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08日訊】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 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 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本文所說的「415」勞改集中營，指的是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直屬「415」勞教筑路支隊，與德國法西斯在戰爭年代設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勞改集中營針對的並不是客居異國的猶太人，而是和平年代的本國合法公民，其中主要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本國知識份子。作為「415」勞改集中營的倖存者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一名成員，我有責任把自己所知道並且親身遭遇過的真實情況據實記錄，並以此文祭奠在「415」勞改集中營罹難的右派難友。
李井泉的「豐功偉績」
四川是劃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自然災害」、「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劃右派多，說明緊跟「偉大領袖」毛澤東；餓死人多，是因為高舉「三面紅旗」。由於有「右派多」和「餓死人多」的豐功偉績，原省委書記李井泉才得以扶搖直上，當上了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儘管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法律沒有懲罰他，冥冥上蒼還是給予他以最低限度的輪迴報應。「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作為四川省最大的「走資派」，被紅衛兵勒令跪在成都人民廣場遭受30多萬群眾批鬥，爾後老婆跳樓自殺，女兒遭「造反派」暴凌，兒子斃命於「武鬥」。正應了一首民間詩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份子，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權威結論。難友李才義在《風瀟瀟，路漫漫》一書中引用《當代四川簡史》的資料為50279名。據民間傳說，直到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訴，要求複查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次鄧小平問李井泉：「你當四川省委書記，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現報上來的數字已超過了八萬多人還有人申訴。我給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訴我一個實數啊！」別的單位揪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我所在的《成都日報》社不足50人的採編隊伍，就有12名右派份子。相鄰的《四川日報》社，150個編輯記者中抓了50多名右派。《星星》詩刊從主編到編輯全是右派。四川當時有7000多萬人口，該有多少右派份子呢？
「415」勞改集中營
勞動教養或勞動改造，是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的重大「發明」，也是殘殺包括右派份子在內的本國人民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劍。在中國的法律條文裡，並沒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懲罰條款，因此也就沒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依法給右派份子定罪。為瞭解決這一難題，中共國務院於1957年8月1日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其中有三條是專門針對右派份子的。這樣一來，中共各級黨委負責人僅僅依照這個「決定」，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把右派份子及其它異議人士送到勞改集中營裡強制實施「勞動教養」。與此同時，還可以裝模作樣地對外宣布：按照規定，被勞動教養的人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通信言論自由」！
「勞動教養」被稱為「最高行政處分」，沒有時間限制，什麼時間解教，主要是根據本人的「改造表現」。因此，要想「表現好」，就得「靠攏黨和政府」，「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立功受獎」。一言以蔽之：通過「勞動教養」，就可以把曾經擁有一些獨立人格和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及其它人民群眾，改造成為一條條沒有脊樑、沒有思想、沒有自我的癩皮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輕則批鬥，重則殺頭，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我是寫文章惹禍的「鐵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聯主辦的《草地》文藝月刊上，發表了我8600字的「干預生活」的小說作品《給團省委的一封信》。