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0日訊】一、愧領桂冠
1958年秋，組織找我談話，讓我檢舉揭發一位教授（國際知名藥化專家）和我父親。這位教授和我外祖父是世交，早年曾帶我母親去上金陵女子大學，1933年因確定了中藥常山（鹼）的化學結構和抗瘧作用，榮獲國際獎。此成果收錄英國藥典，他本人也因此成了英國皇家藥學會名譽會員。因為當時全面採用蘇聯教材，有同學問到他，他說：其它學科我不知道。我這個專業，用我編的教材，保證大家站在世界先進行列。是否老王賣瓜，不得而知，但他對教學的認真和自信，是同學公認的。可這態度就是反對學習蘇聯，成了大右派。
我父親原是國民黨高級軍醫，屬統戰對象。浙江省黨校領導找他交心，他直率地說：「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有道理，我贊成。請黨重視人口控制，否則影響經濟發展，難以脫貧。」也成了大右派。
我說：他們不會對我一個小輩交談，所以也檢舉不出什麼東西。至於批判，本人無知，你們怎麼說，我都照寫，再簽名行嗎？
就這樣，說我家庭出身不好，立場反動、頑固，同情包庇右派，也就等同於右派。
一個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也就戴上了「桂冠」。自忖道和那些有膽有識，對國家社會有責任感，敢於向黨建言的「先生」同列，「光榮」是「光榮」了，但認真比較，我卻如一個仿冒偽劣產品，是人為粗製濫造的，質量差遠了，充其量算個副牌吧！
每次政治運動，毛主席定的基調是95%好人。那麼另5%肯定就要上榜了。而且每個單位都爭政治先進，這個指標（5%）必須超了才好，如果不達標，領導右傾挨批事小，弄不好自己就被列榜上了。
1957年，我上的大學原黨委書記，一位「解放前」參加過地下鬥爭的「老革命」（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反右時，他的原則是教師隊伍盡量少劃右派、學生中盡量不劃。因此只完成了3%多一點，當然不及格。1957年秋，就讓他「因病休養」。另從部隊調來一個師政委當了副書記，接替他的工作。這位書記就雷厲風行地組織起「拔白旗」、「補課」（劃右派），至1958年底，指標超額，逾6%。從此母校榮獲上海高校政治運動先進單位。當時在校學生5000多人，教職工也近此數，也就是說這塊匾額，就由700多人的屈辱加血淚，浮托出來。
二、西行瑣記
1．無人送別的三節車廂
1960年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上海招聘各行各業的「人才」，上海市委就把這支援邊疆建設的光榮任務，首先落在各高校集中的300多名右派學生身上。我們這些當時稱為政治考核不及格的人，就先去邊疆歷練歷練，勞其筋骨、苦其心志。
8月中一個炎陽高照的日子，我們被優待，包乘三節車廂，登上漫漫萬里西去之途。車臨開行，各節車廂都零落傳來送行親人的哭聲，到是我們這三節，無親人送行，反少了萬里送別的悲愴。
臨行前數日，我的伯父（在上海，是父輩中最喜歡我的）告訴他兒子（我堂弟，一個小學教員，也戴上桂冠，去市郊一個公社勞動了）說：致遠年輕輕，未出校門就充軍萬里，我——不忍啊！年過半百的伯父，不堪萬里生離之痛，不來送行；堂弟身不由己不能送行；我父已成「賣炭翁」，遠在浙西山區更不能來送行。我的無人送行原因，可以算是管中窺豹的一斑吧，那麼這數十萬，有多少不能來送行的親人的心在泣血呢！
可萬里西去畢竟不是件愉快的事。人死了，靈堂上掛上「駕鶴西去」，或「駕返瑤池」——西去見西王母也，就是升仙的意思，那是親友用來安慰死者親人的。人總是留戀俗世不願「西去」登仙的多。古時好友西去，相送於渭水橋頭，吟道：「勸君更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悲涼更催離人淚！
從上海到烏魯木齊，鐵路距離就5300多公里，早逾萬里，我們還得分往各處，像我到伊犁還有600多公里。想當年林則徐，皇恩大赦時，坐了毛驢車，彳亍獨行於戈壁荒原之中，未進嘉峪關，就因受不了風沙之苦，病死途中。和他比，我是萬幸，萬萬幸的。
則徐先生辦皇差，損及皇親貴族「既得利益集團」，「有違聖意」；我不肯向右派先生臉上吐唾拉屎，也「有違聖意」，西去原因相近；他到伊犁，修筑了著名「黃渠」，清泉永注這一地區，使瓜果飄香；我當了醫生，並為那裡籌建了一所全日制衛生學校。眾多學生，繼我為伊犁各族人民看病，同樣為那裡人民「造福」。此亦似可與先輩一比擬也。
秦始皇坑儒，400而已，被後人罵了二千年。而新中國卻有人說：焚坑之事要商量——這一商量，1957年就五十多萬。「400」是咸陽城有點名氣的「儒生」，相當於右派中的國寶級人物，而這50萬多中，卻大多如我這樣被殃及的「池魚」啊！
2、小心搶吃的
第三天傍晚，到達蘭州。車輛停靠在市郊一個編組站上。列車員關照：別開窗，也別把吃的東西放在窗口，有人會搶的（當時全國鬧糧荒，甘肅猶甚）。
夕陽漸下，忽聽得車廂外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給——，在夕陽的余輝裡一個小黑影，頭髮斑斑結結，一臉污垢，辨不清臉色。穿了一件半長過膝黑衫，袖口和下擺已是絲絲挂零。他（她？）站在路基上，一手扶著車廂，另一雙手，從條片狀袖筒伸出，顫抖著，踮起腳，盡量向上，這是雞爪狀小手，只夠著車廂一半。我心頭一熱，把食品袋（上海出發時帶來吃剩的），從窗縫中遞了下去，趕緊又下了窗。一閉上眼，這小黑影總在眼前（男孩、女孩？）飄移，心裏浮上一個問號：他（她）還能搶嗎？
記得當時沒有餐車按時供餐，一般自帶乾糧，或停靠站時，衝上站臺搶購一點高價食品。次日我已斷糧，傍晚天已黑，車在甘肅新疆交界的柳園小站一停靠，我隨著人群，衝上燈光昏暗的站臺，從小販手裡搶（購）得一個黑黑的野菜窩窩頭。回到車廂一口咬去，又酸又苦，難以下嚥。多愁善感的我，竟然溢出了後悔的淚水：你那一點食品，對於飢民，吃了上頓，仍沒下頓，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如今苦了自己，真是「悔不當初」。
3、倒霉的副政委
次日上午在兵團司令部大禮堂開了歡迎會。一位40出頭，中等身材，微胖，面白皙，穿一身將軍便服（無領章軍銜）風度瀟灑的人，快步登上主席臺，站到麥克風前，微微招了一下手，掃視全場，接著傳出了親切熱情的聲音：「同學們，歡迎你們到兵團來！」大家鼓掌致謝。「邊疆的建設、兵團的發展，有很多事要做，你們有什麼本事，儘管拿出來，有你們用武之地！」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接著簡要介紹了兵團近年規劃，農、工、牧、副業發展前景及廣大兵團職工日常生活（文化、衛生等）需求。懇切地說：「這些需求，有賴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共同解決。其它的先放一邊，我不問你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明天起，我就將大家全部，去解放軍總後勤部（兵團的主管部門吧）挂個號，你們都是兵團的革命戰士了！」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
是啊，一群待罪之人，被稱為「革命戰士」這榮譽、親切、輕鬆、感激的複雜心情，是難以言表的。
由於現實的原因，這位主持兵團日常工作的副政委，他的好意未能兌現。他在其它場合說過：「為什麼非要你死我活地鬥爭？你也活，我也活，共創未來不更好嗎？」不久他倡導建設五好農場，有：好條田（新疆地方大，一塊條田上千畝，便於機械收割）、好林帶、好渠道（生產環境）、好道路、好住宅（職工生活環境）。可這樣的幹部，文革一起，被打成三反分子。因為五好中不見政治好，就是不要階級鬥爭，罪由就是他不分敵我友，只抓糧棉油。就這樣，一個關注民生的好幹部，敢違聖意，自搞一套，你不倒霉誰倒霉！
