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國慶典禮時，葉劍英（右一）與毛澤東等人合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67年初，中央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它是由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作為處理問題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碰頭會一般都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懷仁堂開碰頭會，這兩次會本來的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在2月11日的碰頭會上，葉劍英首先站起來責問康生、陳伯達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徐向前也激憤地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搞亂了，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葉劍英質問張春橋：「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他還嘲諷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2月16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室，一場激戰開始了。
會議室內，兩方陣容分明。周恩來坐在會議桌中間，右邊是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這是象徵著「右派」，還有余秋里和谷牧。坐在左邊的有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江青因事缺席，王力來列席。這是象徵著「左派」。
會前，在懷仁堂門口，譚震林碰到張春橋，便問他：「陳丕顯來了嗎？」因為譚震林知道毛澤東批准進京的名單中有陳丕顯。但張春橋卻打著官腔說：「群眾不答應呀！」譚震林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了。」
譚震林氣憤他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於是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就提出了關於陳丕顯的事，他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陳毅接著發言。他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澤東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面派活動，斥責說：「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整老幹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搶救運動搞錯了多少人！現在有人還背著包袱，連周總理都挨了整。」
葉劍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於犯錯誤的幹部，我們黨歷來的方針是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
「許多幹部被揪出來鬥。」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氣得渾身發抖，憤怒地拍著桌子說，「這樣殘酷對待幹部，照這樣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去吧！」
這次會議不歡而散。
散會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便來到釣魚臺15號樓內，向江青匯報。
江青聽完匯報後，叫通了毛澤東的電話：「有緊急事，必須馬上向主席匯報。」
「那你就來吧！」毛主席答應了江青的請求。
「什麼事這樣急？」毛澤東望著江青那種急不可耐的樣子問道。
「他們大鬧懷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動，她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大鬧懷仁堂」說了一通。江青繪聲繪色，添枝加葉，說著說著，便哭了起來。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的匯報，他最初並沒有把事情看得那麼重，認為只是幾個老帥思想不通，發發牢騷。他不以為然。
「李先念說：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誰唱的調子部高。」
聽到這，毛澤東臉色變了，善於察顏觀色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也知趣地不念記錄了。而是將《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材料放在毛主席的書桌上。
張春橋見此，不失時機地又燒了一把火，向毛澤東說道：「陳毅同志對延安整風不滿，反對延安整風運動……」
「怎麼，難道延安整風錯了麼？要想翻案，把王明請回來嗎？」毛澤東終於發火了。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等人操縱下，首都街頭出現了10萬學生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反擊「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5位副總理和軍委4個副主席，「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了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責任編輯:楊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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