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另一位“六四”风云人物袁木也油尽灯枯，黯然死去，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没有什么“袁木同志，伟大的XX家，XX战士，在‘六四’关键时刻，坚决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等等之类的话音响起。
据说，袁木临死前对他在“六四”时的丑陋表演有所悔悟，这有待考证，但陈希同在判决后大呼“我有话要说”却是事实。可惜的是，九年前他所极力维护的那个不让人民自由说话的制度，现在也不让他说话了，他只能接受判决，接下来再进行笃定会被驳回的上诉，而给他这一判决的完全受中共高层操控的司法审判体系，正是九年前人们呼吁要求变革的专制的一部分，如今，陈希同实实在在地去“享受”他当年坚决捍卫的“胜利果实”去了。
毫无疑问，以六四事件为终极的89民运，是中共自建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权危机，而陈袁二人在这场危机中的充分表演，为中共摆脱困境，维护政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个是巧舌如簧，黑白颠倒，假大空全套出击，硬是将“少数坏人怎么能把几十万群众扇动起来”这样的刁钻问题搪塞了过去；另一个呢，则是“明察秋毫”，牢牢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其给邓小平的污蔑夸大学生“动乱”的敌情通报直接导致了邓氏对学运的狠恶定性和最后的武力镇压，真可谓劳苦功高！然而，“平暴”取得“伟大胜利”后，二人的仕途却未能随功而升，相反，袁木渐渐淡出官坛，直至黯然湮没，无声而终；陈希同也未能戴上总理或总书记的乌纱帽，只好在“北京人做事，上海人领功”的抱怨声中，干看着上海人大举进军中南海，那奢侈糜烂的陈希同王国，也呜呼短命，未几便被上海人砸了个灰飞烟灭，其状惨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耍尽嘴皮为党遮羞藏黑的袁木不能官升几级？为什么坚决“平暴”的陈希同不能荣登“总”字号宝座？这原因其实就在陈袁二人极力捍卫的共产党体制之内：
中共，朝共，越共，苏共，等等，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无论他们的开创者是多么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仁人志士，其后来却都无一例外地由于主义的集权取向(民主集中)，体制的内在弊病(上级绝对领导，下级充当不思考的螺丝钉)和领导人自身的私心而演变成封闭排它的专制政党，这个党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一切却围绕着当时得势的高级领导人的意志和利益来运转，我们可以排出一长串熟悉的名字：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等等，这时，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党的利益，谁冒犯危胁这一利益，谁就会受到无情整肃。
那些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如哈维尔们，萨哈罗夫们，是这一利益的直接危胁者。
可还有另一类危胁者，这就是那些积极充当打手说客的奴才们，由于他们卖命地维护这个专制制度，常常将上级指示超限度地理解执行，势必激起民愤，形象丑陋，不利统治，因此，在用过后，要么明升实降，赋予闲职；要么找个形象稍好者予以代替或制衡；要么干脆就弃之不用或灭口。30年代苏联的亚歌达就是个典型，亚歌达曾积极地替斯大林肃反，欠下无数人命，结果最后他自己也被斯大林处决了，他的继任者贝利雅最后也不得善终，而陈袁二人的命运结局便不过是这种制度悲剧的重演而已！
50年代，波兰由于波共的官僚主义和经济政策失误，引发了第一次波茨兰事件，群众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和监狱，波共进行了流血镇压。事件平息后，波共遂将当时的内务部长解职查办，理由是他“作风粗暴，滥用权力”，可怜这位内务部长，如果不是波党赋予他对“敌”斗争的大权，他如何能去“作风粗暴，滥用权力”？到了要抚民心时，却把他拿来当替罪羊，可惜，在那时的波兰，是没有他说话的机会的。
而今，陈希同有话要说了，可又能让他说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陈氏在“六四”时的表演不那么起劲，不那么突出，和血案不那么有直接联系，那么，中共第三代核心很可能就要安在他的身上，而今天站在法庭上的腐败被告们很可能就是另外一批人了！
遗憾的是，陈希同大概是无缘看到这篇文章了，那么那些还在全中国各地积极执行监视跟踪民运人士任务的公安国安们呢？我但愿你们看到本文，想一想陈袁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你们只有在自己的位子上，推动中共进行民主改革，公众才会安全，国家才会安全，你们自己才会安全！
如果陈袁的命运能给人以这样的启示，那也算是他们对人民的一点贡献了，但用不着谢他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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