4、騙了「老革命」
在烏市一月，用餐在兵團招待所。所長是一個沉默寡言，50出頭的長者，據說是長征路上朱德的馬伕。因為是文盲，革命勝利了，不願隨朱去北京「吃閑飯」，自願來了兵團。工作安排尊重個人意願，待遇一般按師級。兵團這樣的「老革命」不止一人。
他在所裡，餵豬、養雞、當門衛，掃院子，樣樣搶著干，沒把自己當管理者。他養的雞，夜裡不關入籠，上樹休息，所以每天你被樹上此起彼落的雄雞鳴叫醒來時，他都早早在掃院子了，臉上總是漾著微笑。
在一個月的等待中，他幾次殺了親手餵的豬，給我們加餐，款待我們。主食每天5個白麵饃，（每個100克，定量1市斤/日）。按供應規定20%白面，只一個白麵饃，其它4個應是玉米窩窩頭，這已是優遇了。可大家正年輕，旅途勞累後一休息，胃口特好，這早晨一個，中晚餐各二個饃，這頓吃了，等不到下一頓，早就飢腸轆轆。於是大家耍起了南方人的小聰明說：我們的戶口糧食關係是集體轉的，身邊沒帶多餘糧票（其實每人預領了二個月，60斤留在身上可上街買零食），食堂買饃，可否暫不付糧票，以後集體結算。另外每天5個饃，不夠，可否加糧？不想他一口都答應了，不收糧票，每天加二個饃（200克，這個增幅是定量的40%）。當時全國鬧糧荒，嚴格計畫用糧，這樣寬宏大量，這樣的慈善心腸和膽氣！否則在國家糧食政策規定之外，開了這麼大一個缺口，是個嚴重的錯誤，一般幹部就吃不了，兜著走，何況是在優待我們這些右派學生啊！
一個月後，大家陸續踏上工作崗位，有的走時沒見到他，一聲道別也沒有，甭說謝謝。糧票欠的自不會再去結算。像我一樣，提筆追憶，對他心中只留下一分深深的歉疚！
三、六年辛苦成罪囚
得知分配農四師醫院工作，高興之極。因為它在美麗的伊犁河畔，那裡有塞外江南之稱。欣然登程。
又蒙領導器重（既當臨床醫生，又籌建一所全日制衛校），只有加倍努力，認真工作，誰知又招來第二次災難……
1．欣然赴伊
伊犁是座美麗的邊城，市中心幾條馬路，寬大平直，柏油路面。旁邊支巷，還是黃土路面，拍打平實，清掃潔淨。兩旁是高高的白楊，路邊是明溝，流的是黃渠引來的清泉（黃渠是林則徐來時修的），不是排污水。伊城沿街商店極少，民居是一座座果園，以土圍牆相接。栽種蘋果、葡萄、杏子等，牆根挖個洞引水灌溉。果園中心用整根園木搭建房子，外塗淺藍色，恰似俄羅斯童話中的木屋（俄羅斯族人不少），十分幽美寧靜。支巷口，間有掛著紅色小木牌的伊斯蘭茶室，兼售一種叫beeva（念皮伐，俄語啤酒）的自釀的大麥甜啤，民族同志站在櫃臺前舉著大玻璃杯，自在地喝著。這種店終日放著樂曲，簡短而重複著，曲調悠悠動聽。後來問了是維吾族民間套曲，叫《十二木卡姆》，像南方四季調，歌詞可由唱者隨編。在夕陽余輝裡，白楊樹蔭下，沿著潺潺流水，聽著民族樂曲，如果心中無事，真是十分閑適的旅遊。
這「異域風情」更激起我萬重鄉思和對自己前途的無緒猜測，啊，明天，明天……這種歡歌自娛的景象，一直延續到1962年夏，因為糧食、商品供應不足——他們認為包谷是餵毛驢的，給他們吃是不尊重人；買商品，除了錢還要票證，是難以理解的。加上其它歷史原因，伊犁十多萬邊民外逃蘇聯，終於釀成伊犁街頭流血事件（叫《六·二五》事件）。
2．喜接重任
次日，師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接見了我們四人（交大、復旦、華東化工各一人和我）。政委和主任表示了歡迎和慰勉，然後讓副主任給我們具體安排。他把我們帶到一個大沙盤前（農四師在伊犁地區分布模型），介紹了全師近年發展規劃和對我們的要求和希望。說完讓他們三人去辦公室辦報到手續，單獨留下了我。
他對我說：我們師地處伊犁河谷，地理條件優越，農牧均宜，同時礦產資源豐富，能源（煤）充足，是兵團農工業發展重點，所以每年接來支青（城市青年）、移民（貧困省、災區）及轉業軍人較多，人口激增，原來醫療衛生隊伍跟不上需要。所以讓你到師醫院內科工作，同時籌建一個（三年制）全日制衛生學校，自己培養具有中專水平的醫士、護士、化驗員、防疫員。原來部隊老衛生員和部分（國民黨起義部隊）老軍醫也要分批培訓，進修提高。你去醫院要和原有醫生共同努力，把師醫院提升為能帶教學員，進行實習的教學醫院。
至於行政人員，他立即給我配備校行政辦公室主任一人，教導員一名，打字員一人，馬上著手建校舍、教務安排、教材、教具準備。基礎課老師，請兵團醫專協助配送、臨床帶教老師，待我進醫院，臨床工作和人事熟悉後，伊市三大醫院（農四師醫院、自治州醫院、市傳染病醫院）的臨床醫生，由我推薦聘用（兼職）。這樣，我實際上成了無冕校長（因為右派，不好任命），真使我受寵若驚。
這幾位領導，都是抗戰時到延安的學生，抗大畢業，1962-1964年，先後調去北京工作。對我的「寵」，也就成為人們詬病之源。特別進入臨床實習階段，在學員面前，分析病案，用藥，必須仔細認真，不能顧及人情面子，就開始得罪人。大概也有點報知遇之恩的意思，我時時、處處認真，殊不知卻一步步為自己開通走向牢獄的途徑。
校舍在建設中，藥劑1個班（在全師範圍找了有高中學歷的）約30人，先行上課，每天午餐後拉丁文一課，經常你跑我跑，成了「跑跑課」。因為當時糧食緊張，每天中午食堂用一口缸燒了一缸稀稀的包谷糊，摻些榆樹葉，隨你盛多少。於是大家盡量用大盆碗裝，非喝得腹脹氣實不肯罷休。本人也不例外。沒有菜就加鹽。一個多月下來，兩踝周皮膚飽滿起來，手指一掐，有個小窩窩——腫了。但不能說，誰說了就是對現實「不滿」，可得挨批的。這餐後第一節課，不上十分鐘，就開始有人尿尿，開頭規定上課離開教室，要喊報告，這一喊大家回頭，跑的人多了，頻頻回頭，課就上不成了。我就讓大家不要喊報告，悄悄出去就是。我憋不住了，只好對大家歉意地點點頭，跑步去跑步回，盡量把大家晾著的時間減少，真是爭分奪秒。但是腳步總是覺得沈重，雙腿腫著。好在伊犁得天獨厚，地理環境好，也無旱澇天災，不缺糧，本不用挨餓的，但因鄰近省陝、甘、川、豫都是嚴重糧荒省，支援了他們，才挨點餓，大概一年左右。
我一進入臨床科，好多護士夜班麵條都吃不完，支援了我，我的雙腿又輕快起來。
3．恩怨情仇難說清
（一）揶揄開始聚陰霾
來醫院第一年，以衛校工作為主。各位老師的教課科目不同，互相直接產生矛盾極少，我就「出色」完成任務，得到好評。
但實際上，我一來就有老衛生員八、九人已在師醫院進修。我來後，醫院領導讓我給這幾個進修的講講病曆書寫（格式、要求），及體檢的基本技術（望、觸、叩、聽）當然要結合病例來做。起初我未進病房，是向臨床醫生「商借」病例。我也仔細挑選，找沒有誤診誤治，大體正確的。在「初步診斷」的「討論」部分，我講的與原有病歷沒多少出入，但系統化了些。幾次之後，他們有了對比，而且憑他們資格原本也不把師醫院這些「上級醫生」（起義軍醫）放在眼裡，而且工資級別比他們高。於是，有時在討論病例時，適逢他們進來，這些「老革命」就會大大冽冽地拍拍他們肩膀說：「餵，老兄，你看X醫生，年紀輕輕，能說出個道道，跟著你們，十年也進步不了！」他們無所顧忌地笑著說，但卻把我推上招人恨的浪尖。這種怨，開始無形地積累著。
（二）老大姐的愛護
半年後，我正式進了內科病房。醫院護士主要成員，大多是如前述護士長一樣的山東大姐。領導大概出於關心，招呼說要和她們搞好關係，否則她們會對你工作上找彆扭。我深知要為人師，必先當好學生的道理。所以一進病房，除了做醫生本職工作，護士的治療操作，病人護理，清潔衛生（拖地板、倒痰盂、便盆），只要我有空，都搶著干。特別夜班死了人，年青護士怕抬屍進太平間，我就幫著抬。這一來不到半年，關係十分融洽。我值夜班，習慣對全科危重病人多一次巡視，事先關照當班護士可能出現哪些問題，要重點關注。因此她們覺得和我一起值班，工作不忙亂，工作總量也減少得多。工作一段時間後，這些老護士長誇讚的多，也未出現領導擔心的鬧彆扭。