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聯合召開的千人批判斗會上，我被定為「死不悔改」的極右份子，隨後被開除公職，送峨邊沙坪農場勞動教養，後轉「415勞教筑路支隊」，再轉看守所、監獄，一共關押了23年之久，相當於一個字關押了我一天。1958年，為了打通大西南大通道，為毛澤東的「大躍進」壯威助陣，成都至昆明的內昆鐵路動工建設。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聞風而動，立即從全省各勞教場所抽調年齡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的青壯年「右派份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在當年4月15日組成集中營式的筑路支隊，故名「415勞教筑路支隊」。
我所在的第19中隊駐雲南省鹽津縣黃桷槽，負責開掘內昆鐵路黃桷槽隧道。「415勞教筑路支隊」共有30多個中隊，每個中隊有4個大組，每個大組有4個小組，每個小組有13至15名勞動教養人員，俗稱「教民」，加上支隊直屬的醫院、運輸、測繪等隊，總共有近萬人，分布於雲南省鹽津縣普洱渡一帶。我們這些「教民」多是1949年之後參加工作的幹部職工，大部分人是讀過幾天書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得開山放炮、架橋鋪路的專業技術，唯一的本錢是年輕力壯有點力氣。按照常理，筑路支隊應該對我們進行最低限度的專業技術培訓，至少應該學習十天半月的筑路知識。共產黨的專政當局一上來就拉我們上「火線」。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話，為了提前「摘帽」和「解教」，哪管自己的人身安危，誰不願意拚命表現呢？
筑路支隊的管理幹部，多是來自農村的復員轉業軍人，根本沒有文化教養可言，管教我們的辦法是一罵、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鬥，手段極為殘暴毒辣。我們每天除了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超負荷勞動，晚上還要進行兩個小時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隨便走動，即使是到一里外的商店買點生活用品都要報告申請。相互之間不准探聽情況或談論案情，如果幾個人糾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團」。來往書信要接受檢查，我們中的一些人為了提前「解教」，還會常常去打小報告告密。據難友原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外科主治醫師車玉生回憶，他在「415」醫院作主治醫生期間，每天各中隊都要送來不少傷員，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多人。這些傷員不是炸斷手，便是炸掉腿，有的還炸掉了腦袋，血淋淋地嚇死人。以下是我自己親眼目睹的幾件慘案。
爭先恐後的段大組長
四大組組長段某是改造積極份子，經常受到表揚。反右前是重慶一家國營工廠的車間主任和支部委員，家裡有妻有子，生活過得幸福美滿。「整風」中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遵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最高指示，在工廠裡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說：「北京大學教授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看工廠也一樣。書記、廠長不懂生產，怎麼領導組織工人生產？我們的廠長、書記應該脫產去學學技術，不然永遠上不了台階。」
為此，段某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當時我在主辦中隊牆報，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曉楓，劃你當右派千值萬值，你畢竟寫了篇大毒草《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麼幾句話，還是他們再三動員我說的，你說冤不冤？」
我不敢附和，笑笑說：「你反對書記、廠長就是反黨啊！你沒見北京那些教授，凡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哪一個跑脫了？」
他無可奈何地嗯了聲說；「看來這付藥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兒子。管他媽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
為了「摘帽」，他總是拚命在前，吃飯在後。一次他們大組的三小組放炮，裝了12炮，只響11炮，一炮啞了。處理啞炮是件危險工作，一要技術，二是膽量，三要機警。他是大組長，負責全大組的安全，處理啞炮自然是責無旁貸。
段大隊長爭先恐後地提著一桶水，拿著鐵挖耳，吸著煙趕往啞炮現場。他蹲在岩石前掏炸藥，不知是鐵挖耳觸著了雷管還是引線還在慢燃，突然「轟」地一聲巨響，黑煙衝天，只見群石狂飛。他的身軀隨著衝天的黑煙，伴著騰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飛向四處。一隻胳膊搭在遠遠的樹梢上，一隻大腿飛向橫江邊，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鮮紅的血流遍工地。
一抹殘陽血紅血紅，幾隻暮鴉在遠遠的樹枝上淒切悲鳴。我和大家哭著喊：「段大組長，段大組長……」
