，在大陆，赖昌星案中被告们都没有申辩的机会，其罪名和刑期在逮捕和审判之前就已经定了。中共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是为迫害异己而设计的。远华案不是司法审判而是党法或宗法审判。中共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司法管辖权有明确规定，而远华案从侦察、立案、检查、判决都是由中纪委包办，是建立在党的意志上，而不是在司法基础上，严格讲已经不是普通的司法裁判了。因此就出现了许多怪事：例如作为立案根据的检举信连主控检察官都没有看到过，只听过上级传达（中纪委）；在没有刑事侦查过程和掌握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用非法拘禁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双规），用非法的方式获取口供（威胁利诱）：案件还没有进入实质审理情况下，一些涉案人员已被处死（辩方无法取证）：还未审理，中共高层已决定结案，领导人已说赖“该死十遍”：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各个新闻机构配合宣传，编织谎言（例如关于红楼的故事）：尚未结案，就拍卖远华财产（有罪已是无疑）──显而易见，远华案已经超越了普通刑事案而被政治化了。
最资深人权律师拔刀相助
最值得一提的是为赖昌星辩护的马塔斯（DavisMatas）和兰金（PhiIRankin）两名律师。赖昌星财政状况今非昔比，当时开庭在即，已无钱聘请私人律师，然而，却得到了加国最资深的人权律师马塔斯的拔刀相助。马塔斯称他仔细研究过赖氏一案，认为有胜诉的把握，于是他从中部的温尼伯，来到西部的温哥华，应允在有限的资源内，出任赖昌星一家申请难民的律师。
马塔斯到底不愧为有二十多年经验的人权律师，他集中指出一点，虽然中共于九八年十月在国际民事及政治权利会议上（InternationalCabinetOnCivil&PoliticalRight)签署协议，但这三年内，司法制度没有作出改善，人权情况仍未能达致国际标准。马塔斯邀请阮铭和魏京生前来作证，打破了“中共司法在逐年改善之中”一说，再加上联邦移民部请来的中共司法部人员所作的证供，暴露了中共司法制度更多问题，这令赖昌星的难民案露出了解决的希望。
出身“加共世家”看透中共本质
至于另一位律师兰金，表现同样十分出色，舆论用“瞩目”来形容他。在听证过程中，兰金有个特点，对中方每个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连“六四”天安门事件究意死了多少人、有关中共反革命犯等都是他的议题。兰金指出，他发现作证的中共司法人员均有同一特点，就是顺从建制，在共产党的范围下建立自己的事业，无论他们相信与否，都成为建制的卫道者，失去了独立性。、兰金不讳言向记者道出自己出身“加共世家”，所以就更能有的放矢与中方证人在法庭针锋相对，将中共的“案例”重新审视，让世人清楚地看到，经过经济改革二十多年之后，大陆的法制建设仍处于人治阶段。
官司暂告一个段落，兰金深有感触：“我的父亲以前是忠贞的共产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多么的公平美好，直到接触赖昌星的难民案件，以及对中国来的证人进行交叉盘问得到的结果，我终于认清共产党统治下所谓法律系统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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