她們「根正苗紅」，大多是烈士、功臣的親屬、後代。有的已是黨員。她們的缺陷是階級鬥爭意識不強，善良性多了點，對我都當小弟弟看，不但工作上十分配合，生活也處處照顧。1961年「國慶」領導當眾宣布，因我工作努力，思想改造「認真」，摘去右派帽子。（原來可能考慮工作時影響，領導關照是隱瞞這一身份的）。
如果說在伊犁，工作六年有點成績，是與她們的愛護支持分不開。但同時因為她們的讚揚聲，使我和上級醫生之間，罩上陰霾。
（三）未能為領導者諱
當時內科與肺科病房在一條走廊的兩頭，中間僅一（門）帘之隔，夜班共一個醫生值班。我幾次值夜班時，總見院長進入肺科護士辦公室，讓護士打針，發現打的是可待因或嗎啡。後來一次正在注射被我撞見。出於愛護問道：院長，你為什麼常打這種針？「我咳嗽」。我知道他僅僅是有一點呼吸道疾病跡象，於是就大膽說：「院長，常用這種藥不好，要成癮的。」他立刻拉長了臉，嗯哼了一聲，轉身走了。我意識到不妥，未能為「領導諱」。我讀過契訶夫短篇小說《一個小官吏之死》，一個小官吏觀劇時，打噴嚏污染了前排一個將軍的衣服，從此日夜提心吊膽，千方百計設法去陪理道歉。我雖未到此程度，但心裏總有了一個疙瘩。
（四）聲名在外
病房工作同時，每週有1-2次門診，收住了二個病員（維族）。一個自訴十三年來，反覆粘液血便，一吃藥好了，一受涼或稍有飲食不慎，又發了。大便時裡急後重十分難受，時間長了，人也消瘦，常感疲勞。詳細詢問了病史，我告訴他：以前醫生的診斷沒錯，用藥沒錯，是你自己停藥太快，療程不足未徹底治癒，病菌耐藥了。我就選用中藥鴉膽子（他從未用過）濃煎劑，小量（每次15ml）保留灌腸（因為菌痢病在結腸下段，口服效差），每日一次。一週後大便性狀正常，繼續用藥觀察數日，完全好了。住院十二天出院，隨訪三年未再復發。
一個自訴6年多了，反覆跑了全國13個大城市，在大醫院檢查，心電圖不正常，懷疑自己有了嚴重心臟病，思想負擔很重。收住入院後，我和上海同學仔細觀察了一個月，經研討決定找他交談說：你去過大城市，找了多個大醫院的醫生看過，現在我們說的話你能信嗎？他說：「憑一個月來你們認真仔細的態度，我信，你說吧！」那好，我們說：「我們肯定告訴你，你的心臟本身沒有器質性改變。你有時心跳快、煩躁失眠、中醫稱陽虛，西醫叫植物神經功能失調，也叫神經衰弱，只要你妥善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節奏，遇事不急，注意鍛練與休息，就會好的。以前你長途奔波，情緒又緊張，一下車去做心電圖，有點異常，不足為憑的。」他經過一月休治，精神、體力都有改善，交談後心態平靜，高高興興出了院。伊犁城不大，以後常在街頭碰面作些諮詢，再無「心臟病發作」。
此二人，一位是當地宗教界有影響的人，一位是州政府級別不低的幹部，就成了義務宣傳員，說：師醫院來了二位上海醫生「了不得」。其實我們只是作了一個醫學院畢業生常識範圍內的事：前一個是詳詢「用藥譜」，換用敏感藥物；後者是仔細觀察鑒別「心跳不正常」（或心電圖異常）是由心臟本身器質性病變引起，還是心外（如情緒改變）原因引起。下結論要慎重，還要隨訪，印證結論是否正確。但在醫療水平相對落後地區，似乎被人看高了點，要有自知之明，其實是「名實難符」的。而且自古以來，聲名在外，常易遭人嫉妒，何況我們這樣身份，是禍不是福。
（五）無心栽刺刺扎人
自1961年初起，每年冬春之交，團（農）場職工常成批患急性風濕熱，因為兩湖及東南沿海來的人不耐新疆嚴寒，加上農場居住條件差，每當第一個冬天關口，往往很多人得病，部分人損及心臟，就成了風濕性心臟病。醫療照顧不周，就出現了心力衰竭。
當年治療心力衰竭藥物種類不多，主要就是洋地黃類。這類藥品特點是治療劑量和中毒劑量十分接近，所以要十分小心。一般分二階段用藥，初始每天用（洋地黃每片0.1克），每次0.1-0.2，每日三次，2-3天後總量達1.0-1.2時（稱飽和劑量），即能起治療作用了。此後每天一次（一片），叫維持量（即估計每天排出量，給予補充）。從治療開始即要專項記錄（總量、每日量及心衰症狀的改變），以調整用量。超量心衰加重，可以致死。
團場大部分醫生是老衛生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藥用時也是每次2片，一日三次，醫囑一開，3-5天不改，也無專門記錄或調整為維持量，因此超量（中毒），「心衰」就越治越重，轉來師醫院。當然這一問用藥治療經過就清楚了。處理也不難首先是停藥（或減量），病情就會大有好轉，再觀察調整治療方案，心衰就慢慢控制了。
我發現這一問題，就建議院長，寫個小材料，發下去，或召集醫生上來短期專題學習。但領導不當一回事，拖拖拉拉。就在這拖拉期間，病員陸續出院回去，這一下好了，他們找上診治醫生吵罵說：你不會用藥別裝樣子，我的命差一點送在你手裡，虧得師醫院X醫生，他不用藥，少用藥也把病診治好了。
設心處地想想，這種場面是很難堪的。這些被我治好的病員，成了一根根扎人的刺。漸漸地，看不起工農出身的名聲，也就沾上我了。我看好了病，傷了別人也傷了自己，真叫：「兩敗俱傷」。
（六）難得糊塗惹禍殃
清人鄭板橋有句名言：難得糊塗。說明做人要裝糊塗，但對有的人說，裝糊塗，難！我就深受其苦。
我進病房，定位明確：帶教醫生（老師）。除了自己帶，還要全面安排。實習學員除了本衛校學生，還有兵團醫專每期分來部分畢業生。病房合作者，師醫院醫生有二部分：一部分是近年分配來的大中專畢業生和幾個比我晚來兵團的上海同窗。他們都習慣了教學醫院的臨床病例討論或爭論，意見不同，爭論過後，仍愉快合作；一部分原兵團老醫生（國民黨起義部隊軍醫居多），曾經在烏魯木齊軍醫學校學習，也有部分去京、滬大醫院短期進修的，有一定學歷資格，但畢竟是50年代以前的中專，基礎知識老化。在政治上好多「靈光」的，都入了黨。在職務上都是主任、主治醫生一級的，是我頂頭上司。他們有部隊醫生的習慣，在下級面前「我」說了算，不容異議。
隨著實習進展，需要不同病種病例，每個醫生的病例有限，常需互相借用。臨床討論也得有主治、主任醫生參加，萬一有不同意見，起了爭論，我這個年資淺的「主持人」就很難處理了。我把這一顧慮，向院長談了，他說：根據教學需要，對學員負責，你該咋辦，就咋辦。這句話說白了，做好做壞，你自己負責！
我的一個同窗，年齡比我長，原是中專畢業，醫院工作了五年，再考上大學。在業務上、為人的閱歷，都比我強。他來後確實也在各方面幫助我，像個學長。對此他言簡意賅地告訴我一句話：病不看，人情在（裝糊塗）。這樣意見出入不大可以，如遇到明顯誤診誤治，我將錯就錯，當醫生的這個職業就難了——因為這不但直接損害了病人，而且對學員誤導，更後患無窮，有了這層「心理障礙」，在今後工作中，經常忽略了學長的忠告。
也不知何時起，特別兵團醫專分配來的實習生，不管是否我帶教，甚至在別科實習，有問題都喜歡找我來問。為了避免矛盾，我盡量叫他們直接找帶教老師，實在推不開了，我就幫他們找到某本書，或某期雜誌，讓他們自己找答案。我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反到使他們更信賴我，「諮詢」竟然日不暇接起來。同時他們明顯地冷落了我的上司，使我與老醫生的緊張關係，與日俱增。後來因為不可避免的個別病例處理意見不同，導致他們聯手，在文革初起，將我推進牢獄。
（七）流年不利事故多
1964年起，大學毛著，階級鬥爭的教育加強了。原來「器重」我的幾位師領導，先後調往北京。好像流年對我不利，接連出現幾件嚴重事故，引起我與上級醫生產生了直接矛盾。
一天凌晨，我因門診總值班（全院只一人），送來一個哈薩牧民，腹大如鼓，並嚴重壓迫心肺、呼吸困難。結合病史、體症、考慮牧民生活環境、習慣喜食半熟羊肉，內臟餵牧犬，首先考慮肝包囊蟲病（此蟲在人、畜、犬之間循環傳染）。我收下後，即請外科會診。因此病唯一辦法是手術摘除包囊。但外科主任（院長最好的親信）來看了一下，說：「腹水是內科病，你放著觀察吧！」不容商議，轉身就走。後來幾經周折，其它醫生一致認為診斷沒疑問，他才很不高興地轉去手術，摘去包囊，放水8000ml之多，內臟器官壓迫解除，病人高興了，可他與我結下疙瘩——學員議論紛紛！