沒有回聲，只有橫江在咆哮。我們以為段大隊長是因公死亡，應該通知家屬開個追悼會。情況反映向中隊長，中隊長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絕：「右派份子是專政物件，開什麼追悼會，叫木匠用木板釘副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敢說個「不」字？！真可謂：「為黨整風獻赤誠，多少男兒暗悲聲？未待摘帽身先死，萬千飛石葬冤魂！傷心淚落橫江冷，少妻幼兒誰同憐？微願化著鄉臺夢，悲歌一曲留古今！」
葬身危石的王思貴
王思貴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是1956年的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省灌縣工業局作科員。「大鳴大放」期間他沒有說一句話，誠心誠意擁護共產黨，只是由於出身小地主家庭，單位為了完成「反右指標」，不明不白把他打成了右派份子。
1957年歲末，他回老家簡陽過春節，與表妹談定終身大事，準備來年「五一」結婚。節後他高高興興回機關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貢某地方報到。他以為是調動工作，很爽快地和人事科幹部一起坐上汽車去指定地方報到，到了之後才明白那裡是省公安廳勞改局「415」勞教筑路支隊的收容站。一進門讓他打開行李檢查，然後解下褲帶、鞋帶以及隨身所帶的錢和糧票。他感到情況不對，提心吊膽問了一句：「同志，我是工作調……」
未等說完，公安幹部黑著臉說：「誰是你的同志，我們是專政機關，你現在是專政對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
他急得一頭冷汗，不停地聲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們可以打電話問我局裡。」
對方嘿嘿一笑：「好人不會到這裡來。你叫我問誰去？右派份子都是不認罪。告訴你，就是你們局裡定性送你來的。」
他傻了，張著的嘴再說不出什麼來。經過十多天的「思想改造」，王思貴被送到19中隊，不但和我同小組，睡覺還連著一個鋪。開初他思想沈重，整天不說一句話。等和我混熟以後，有一次悄悄問我：「黃同志，這勞教有多長時間才能回到單位？」
「現在我們只能相互稱同學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糾正他的「錯誤」，然後把我知道的有關勞教情況告訴他：「聽我們單位黨委組織幹事講，勞教是最高行政處分，改造好後可以回機關重新工作。至於時間長短，決定各人的改造表現。」
他聽後瀋思了一會兒又問：「那我表妹來信問到我，我該怎麼回答？」
我犯難了，如果說犯了錯誤當右派，對方說不定會劃清界線，鬧個雞飛蛋打。不說吧便是騙人。他見我犯難，想了想說：「只要時間不長，我會表現得很好，幹活大不了出幾身汗嘛！」
由於他心地善良，思想純潔，為人真誠守信，我們兩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說話算話，勞動賣力，事事走在別人前面，從不拈輕怕重，組裡人都喜歡他。不久，大家推舉他作了組裡的生產安全員。所謂生產安全員，就是每次放完炮後，未待硝煙散盡，就要戴上籐帽拿著撬棍，第一個衝進隧道處理危石。這是件十分危險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會出現傷亡。好在他膽大心細，一直未發生過問題。
記得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隊部提出「苦幹加實幹，創造高產迎元旦」的口號，規定每組每班掘坑進度1.8米。
那天上班前，我們兩人沿著橫江河一邊走一邊談，心情顯得特別舒暢。他絮絮地告訴我說，他沒將「勞教」的事情告訴表妹，只說暫調雲南工作，大約1960年底可以回家。他還說，他表妹已在做嫁妝，親手繡了鴛鴦戲水的紅花枕頭和喜鵲鬧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結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勞教」回家結婚。想不到這竟是一相情願的美好幻想！
兩個小時後我們組接班，一上陣大家光身赤膊，放開雙臂揮動12磅大錘，拚命重擊炮釺。只見坑道裡錘光閃閃，炮釺和鐵錘的叩擊聲震耳欲聾，那被擊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細粉，灑滿坑道。四個小時激戰後轉入填藥裝炮點火，不一會兒轟隆隆的炮聲震得群山發抖，濃濃的硝煙填滿坑道。為了搶時間，不等硝煙散淨，王思貴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馬燈，鑽進了刺鼻嗆人的隧道裡。我和其它老右藉此坐在洞外休息透涼，大談「精神會餐」（「教民」們很難吃飽一頓飯，更難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縱論時政，只好說吃）。不足五分鐘，忽聽洞內嘩啦一聲碎響，接著聽到啊喲一聲叫喚，亮光突然熄滅了。
我預感出事了，一個箭步竄進洞裡，重新亮上馬燈。天呀，王思貴仰臥在血泊中，籐帽飛離頭部，眼孔鼻洞還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著他，大聲呼叫：「思貴，思貴，你醒醒呀，說話呀……」
他沒有醒，沒有說話，熱熱柔軟的身軀漸次變硬發冷。組裡十多位老右和我泣不成聲。鑒於上次段大組長的教訓，我們不敢再提開追悼會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隊部報告。睡夢中的中隊長連床也沒起，不急不慢地說了一句：「急什麼，天亮再說。」
我們不敢違抗，把屍體遺到一旁，又拚命搶進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條狗、一條豬。
