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壓榨農民？「高官講話」告訴你(圖)

統購統銷用來換棉線的線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中共號稱以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但早就對不起農民了。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報告：「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70萬人口銳減至40萬。［②］1934年5月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③］研究指出：農民只要致富，就會變成被打擊的對象，因此土地革命並沒有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東西蘇區的最後歲月，居然發生過多起蘇區農民集體逃亡到白區的事件。［④］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陳雲語錄

1949年12月2日，中共財經負責人陳雲向中央政府報告：從十月中旬開始的幣值下跌和物價上漲，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幾百萬軍隊和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這次幣值下跌、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因而鈔票發行過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員會第15次會議，陳雲報告財經問題：在鄉村中有攤派、超征的現象。本來國家規定是250億斤公糧，結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億斤。……這對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陳雲：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25％，亦即所得稅的三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23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他們比我們收的少。［⑦］

比國民黨多收稅近150％，陳雲的數據呵！

統購統銷

1951年糧食購銷危機。中共中央〈關於1952年糧食問題的幾項決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和廣大工業原料種植區糧食需要量增加的緣故，1952年糧食的供應調劑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僅從國家貿易部門逐年出售糧食增長的情況來看，就可以瞭解糧食的情況是很緊的。1950年出售數為93億斤，1951年出售數增為169億斤，預計1952年至少須增至215億斤。糧食需要量的增長是極其迅速的。……上述糧食情況收支相抵，尚差28.4億斤。［⑧］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大陸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購）計畫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場糧價也因此大幅度波動。當時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產糧區的糧價，一般高於牌價的30～50％。［⑨］

面對供銷失衡的糧情，在計畫經濟指導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糧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糧食年度預算需握糧700多億斤，除農業稅收繳275億斤，須收購431億斤，而上一糧食年度僅收購243億斤，僅靠市場收購（與私商爭購）無論如何辦不到。於是，想到關閉糧食市場，堵絕農民其他賣糧渠道，「保證完成收購」。［⑩］

「統購統銷」的實質：剝奪農民的糧食處置權以獲得絕對控糧權，以極低價強制徵糧（統購），以保障城鎮供糧（統銷）。中共很清楚「穀賤傷農」，之所以出臺「統購統銷」，實因合作化導致糧產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斷增擴的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只好關閉糧食市場，強行「徵集餘糧」，急救眼前。1953年10月關閉農貿市場，糧油棉「統購統銷」。［11］

統購統銷——鄉村統購，城市統銷，取締糧商，逼迫農民只能將糧食低價賣給政府（0.09元/斤）。［12］農村不滿聲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購少於銷售，無法維持城鎮供糧。1955年8月，被迫出臺「糧票」，全國城鎮定量供糧。［13］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1953年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係很緊張。［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衛科員閻義採（中共黨員）「鳴放」：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政策是黨向農民的戰略進攻，向農民搶劫土地、糧食、牲畜。農村中反對共產黨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寧波幹部「鳴放」：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農機廠技術員汪朝元「鳴放」：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17］

1957－5－7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農業社因統購糧食過多加重了春荒〉，桐城縣天成社多征61萬斤，缺糧戶佔87％；泗縣協辦社缺糧人口51.1％，光明社則普遍缺糧。（頁14～15）

章乃器懷疚終身

統購統銷「奪農補工」，1956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49年農業產值遠大於工業）。通過工農業「剪刀差」［18］，本已很窮的農村至1978年向城市輸送了幾千億資金。［19］毛澤東不承認統購統銷對農業的「扼頸」，認為是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至多是必要代價的「一根手指頭」。［20］

統購統銷「對不起農民」39年，章乃器為參與制訂這一嚴重傷農的歪點子懷疚終身。［21］中共很清楚農民的「貢獻」，但已開出紅色支票，得用經濟績效證明革命的價值，只能「暫時犧牲」農民。1962年7月中央黨校，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抖出統購統銷之所以必遭農民抵制的底牌——

黨中央的方針是以糧為綱，但價格上糧食不是綱，糧食的價格最低，種糧食的農民收入最少，一斤糧食平均不到一毛錢。按照去年的標準計算，農民賣100斤糧食給國家，他實際上得到的價格是7％，93％是盡義務，實際上糧食統購是最大的共產風，剝奪農民最厲害的在這裡。怎麼辦呢？不統不行，統了農民吃虧，他就不種糧食，不種糧食，一切就都垮臺，最後同歸於盡。農業垮了，工業也垮了，現在的情況看得很清楚。［22］

結語

1980年，中共悄悄轉彎子，「包產到戶」（個體單幹）合法化，糧食市場重新開放，糧情漸緩，1982年撤銷糧食部，1983年鋪開包產到戶，1984年廢社立鄉，1985年裁廢統購統銷。這次不再敲鑼打鼓，也用不著造勢鼓噪，全國農民苦「統」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擁護。1993年9月1日，取消計畫經濟最後標誌——糧票。

註釋：

［①］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年，頁117。

［②］王西彥：《湘東老蘇區雜記》，新文藝出版社（上海）1953年，頁2。

［③］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1。

［④］張鳴：〈多面相的民國農村〉，《同舟共進》（廣州）2011年第6期，頁17。

［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4。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381、383。

［⑦］《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7。

［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33～334。

［⑨］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6。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256～258。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77～488、561～567。

［12］〈中國1949年後糧食價格的演變〉

［13］（1955－8－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2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5～30。

［14］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頁323。

［15］〈閻義採為美蔣喝采〉，《人民日報》（北京）1957－7－27，版2。

［16］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右派言論彙編》（1958－5），頁146。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7］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毒草彙編》第二集，頁29。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8］剪刀差：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之差額，因圖示呈剪刀而得名。

［19］姚洋：〈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蹟〉，《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6月號，頁22。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7。

［21］陳雲：〈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頁200。

［22］《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26～427。

責任編輯: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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