兩個月後，同樣門診值夜班，送來一個腹部劇痛六個多小時的病人：腹部隆鼓，可見到明顯腸蠕動，聽診腸鳴亢進，時有氣過水聲或金屬弦撥音，急診X線檢，見到梯狀排列液平。左下腹觸到塊狀物，觸之劇痛。這是典型低位機械性腸梗阻。並已發熱二小時，提示已有腸管壞死和毒血跡象。已具明確手術治療指證。我又請外科主任會診。他看都不看一下，乾脆地說：先放內科觀察！轉身又走了。這等病情，再「觀察」下去，腸壞死加重，是要死人的呀！於是我急切請求院長，同意轉外科。病人的安危大概比親信的面子不足與論，他說：人家是外科主任，叫先觀察總有理由的。我重申觀察延誤手術時機，出了事不好辦。他一下怒道：「你院長還是我院長，放著觀察，每二小時送去X線複查一次，就這樣！」於是只好遵命把一個發著高熱，腹部劇痛不緩解的病人，抬著來回奔走於病房和X線室之間，並時時向他匯報病情加重。在拖延了十個小時後，他才同意轉科。當在手術台上打開腹腔時，腸道已大段壞死，毒血症嚴重，死在了手術台上。一場事故，交惡二位領導。
屋漏又逢連夜雨，我管的內科病人又出了事。這是一個大葉性肺類病人，在治療過程中，併發了躁狂性精神病，我就加用氯丙嗪控制躁狂。用了二天病人有了輕度黃疸，就改用了異丙嗪。但異丙嗪有明顯呼吸中框抑製作用。呼吸系統有病的人應用，要謹防呼吸中樞抑制導致中樞性窒息。要十分小心控製劑量，特別短時內（1-2）小時不能重複應用。一個無錫醫專分配來的醫生，跟我一個醫療小組（第一個半年，尚無獨立處方權）那天我出差外出，已交代清楚上述注意事項。可晚上病人出現了躁狂，他去報告科主任，主任問：「X醫生用什麼藥？」「異丙嗪」。「那你去給注射一支」（50mg）。過了半小時左右，躁狂未能控制，他再去報告主任，主任說：再去打一支。這位醫生站著不動，遲疑著。「去啊，站著幹什麼！」，主任命令道。他就按主任命令去又注射一支。剛注射了一半，病人雞叫似地呻吟了一聲，口唇發紫停止了呼吸（這是護士後來告訴我的）。這是典型的呼吸中樞抑制，造成的窒息。
次日一早，趕著該病員單位來人前，就送走了這位主任醫生（到邊遠農場），以免應對不當泄露真相。等我回來（二天後）醫院炸鍋似地傳說著：「X醫生用的藥，讓實習醫生把病人注射死了！可醫囑本上，簽字的是主任呀！」
一位尚無處方權的醫生，按主任命令（醫囑）造成了事故，送走了事；自然我這倒霉的經治醫生該替主任受過，儘管我不在場。因為心裏有鬼，過了一段時間，我也被調出醫院，到八公里外的師工程處衛生隊工作，那裡的隊長亦是院長親信，且是外科主任老戰友，近著便於控制。我的心頭陰霾重重。
4．強挑重擔終折腰
（一）又給重擔挑
工程處衛生隊離師醫院八公里，有70張床位（一半成人，一半兒科），二個中醫只管門診，原由隊長，二個衛生員，及一個兵團醫專畢業生（專管兒科），共4人管病房。平時有點事（因隊長是院長親信，又是外科主任老戰友）一個電話，師醫院立刻派人援助，十分方便。
我一去，隊長就把70個床位全交我管，自己每週只作一次「檢查性」查房。我的宿舍就在病房邊，所以夜班全由我擔任。此外每週還有三個半天門診。好傢伙，70張床位，是當時衛生部規定一個醫生工作的三倍量（每人25床位），還兼日夜班——就是讓我日夜處在待命工作狀態，不得休息，疲勞轟炸是明擺著的。但我一是仗當時年青，精力充沛，二是自信自己善於安排、效率高，不怕。歸根結蒂，當時體制下只要是領導（黨員）安排，你說幹不了，甩挑子另找出路——沒門。反落得對領導（黨）不滿，就吃了不兜著走。所以我只能說：如果以後（麻疹流行開始）工作忙不過來，請領導安排人來協助。這就先頂了下來。
（二）又刺了隊長
來隊不久，一次門診中，一個婦女抱來一個十分瘦弱的女孩，說隊長給她門診換藥已半年多了。一檢查，頸偏右側一條斜行的6厘米的瘘管，流著白色豆渣漿似的「膿液」。啊，典型的頸淋巴結核，乾酪樣壞死。於是用了抗結核藥物口服；同時用黃連素注射液直接沖洗瘘道，二週後瘘道開始收口，一月後竟癒合了，小兒臉色也日見好轉。母親對我竟淚眼婆裟地千恩萬謝起來。我說不必如此，看病是我的份內工作。她突然生氣地大聲叫道：「你們隊長說發炎了，換換藥就好，半年了，女兒差點被她拖死！」這一下又好了，我趕緊叫她小聲，不要抱怨。可怎麼勸也不行，她每來門診配藥、換藥，不見隊長便罷，一見就攔著罵：「不會看病就不要看，啊！孩子不是你老婆X裡生出來，拖死了你也不會心痛！」天啊！這種難堪因我而起，開罪的又是黨員醫生，我的頂頭上司，我今後日子可怎麼過！
（三）橫生枝節，直接干擾
麻疹流行開始了（1965年10月下旬），不久兒科病床全滿，我又騰出部分成人病床，總數常在50出頭，每日進出院流量總在十人左右。加上大流行年頭，併發重症肺炎的多，幾個月來，我幾乎日夜不敢合眼。護士雖說臨時抱佛腳，培訓了一下，畢竟治療操作不熟練，一是動作慢，一是處處需要提醒（沒有一個得力的護士長帶班），可她們十分地努力，有時忙了，疲勞了，我沒好氣地吼叫她們，也不計較。這讓我感到感激和安慰。看著病兒一批批出院，看著懷抱孩子的母親和來接她們的親人的笑臉，我疲憊之極的身心，稍感欣慰。但也有人不高興，因為原就指望我忙碌與疲勞，讓我出錯，但卻有如神助，居然沒有。於是就直接出手了。
一天，隊長例行檢查性查房，一個5歲男孩麻疹併發肺炎，尚未痊癒，左肺後外側偏下，尚有明顯（聽診）濕羅音，提示炎症未好。他拿聽診器粗略一聽，說：好了，讓出院！我輕聲說：隊長，再仔細聽聽。並指了一下具體位置，他拿聽診器頭放了一下，重複道：好了，叫出院！我也弄不清他是真聽不清，還是聽而不聞，回到辦公室，我再提暫緩出院，他面無表情地回答：立即出院，等著住院病兒多著！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上級醫生吩咐，就是命令，我只能「照辦」。
可這時伊犁市郊沒有公交車，職工來看病，只能在路邊等各單位進城購物的馬車，這位孩子母親在路邊等了近二小時，中午才遇上車回去。可傍晚，又因體溫上升（39度多），咳嗽加劇，間有陣發喘鳴送來。也就是說病兒原來肺炎又加重了，而且多了一個併發症——急性喉炎。這喘鳴提示有喉頭（水腫）痙攣發作，嚴重的可窒息致死的。處理最佳方案是馬上找車送師醫院兒科（只十幾分鐘車程），氣管切開（插管），才能維持通氣。於是我再三請求隊長派車，他只是不允，拖了一整夜。在幾次嚴重喉痙攣發作後，終於窒息死亡。
這種人際氛圍下工作，禍不單行是不奇怪的。過不多久，又一位一歲多女孩，麻疹合併重症肺炎，有心肺功能衰竭，嚴重缺氧表現（口唇櫻紅）。我依據一德譯本兒科學介紹，加用了洋地黃毒甙（Digitoxion0.1mg毫克一支），我用了1/3支[0.1mg（毫克）=100μg（微克）]30μg（微克），肌注，6小時後給了第二針（書上介紹一天三次是安全用量），患兒呼吸心跳都見平穩起來，唇色漸見正常。又值隊長查房，我詳細報告了病情及治療措施。他說：「我從沒聽見過給小兒用這種藥，停了！」是啊，沒有看書看雜誌習慣，天生知道很多，可能嗎？可我不敢停，就一再說明，書在我宿舍，停用可能出問題。最後他和師醫院院長同一個語氣：「這個隊上聽你的，還是聽我的？」鐵青著臉走了。我只能：停了！
這樣，病兒在呼吸急促、嚴重缺氧情況下，一個弱小的生命，與死神掙紮了近24個小時後，離開了人世。
工程處極大部分職工是勞改新生就業的，這二個家長也因他們身份，根本不敢對黨員幹部（隊長）有任何懷疑。更兼他們不懂治療細節和醫生的職權界限，當然更不會讓他們出來說說真相和做個見證，因此不久，輿論就出來了：衛生隊新來（右派）醫生，對黨不滿，工作馬虎治死人了！這一來，我就毫無懸念地成了待罪之身。
（四）終成囚徒
如果在江南，五月已是初夏，可今年這塞外江南，冬去也遲，乍暖還寒。這天陰，中午，我剛放下飯碗，正在檢查一個新來病兒，辦公室外突然一聲斷喝：XXX出來！我放下病兒，剛跨出辦公室，二個公安將一副鋥亮的手銬銬上我的雙手，被押到工程處小學的操場上。領操台上已掛上大紅橫幅：鬥爭反革命分子XXX大會。場上站滿了處屬各機關職工和小學老師。
我被公安挾持上臺時，臺中央一排桌子後，早坐著師公安、檢察、法院的官員（他們好多曾是我的病員），和二個師醫院科主任（曾是我的同事），熟人見面，我還是直視他們，但官員轉過臉去，假裝和旁邊人說話，避開了尷尬的目光；二位曾經的上級，嘴角微露一絲陰笑——你早該有今日！
我一就位，處宣教幹事宣布大會開始，由師檢察員宣讀起訴書……XXX曾是右派，惡毒攻擊黨、被寬大摘帽後不思感激，反而對黨心懷不滿，平時在醫療工作中處處和黨員醫生找麻煩、鬧對立。調來工程處衛生隊後，競喪心病狂，殘害祖國花朵——兒童來。「嚴懲反革命分子XXX」、「向反革命分子XXX討還血債」！宣教幹事聲嘶力竭地領喊口號聲，從我身後傳來，但台下和者寥寥，我偷眼望去前幾排好些女的，她們曾是我治好病兒的母親，喊口號的舉手遲疑，緩慢，舉了一半就放下了。特別一位處子弟小學青年女體育老師，因肺結核咯血住院二個月，病情控製出院不到一個月，她朝我擠擠眼，像是在問怎麼回事。天啊！明明是衛生隊長不把職工（新生就業人員）子女當會事，刻意干擾治療，製造事故，嫁禍於我呀！怎麼申辯？只好低頭！
突然一聲吼叫：反革命分子XX，向人民交代罪行！
我腦子一片空白，只是順著事實經過的慣性說：自去年10月中旬，麻疹流行開始，我和全隊8個護士，擔負70個病床治療，每天收治出入院病兒就有10多人，已治療XX人——「不要評功擺好，交代你殺人罪行」！又一聲吼叫。
「由於麻疹大流行年頭，病兒多，病情重（併發肺炎的多），我工作忙亂，有，有……」「不要狡辯！」又一聲斷喝。
「反革命分子不認罪，堅決要求政府嚴厲鎮壓！」
我身後又傳來宣教幹事的高呼聲，幾乎無人應和。
「死了病兒，我總是有責任的，我……」
「帶下去！」桌後公安領導命令。
我被兩個公安推搡著下臺，經過臺前，母親們用驚疑的目光看我，有的小聲議論，她們究竟相信我是殺人犯，還是覺得我有了冤屈，至今不得而知。到了停靠臺邊的一輛大卡車旁，「上去」！背後一聲命令。但半年多日夜操勞，我十分體弱，加上有點緊張，又銬著雙手，怎麼也爬不上車廂。「笨蛋」隨著罵聲，大概一個公安舉腳欲踢，「別踢」，一聲乾脆短促的抗議，女體育教師跑上前來，蹲下身子，用肩膀頂著我的臀部，努力幫我攀上車廂。圍觀的母親群裡，似乎傳出了鼻子抽搐聲。
這種結局：能看病的去坐牢，看不好病的當領導，這是一黨專政理論，用在醫療衛生系統的必然結果，它要求每個醫生聽黨員領導的話，卻不必對醫學理論和技術精益求精。至於專政在其它方面弊端，本人沒有身受，不敢妄論。
「下去」，一聲叱喝，在暮色中，抬頭一望，只見前面大鐵門上挂一塊牌子：XX師看守所。
四、鐵窗生涯
1．開水澆牢頭
進了看守所大門，是個方形院子，對著大門一排平房中間一個黑黑的通道，將它分為二半。靠通道右邊第一間房亮著燈，押送者將我推了進去，向靠牆一張方桌後坐著的大個子報了我的姓名，罪由，遞上一張紙，讓他簽了字就退了出去。
「你怎麼搞的？」一個不十分嚴厲的聲音詢問我。抬頭望去，一個滿臉絡腮刮得青青的臉，好熟悉。他一年前因為胃潰瘍收住我的病房近二個月。河南人，部隊轉業。因個子高大威猛，有鬍子、威嚴，刮了臉青青的有點肅殺之氣。在部隊多次射擊比賽得了獎，所以一來就讓他當了法警。
「好好的，安心寫交代，不要多想！」見我不回答，這算是安慰吧！「有什麼事，喊報告，叫班長（對所有警衛的稱呼）。」
說完，起身領我穿過通道，到了盡頭，取出鑰匙，打開鐵門鎖，才見裡面一個半圓形大院，牢房環周排列，房頂圍牆上有二個圓筒形黑影（碉堡）旁有人影移動。每間牢房牆上方，有一個小小的通氣洞，漏出昏黃的燈光。在一扇黑鐵皮門前站住，他開了鎖，讓我進去，就關了門。高高的房頂上有一盞小小5瓦燈泡亮著，是房中惟一的（通夜）的亮點。房中間有火牆，牆邊有一個髒兮兮的瓦缸，透著大小便的臭味。地面是黃土的，到也乾燥。靠裡邊牆角一堆亂麥草就是鋪位。我把鋪卷拖過來，坐在麥草上斜靠著它。唉，接待我的（值班看守）竟是劊子手，儘管他態度極好，總是不祥之兆。儘管我並未殘害病兒，但卻是以殺人罪關進來的啊，整夜不能合眼，害怕。
次晨一早，從牆上小口，漏入一縷陽光，這是室內外唯一跤通之處，陽光空氣經它通入。後來聽獄友評估：這（陽光）是全國唯一不憑票供應的。在勞改隊遇到一師級幹部（獄友），他曾參與兵團多個監獄的設計，說：早知如此（自己也進了牢房），當年該造好一點，起碼這個透光和空氣的窗該開大一點。
第二天上午，值班看守送來紙筆，叫寫交代，因為害怕與絕望，就基本上按照逮捕前，領導找我談話的邏輯：摘帽後未能徹底改造思想，工作忙亂，出了差錯，病兒死亡我是有責任的。但數次被退回重寫。由於我的軟弱，不敢堅持自己正確的治療（也不可能），孩子是死在我經管的病房，去檢舉、控訴隊長刻意所為又誰能相信？所以反覆幾次寫的，不合要求，就一丟、置之不理數個月。
每天早餐後，午餐後，看守按次開門放出上廁所（這是唯一可接觸到其他犯人），大小便連倒便盆（沒有洗手水），如超過十分鐘，看守在院中大聲催叫，趕回牢房。這就根本上杜絕了犯人之間串聯的可能，管理上既簡化又科學，是更上了一層樓。
每餐開飯，打開監舍門上一扇小木門（向外開，又加一層小鐵柵門），把碗遞出打菜，給一個窩窩頭。又供半小缸子開水，天熱連喝都不夠，洗臉洗手就免了。我多次向送飯的請多給點開水，他只是不肯，而且惡言相加。
原來他也是犯人（如廁時，獄友相告），四川人，短小精悍，善拍馬，來了不久，就受所長青睞，到伙房做飯。就成了舊小說中「牢頭」式的人物。因為他有上街買菜之便，獄友們都托他捎帶小日用品，當然他要乘機榨取點財物，幾年下來積了點小財，且「立功減刑」，不久就要刑滿了。
那天中午，天特別熱，我就再三哀求他多給半杓水，他皮笑肉不笑地說：「你以為你是誰呀！老子伺候你，規矩都不懂！」因為我平時拿生活費，沒工資，每月扣除工資，再買幾本書和雜誌，一到月底，身上剩不了幾毛錢，逮捕我時在月底，怎麼有餘錢準備來孝敬！「X你的！」他揚了揚臉。我一股無名火起，順手一抖，把僅有的半缸開水，向他臉上潑去，他哇哇叫著，一面罵，一面急急掩面退去，嘴裡說：你等著，你等著！
下午，高個子班長把我叫到辦公室，所長早坐在那裡，拉長著臉。班長怒喝道：XX，進了牢房，還不老實，想殺人，啊——，我聽著一聲長拖的「啊」，似無真真的怒意，大概是喊給所長聽的。我就說：所長，班長，這麼熱的天，半缸子水夠喝嗎？跟他多要一口就罵人——「罵人也不能用開水澆他呀！」所長開了口。這二年，他多病的老婆，多次住院，他小兒子有病，都是我看的。職業上維繫著他們，讓我沾了許多寬容和關照的便宜。我看事態不嚴重了，就接著說：「一天三個窩窩頭，三碗清菜湯，炎夏日長，餓得不行。」他倆低聲交換了一下意見，所長說：「回去好好寫檢查，有事叫班長轉告一聲，不要胡鬧。」
2．放禁勞動
次日起，每餐送飯，這牢頭一聲不吭，給你茶缸開水沖得滿滿的。看守也不定時帶我出去勞動。原來看守所規定，單純禁閉（未定案前），每餐只給一個窩窩頭。放禁勞動（一般已結案待判或判定尚未送勞改單位），則每餐可給二個窩窩頭。我雖未審訊結案，卻提前享受「放禁勞動」。誰叫所長、班長曾是我的病號呢！
一天夜裡，一位年青看守打開牢門，把一柄鐵鍬塞在我手中，說：走，去放水。水源是隔壁屠宰場，每晚九時起屠宰開始後放水。新疆澆地不像南方，肩挑水桶，用長柄杓掏水揮灑。而是從都渠引到菜畦，開口放灌，灌滿一畦堵住口再引至第二畦。這一堵一挖，動作要快，否則渠水來得急，就把你立腳的地方淹了。第一畦，他讓我放，鐵鍬在我手裡，猶如千鈞棒，不聽使喚，挖了一鍬土，水就漫上腳背。他趕忙奪過鐵鍬，把手電筒塞在我手中說：笨蛋，照著！原來他是農民出身，手腳利索，一堵一開，水就聽話了。從此主客易位，他挖我照。他也連著幾夜來叫我，我想，像我這種人，一不會逃跑，更不會因逃跑用鐵鍬襲擊他，安全係數高，是他選我為伴的原因。但我卻因此多幾個夏日的夜晚，星光燦燦，沐浴在邊城習習涼風中，躲開了牢房蚊蟲的叮咬和尿缸的臭味，真是苦中之樂！
3．獄中審判
一天下午，二個公安在牢房外厲聲叫我，一出監門，就被銬上手銬，我心裏未免疑惑、害怕。我被帶到前院一間小禮堂式的房中，小講台上早坐了一排人，似曾相識。每位面前放了一個小牌子：公訴人、審判長、審判員、書記員、陪審員（師醫院兒科主任）。
我腦子昏昏然，垂首站著：只聽見：現在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迷迷糊糊地聽著還是老套，……反右時惡毒攻擊黨（？），61年被寬大摘帽後，不思感激，加強思想改造，利用手中掌握醫療技術，治好病人為了挑起病人對黨不滿。最近更變本加厲，殘害兒童……
「XX聽見了嗎？」忽聽一聲斷喝。
我抬頭看了一下審判席上的人。
「你認罪嗎？」審判長問
「我——犯了什麼罪？」我茫然問道。
「你——」審判長轉向旁邊陪審員示意。
「他胡亂用藥，給小兒一次注射30mg（毫克）洋地黃毒甙，致死。」陪審員神氣活現地說。
我苦笑答道：「X主任，他們不是醫生，我說不清。你是多年的老醫生了，mg（毫克）、μg（微克）總是分得清的，把醫囑本（或病歷治療記錄單）拿來一看就不清楚了」。
審判長轉頭，大概輕聲在問，X主任臉上露出尷尬神色，嘴角微微地動了一下（後來知道隊長將它全毀了）。
「不要狡辯」審判員大吼道。
「說話要憑證據」，我平靜地說「30mg藥一次用了，每支只有0.1mg，那麼病兒床前該有300個小安瓿（玻璃針瓶），你們拿來看看，就不容我狡辯了。」我接著說。
「再不老實就槍斃你！」審判員繼續恐嚇著。
「槍斃」！我也似演員、運動員臨場，漸漸進入了角色或狀態，聲音提高了，抬頭正視他們，正義凜然地抗辯道：「你們有這個權力，但不說明你們有理。如果拿不出證據，要槍斃，那我有一個請求：槍斃前帶我出去公審一次，當眾說清楚，不要在這小房間裡悄悄了結！」陪審員漲紅了臉，審判長看了他一眼，什麼也不再說，站起身匆匆離場。
此後一丟又是3個多月，一天看守通知我，已作為反革命罪判刑八年，明天移送勞改隊。
至於醫療事故，事實、證據、誰的責任？不容分說！至於醫療事故怎麼變成反革命罪，這中間的推理邏輯，在十三年後，我上京申訴，見到判決書，才「恍然大悟」。
五、埋了不死度春秋
1．下井挖煤
「你來了」，突然聽見一聲招呼，勞改隊長出來了：「進來！」原來這隊長因胃出血，在師醫院（我的病房）住了一個月院。山東人，豪爽仗義。「沒啥，人麼——」他在安慰我：「在這裡安心，好好幹。有我呢」。明露照顧善意。「對啦，我這幾天胃病犯得厲害，你先說一下，該吃什麼藥，我叫衛生員師醫院去取！」我問了最近發病詳情，寫了該吃的藥。但這人也怪，別人胃痛不能吃辣椒，他卻胃一痛，饃饃（或窩窩頭）沾了辣椒醬吃了就能緩解。因此在家他就這麼幹，不吃藥。以後我多次勸說，改變這種習慣，胃痛發作才慢慢減少減輕。
他叫一個警衛幫我拿了行李，自己也陪著，來到犯人宿舍院子。一排有5-6個小院，每院有2-3間平房，每房緊挨排20-30個地鋪。每個鋪位寬不到一米，攤上被褥，就顯擁擠。煤礦生產三班倒，每個院子是同一班次。我去的這院子裡人，今天是大夜班（晚12時上班），下午人都在。隊長叫過勞改組長和積委會（勞動改造積極份子委員會）主席，交代說：「他原是師醫院醫生，勞動上不熟悉，你們多帶著點。」
打過招呼，他走了。特別是親自陪送，給足了面子，難友們新識，自然善意就多了點。勞動組長，往往勞動技術上有點特長，為人大多不壞。至於積委會成員大多是投機分子，一般刑期特長，如死緩改無期或二十年以上的，好些是舊社會黑道上人物，道會門頭頭。他們把持這個會，拍勞改管教人員和警衛馬屁，擠兌難友，如勞動上抹殺他人成績，據為己有，編造謊言，檢舉揭發，既達到立功減刑目的，又可虐人取樂，這樣大概可以略舒這悠長歲月的積鬱。
剛到礦上是冬天，唯一的工作是下井。這是個多年老礦，巷道設計不很科學，封閉的採區多，通風不良，十分悶熱。到了回採區一看，裝車、出煤的幾乎全裸體在幹活。據說有二個好處；一是悶熱汗出如雨，衣服粘著皮膚，裸著減少衣服摩擦造成皮膚損傷發炎；二是採區「掉毛」（意即礦頂煤屑落下）容易（全身）覺察，它預示將有煤塊掉下或嚴重的塌頂，及早逃避。
2．積點陰德
次年開春轉暖，隊上準備造個單獨勞改大院，一是便於管理（與新生就業職工區分開），二是改睡地鋪條件為睡坑。就開窯燒磚，隊長就把我列入燒窯名單，給一個老窯工當幫手，經常單獨在地面上夜班，不必擔心我逃跑，警衛也省心，我也暫時脫離那蒸籠似的採區，不再天天去下井，當8小時「埋了沒死」的待決者。
隨著文革的深入，隊上也抓緊了學習和改造措施，每晚除了上大夜班的都開學習會或（揭發）批判會，由積委會主持。有揭發材料要記錄，可作為年終評審、加刑減刑的依據，也是積委會「人士」顯身手的好機會——製造立功資料、誣陷難友。所以在服刑期內也可編造新冤情。
隊長是個「老革命」，抗戰時幹過敵後武工隊，對世態炎涼人情險惡深有所知，他身上仍有較多的中國農民的樸實善良，希望自己管理的勞改隊，加刑少一些，減刑多一點，就指名讓我當了積委會委員，負責記錄，並保管材料，不到年終，他不看不問。
因此我就漸漸膽大，「便宜」行事起來。開會時對那些明顯胡說八道的檢舉、揭發、批判，就選記，少記或不記。一次，積委會主席（舊社會袍哥大爺），檢舉一個文盲獄友把印有毛主席語錄的報紙拿去擦屁股，丟在坑板上，他進去撿來舉報。會上那個獄友嚇得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因為這個獄友在單位大掃除時，碰倒了一個毛主席石膏像，鼻子摔掉了。他害怕趕忙用舊報紙包起，卻被一位同事進來撞見，就向領導「如實」舉報（不舉報要受牽連），按「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入獄。這語錄擦屁股也是「大不敬」，同類案重犯，性質就嚴重的了，文革中有處死的。
會後我詳細問了這位獄友，他告訴我一是他不識字，二是他最近一直用買來的粗草紙，未用舊報紙。我再核實一下問：他說的撿到報紙那次上廁所，你看見他了嗎？他回憶了一下說：我進去出來廁所都只我一人，沒見第二人。
我就找了隊長，匯報了以上情況，並說：「如果事情完全屬實，他不識字，情有可原。而他（積委會主席）若事先看見不阻止，跟進去等他擦了再去撿，不是有縱容他犯罪的嫌疑嗎？而且最近這個難友沒有用舊報紙，有人自己撕一角語錄，搞搞髒，用來誣告也說不定。」隊長沉吟了好一會，說：「算了，算了！就別記了。」一樁現行反革命案就取消了。自然檢舉揭發的積極性，不能打擊，誣告不會受批評。
文革繼續著，邊境不安靜，怕裡應外合，兵團通知把我們這些服刑囚犯（不安定分子），移送烏魯木齊，由兵團司法部直屬勞改單位接管。也許是隊長根本未把這些記錄當回事，移送時未叫我上交。我就趁著移送時的匆忙，大膽把它「搞丟」了。心裏作好準備，萬一接收單位查問，我就說忘了帶。到了新處所很久，無人查問，我暗自慶幸，用俗話表揚了自己：做了點陰功積德的事。，我若把它交給領導，則可換取自己立功減刑。
3．勞改營中也沉浮
轉移押送的警衛，本人或家屬都曾是我的病員。我暈車，路上就頗多寬容和照顧。到地移交，也多替我「美言」幾句，並介紹我曾是師醫院的「好醫生」。
接收單位是兵團直屬煉鋼廠，在廠部有個短暫的停留。廠部一個規模不小的職工醫院（與師醫院同一級別），裡面有二個資深醫生是上海人，有意無意，藉口疑難病例，找我閒聊諮詢一下。但我發現我並不比他倆高明多少，這只是出於某種善意，擴大一下領導對我的影響。不久去了礦山，礦上衛生所醫生也對我另眼相看，礦上職工幹部有的病也就找我看看或諮詢。至於醫療待遇低下的難友，特別一些有慢性病傷的，缺少正常（藥物）治療，我的三腳毛針灸（翻著針灸書）給他們治，到幫助不少。
如一個久痢不癒的老年難友，身體十分瘦弱，時好時發，要下礦井不能經常請假，十分痛苦。一再讓我針灸，我怕他體弱（暈針出事）不敢施治，他主動找來一個警衛做見證，申明有事不要我負責。於是我就選「天樞穴」（臍旁）下，一針下去，他說感覺很好。對側又一針紮下，剛進針，他笑笑說：「腹部好像有暖流迴旋感，很舒服，很舒服」。可我剛一捻轉加強刺激，他突然唇臉煞白，暈了過去，我趕緊撤針施救，過了約20分鐘，出了一身汗，臉色緩轉過來。一場驚險後，次日起竟奇蹟般不拉痢了，我再給幾次康復穴位按摩，直至我離隊，已年過七旬，還健康地活著。
另外我們宿舍到礦山井口，有2公里左右山路，高山嚴寒，初來好多年青人不注意，受涼得了急性扁桃體炎，有的甚至化膿。但不能獲得足量抗生素定時注射，他們也都找我扎針、止痛，退（高）熱，效果十分顯著。特別是縮短病程，減少體力消耗，這對要下井又不易請病假的囚犯說，無異是最大的寬慰。至於衛生所醫生，一個中年婦女（中專生）十分開通，你治好了，她減少了負擔，自然不生矛盾。勞改生涯中的業餘醫療活動，讓我的人際關係多了些友善和融洽，給自己增加了不方便。
4．穢言髒語脫困厄
由於前述各種原因，初到礦山，建舍（造囚犯自己的宿舍）勞動，我又被指任為大組長。我雖然個人勞動體力較弱，但能根據勞動工種，環境條件合理分工組織。
如建房中上房泥，公認是較重而繁雜的，房子挨山坡而建，房頂釘上椽、鋪上板和麥草，再抹上一層和的「草泥」，新疆雨少就權當瓦蓋了。因為挨坡建，我就把和草泥地點選在房後背，填路鋪板，用手推車裝泥，直達房頂，這就減少了最重的挑泥工，增加了泥抹工，否則挑泥工跟不上，泥抹工要等。這就又快又省勁地完成任務。
但是我有個毛病，要和分隊長（勞改隊以連、排為基層單位，分隊相當於排）討價還價。因為初到礦山，這裡海拔已達3000米，大家不適應，體力受影響。我就要求分隊長把一階段（3-5天）任務交代清楚，如果我提前完成不能追加任務。這就讓大家多一點休息，恢復體力。分隊長雖然不快，也未公然指責。可囚犯中一個刑事犯罪（強姦犯）刑期較長，就想取我的位置代之。因為當了大組長，平時多和隊長接觸，「安排」工作，可減少體力勞動；年終評功（勞動）只要「集體」爭光了，組長肯定「立功」。
那天吃過晚飯，隊（連）管教和分隊長把我找去：「你最近說了什麼？」「什麼？」「你罵毛主席！」「沒有啊」。「不要狡賴，有人親耳聽見！」我明白了，有人誣告。他們學說了一句十分粗俗的話。我說：「你們懷疑我罵毛主席可以，但用這樣的話，我不會。肯定有人編造。」但管教不容分說，第二天召開了批鬥大會，給我帶上腳鐐，背銬（晚上不能平臥）。那個強姦犯，遂願當上了大組長。
你一味正面解釋，自己是謙謙君子，語言文明，誰能相信！於是我想你說我這樣就這樣，來個「絕地反擊」呢？自此我就在難友中（各省都有），學會串聯了各種國罵，出口「成章」，和難友、勞改隊干警交談，國罵先行，並肆無忌憚地用它開起玩笑來，幾個月下來，他們普通評價：「X醫生怎麼是這樣的！這到好，沖談了對我是個認真、頑固的政治犯的認同，也成了下流坯一個！
一天，新調來連指導員（部隊轉業，不久又從安徽農村接來老婆、女兒，不到一歲）。但女兒新到高山地區，可能不適應，每晚哭鬧不眠，每天太陽快下山起，就依立坑後壁，不讓人碰，有人進門就畏縮，驚鬧。礦上醫生給她用鎮靜劑，接近成人量，還是沒用。
他老婆農村婦女，有點迷信，說是有邪祟。問指導員「有沒有命凶又懂醫的？」指導員一想說：有——我呀，是毛主席欽封的「牛鬼蛇神」，當然命凶，壓邪不成問題。一天傍晚，孩子開始哭鬧，讓警衛把我叫去。我因在兒科病房工作一段時間，懂點兒童心理，進去見狀，只不去理她，自和她母親閒聊，說說笑笑，小兒會「察顏觀色」，見母親和你挺熟悉，也就少了陌生感和「敵意」。漸漸地她哭鬧累了，聲音漸弱，你慢慢做些親善的「怪相」逗她，用身邊隨手可取的道具引她。她因為疲累，慢慢就接受母親的哄抱，因此說笑逗玩就成了我們三人。慢慢她有點笑意和睡意，我讓去醫務所取點複合維生素B口服液（甜味可口），作為安慰劑，服後小兒自然入眠。次日起，每天傍晚過去，陪她玩一會，然後隨便喝點什麼（不必用藥），自然入眠。一週過後，再不哭鬧。
指導員和他老婆就對我有了好印象。他老婆就關切地問我，怎麼帶的鐐，我把前事一說，她急急地催著丈夫，趕緊查一查，沒有的事，一定冤枉人家，也不好的。
過了兩天，晚飯後，全（連）隊集合，管教和分隊長宣布：「XX罵了毛主席，現在有「深刻」認識，所以先給開鐐」。我因心裏有底，就又「張狂」起來，說：「你們講清楚，我有沒有罵？如果還說我罵，那我沒有認識，不用開！」一夥難友匆匆擁了過來，把我推倒，用鐵鑿三下五除二，把它砸開。一面輕聲責備，「爭什麼爭！」一面催我說：走吧，走吧，我剛一邁步，一個趔趄，倒在地上！
原來帶鐐，據說國家有規定不能超過2.5公斤，但我這副算最輕6.5公斤，因為我不認罪，管教別出心裁，把腳圈打成吊字形，把子特長，斜卡踝骨，十分疼痛，邁步時得先橫向抬腳，劃弧形向前邁。因為鐐在，腳重頭輕，穩穩噹噹不會摔倒。我已帶了四個月鐐，橫抬腿弧形跨步已成習慣，但除了鐐頭重腳輕，這一橫抬腿一側身，站立不穩，就摔跤了。由此看來，人生旅途中，想少摔跤，帶有鐐穩重些，到是一個好辦法。
平反時，也聽人說，有的黨員幹部，文革中遭難時，遭過鐐銬處理的，有經濟賠償，銬按天計，鐐按小時計。真有成法規定，那這項賠償該比補發工資多多了。我非黨員也非幹部，當然無此優惠，後悔未能早日爭取入黨。
5．埋了沒死的歲月
房舍建成，就開始了漫長的「埋了沒死」的歲月——下井。是在一口停工多年的老井中，開掘新巷道。所謂老井即原來有許多回採過的廢採區，略加封堵，沒有嚴格密封隔離，就成了產生瓦斯的禍源，十分危險；又因為是焦煤礦，煤質鬆軟易掉毛塌落，事故隱患，令人提心吊膽。這時，全國生產大多癱瘓，但兵團礦山農場，卻時時出現勞動競賽高潮。因為兵團好多生產單位服刑的和新生就業的比例不少，槍桿子押著，爭取立功減刑，是唯一解救自己的途徑。特別煤礦，生產更是熱火朝天、產量節節高。
下井時，新來指導員又讓我當了組長。由於建房勞動中，大家對我的組織能力有所瞭解，跟我一起，不但有較多休息時間，照樣競賽名列前茅。所以編組時，好多難友願跟我一個班組。特別有二個尖子工，一定讓我跟指導員說，把他們要了，知道年終我不會抹殺他們勞動成績。
下井後，我堅持放炮後，煙霧未散，不進工作面（不管是掘進面還是採區）。安全工檢查後進採區。難友認為危險較大的位置，我站。我的想法，大多難友有家小兒女，一旦死難傷殘，親人的傷痛，甚於死者。我單身一人，出點事，一人擔著，無後顧之憂。
一天，在採區裝煤，我對側的難友說：掉毛啦！我立即叫安全工檢查處理，檢查後，安全工說沒問題。但兩位難友不肯回原處，都擠到我一邊，我就一人站到對側。沒裝幾鍬，忽聽人喊：又掉毛啦！甩鍬就跑！可他們三人互相礙著，比我慢了半步，「啊——」一聲慘叫，兩難友倒地，一個輕傷、一個砸截了腰。
說來也怪，以後多年井下勞動，大小事故頻頻，我卻毫髮無損。礦下事故多了，多數職工幹部都有點迷信。幾次較大事故發生前，都有狗哭。狗哭都在月光如晦的夜晚，狗坐著，頭朝著昏暗月亮，伸長脖子，舉起前腿，一聲淒厲的乾嚎，伏下身子，然後重複，幾聲過後，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遇此，值班技術員和當班大組長，就會叫當班職工不下井（坐在井口）或下去的不進工作面。一次新來一個年青年軍代表，聽見狗哭，舉槍就要打，被技術員拉住。我也多嘴插上一句：「狗可能有預感，報個警，災禍發生與它何干！」也有人說在井下遇見「鬼」的。大多發生大夜班工間休息時（午夜三點多），可能這時，飢餓與疲乏，令你頭暈眼花，如略閉目有「群星飛舞」或「群魔亂舞」的幻覺。由於現實的重壓（事故）與迷信的困擾，好多難友心事重重。所以在工間休息，我常寬慰他們說：你們中肯定不少人看過《聊齋》，遇到「鬼與狐」，無非二個字，一是「緣」，一是「怨」。你為人正派做了好事，她（他）來和你結緣，你可立即脫離苦海豈非好事！如果你自問有過惡孽，知過能改，改惡向善，也能化解積怨。看來摻雜迷信因果報的閒聊，比一本正經的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差。一些舊社會的殘渣餘孽（慣匪、黑道人物）及新社會的盜匪、強姦犯，慢慢都與我成了朋友。用構陷別人，爭取立功的事就慢慢少了，當然有個別喪心病狂的，堅持這麼做，也會受到難友們巧妙的抵制。
6．咎由自取
一天氣壓很低，井下通風不好，臭雞蛋味很濃（是多了有毒氣體硫化氮），人們干了半天，中午出井休息，個個臉青，唇櫻紅（缺氧），全身除了轉動眼球時可見一點微白，都是黑（焦煤煤塵特細，易粘，且鑽入毛孔）。走路都搖搖晃晃，像酒醉似的。帶班的管教見了，冷冷地說：「裝什麼蒜，死不了的！下午放了炮就加緊干！」我說：「今天井下有毒氣體味太濃了，這裝是裝不出來的。你不信，下午跟下去看看！」他見我口氣認真，而且與他貼得很近，一副上述「鬼相」（唇櫻紅、臉青黑、眼發白），有點驚怵，一手扶著腰間手槍，一面問：你要幹什麼？我說：「你打個電話給指導員或礦長，問問下午是否暫不進工作面。」他去值班房打了電話，回來一臉不高興說：「算了，算了，下午先不下井。」
不久來了一新難友，人稱小老革命。所謂小老革命即他的親人成了烈士，他成孤兒，從小跟了共產黨。他家在湖北國共交叉游擊區，生父、繼父均為共產黨跑交通犧牲。他9歲跟繼父跑交通，1949年後，16歲當上副區長。58年湖北大洪水，他已是X地區黨委紀委幹部，下鄉賑災發現已開始餓死人，他就一面開（國家）糧倉，一面寫報告，等於先斬後奏。按規定國家糧倉，要上面批復才能開。上級說他犯了錯誤，要處分他，災民聞知集體求情。後上級決定大量移民（救災），他就被指定帶隊支邊來新疆。
來新後領導發現他有經營管理才能，就讓他當了兵團雲母廠長（屬縣，團級和他原職級相當）。他60年代初就搞了獎金製。因為雲母（是機電零器件上輔用材料）的剝離工作很細緻，剝好了優質雲母片20萬元一公斤，剝壞了每公斤只值八千元。他就多招上海女知青，認為她們手指細巧，剝的優質品率高，並以優質品率（產量）計獎。當時一般工人月工資只30元，他的廠女工工資連獎金就100多，好的更達200，這水平就和當時高級工程師和教授相當。他的廠女工腕上，幾乎人人都有進口手錶，皆大歡喜。他又善跑供銷，北京、上海、廣州好多大機電企業，機電部屬單位，幾乎都和他有了交易。他被稱為兵團的財神爺。
我國國俗民情是：一個人有了成績和榮譽，必然伴隨周圍有人嫉妒。文革伊始，他自以為根正苗紅，對林彪有些不敬言詞。當林彪被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有人說他是貧農出身，是全黨的福氣。他說：「（林）哪裡是貧農出身，他家有多艘漁船，有紡織作坊，僱有漁工，女工，離我家不遠，這騙不了我的。」這就被對立面抓住把柄。
此外他多年跑供銷，帶點茶葉，新疆葡萄乾，這是有的。但他都用自己工資買，自（59-67）來新幾年，工資分文未拿回家（老婆說的，後調查屬實）。但差旅費中報銷的，有300元對不上帳，他原不在意，可文革中對立面得了勢，就雞毛當令箭，無限上綱，以反革命貪污罪論處。雖說是烈士遺孤，革命也立了小功，但畢竟犯了「不敬」罪。也只得從輕判了五年。
因為兵團鋼廠和雲母廠都是兵團直屬單位，他原又小有名氣，來隊後指導員有心照顧，不讓下井，在井口推礦車，礦車用卷揚機從斜井拉上，推至儲煤臺（距離30-40米）倒下。同時把我調上來和他固定這一工作，共同推了約四年。井口四周曠野，夜班很易逃跑，我倆在此，警衛放心多了。四年中我倆無話不談，成了患難知己。
自從林彪摔死在蒙古草原，他就著手申訴，但因文化低，寫材料的事就是我的了。我說你根正苗紅，對毛主席有「樸素的階級感情」，對林彪懷疑，是出於對毛主席安危和黨的前途的擔心，無可非議。至於六、七年中有300元差錯，但自己為了工作，貼光了工資，並無貪污的（故意）慾念。經過近二年申訴，他提前無罪釋放，官復原職。以後他在烏魯木齊的家，就成了我訴求平反對外聯絡點，他給我了很多的幫助。
由於文革的深入，勞改隊人數激增，除了極個別像小老革命，大多是投機分子，今天整了人，明天挨人整，一失足就身入圇圄。也有趁文革的混亂，打砸搶，強姦婦女佔人便宜的。而勞改隊幹部中，像管教那樣的人，雖然文化不高，但挑動犯人群中窩裡鬥，卻掌握了「矛盾論」的真諦。他們說一些刑事犯，投機分子是一時糊塗，錯誤是屬人民內部矛盾，是可改造好，要爭取立功贖罪。怎樣立功？就是死死盯著我們這類頭腦清楚，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的頑固分子。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製造新冤情。這些人在我們身上找不到更多的新材料，於是就不擇手段地互相咬。窩裡斗越鬧熱，他們的管理工作就出成績，他就可以早日混入黨內。
在這所謂「五洲震盪風雷激」的年月，「要掃除一切害蟲」。而我堅持：一、決不構陷別人。二、別人構陷了我，決不還以顏色。我認為還了手，就是狗咬狗，我還不想墮落為狗。三、不管這人是否構陷過我，只要他確是受了誣陷，批鬥會上，我必為他辨誣。這樣一來，往往這個批鬥會原先不是批的我，最後主角就變成我——引火燒身，挨打、多次加鐐加銬。這到好，礦上紅（幹部子女，來礦掛名就業，不參加勞動）、黑（刑期特長，舊社會過來慣匪，道會門頭子）、白（一般職工）三道，背後議論我，都暗豎大拇指，誇我骨頭硬。自然造反派就視我為眼中釘，伺機除之。
一天小夜班（下午四點上班），卷揚機提上一輛礦車，我和小老革命一起去推，竭盡全力，怎麼也推不動，顯然是軸承出了問題，卡住了。他就讓我去值班房叫機修工，值班的正是二個河南人造反派，撲克打得正起勁。我一張嘴，他頭也不回說：去去，就來！但等了老半天不來。如此反覆三次，礦車堵在井口，下面礦車上不來，要停產等待，我們誰也擔待不起。第四次去，我就等著硬要他同來，我剛站上軌道（礦車旁）他跟著罵了一聲：X你姐！（河南人習慣，罵姐不罵娘），跳起就一拳迎面打來，我本能地伸手一擋，因為他們平時打人，犯人垂手而立，任憑抽打，想不到我會擋、更兼我站得高（在軌道上），他站得低（地上），不但沒打上我，嘴角卻碰在我手背上，他隨即又狠罵了一句，退著說：好好，你等著！馬上跑去叫來警衛，他和另一個河南造反派手忙腳亂地把我反綁了，推著說：走！把我押回隊部。井口（在半山腰）下來，有二、三百來坡度不小的下山道，大概是求生本能的激動，我像練過輕功似地，一路蹦跳著下山，和他們保持了五、六米距離，近了，只要他們在背後一伸手一抬腿，我就滾落旁邊深谷，雖然可以脫離苦難和屈辱，但人總對這不太有歡樂的俗世凡間，充滿了留戀！
到了隊部，把我引到一個空屋，幾個造反派，劈頭蓋臉用皮帶抽了我一頓，（警衛大多是正牌知青，文明些不動手），抽累了歇歇手，用一根長繩，先縛我的雙手，然後讓我腿屈曲貼胸，蜷曲一團，層層纏繞，像沿海漁民用草繩縛青蟹似的，繞作一團，丟回辦公室牆角，他們回去吃晚餐。
不久天黑，上燈了好一會，只見指導員氣喘吁吁，一手抹著臉上的汗，一手解著領扣，進了辦公室，坐下似在翻閱文件，一直到深夜，一個年青值班警衛進來，他輕聲吩咐了什麼，就走了。我一夜到也「困（捆）然入眠」。
後來，在我平反離隊，難友們的送別宴上，這個警衛也來了說：那天天黑，指導員老婆知道了，就偷著打了一個電話給在廠部開會的丈夫，他就借了一匹馬，騎上一路小跑，趕了20公里上山道回來坐鎮，否則幾個造反派原想將你悄悄活埋。好險！
據說當時已有中央文件，如果私刑致死，（勞改單位）領導要究責，文革中此類事比比皆是，有多少究了責？所以我還是感激好心的指導員夫婦救命之恩，更為難得的是指導員老婆堅持要隊上讓我這全身青紫，腫得像橡皮人似的傷號，按工傷請病假，天天替我送來雞蛋麵條（病號飯，她在伙房工作），特別在那年月，大恩永誌難忘。
如果那天我被活埋，那麼天山深處多一座孤墳，有我一付賤骨，也許「天陰雨濕」之夜，有我「啾啾」之聲，這聲表白：咎由自取！誰叫你好打抱不平，不識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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