後來我們把王思貴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沒有紙錢，沒有香燭，只用一塊石頭作標記。我傷心至極，憤慨至極，只能在腦海裡寫下一首哭拜詩：「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陰風送歸魂。晨朝笑談春花事，夜臥血泊作亡靈。危石無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賤民。不信秋肅長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衛星」奪走16條生命
毛澤東不僅是製造中國殺人如麻的政治風景線的權術大師，也是製造中國「假、大、空」經濟風景線的權術大師。1957年的反右鬥爭，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裏就製造出上百萬的政治「賤民」，有的被送進監獄，有的被押送到勞改集中營或下放農村接受勞動改造，自此再沒有人敢反對共產黨的施政偏差，更沒有人敢對「偉人」心存質疑。偌大的大陸中國完全掌握在了毛澤東的網羅圈套之中，使他獲得了歷代帝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絕對自由。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八億人民，好像是個麵團，想怎樣捏就怎麼捏。
接下來，毛澤東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又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以實現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設想。
1958年8月4日，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徐水人民公社頌》的報導中公然寫道：「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0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的高產衛星。」一時間，「放衛星」成為各行各業的工作目標。
「415」勞教筑路支隊自然也不甘落後，下達了日掘坑道5.6米的任務指標，超過鐵路兵機械化開掘任務的300%。
距我們中隊十里之遙的12中隊，負責橫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這條便道把雲南的鹽津縣和普洱渡連在一起，必須搶在年底前通車，保證筑路物資通行無阻。便道最艱難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顧名思義，就是只有猿猴才能夠攀爬的萬丈懸崖，這里奇險陡峭，只能通過削山斬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地爭奪進度。可是支隊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國慶十週年前通車。勒令勞教人員待罪立功，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顆大大的「衛星」。
12中隊抽出一個實力最強的大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燈火通明，炮聲轟隆。按照安全技術操作，本應從山頂往下削；但是為了搶進度，搶工期，12中隊採取掏掘開挖，從懸崖絕壁上凌空開闢一條血路（又叫挖神仙土），這樣可以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
中隊幹部們為了榮升，為了得獎，哪管右派份子的死活，天天在那裡督戰。路基挖出來了，山也掏空了。大約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一天暴雨如注，一個小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裡作收尾工程，突然發現細石和泥漿從頂頭砸下來，他們還未反應過來，一聲轟天巨響，整個猴子崖向前移動了十幾米，幾百噸的巨石把滾滾橫江截去一半。16名參加施工的右派份子來不及叫聲爹媽，全部埋葬在由巨石重新壘起的山崖裡。慘劇發生後消息封鎖，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屬，也不向各中隊通告。但是，「紙包不住火」，只要是當年在「415」筑路支隊的「教民」，有誰不知道這一人間慘劇呢！
這一慘劇深深留在我的腦海裡，常常闖入夢中。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心存餘悸。在我的《風波萬里》組詩中，有一首詩是獻給這些冤魂的：「天崩地坍勢如雷，橫水卻步鬼神驚！一山巨石截江斷，幾多男兒未有聲。夢裡家人誰知曉？斷頭天涯無信音。禍起酷吏強功利，只圖陞官放衛星。」
胡大學猝死廁所邊
他姓胡，叫什麼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慶大學的調干生。他個兒很高，有1.85米，長得白白淨淨，不苟言笑，很少與人說話交談，一副典型的書生模樣。他是一大組二組的小組長，只要是休息時間，就躺在那個不足60公分寬，兩米長的屬於他自己的連鋪床位上抱頭瀋思。後來我通過他點點滴滴的言談，才知道他參加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只是還沒有上火線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後他回到學校讀書，1949年之後考入西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重慶市人民銀行工作，後來作為調干生再去深造。
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他在一次座談上公開為正在展開批判的西南師範大學講師董時光辯護說：「董時光要反黨，為什麼要在1953年大老遠的從美國回來？既回來又為什麼要去反黨？從邏輯上講不通，除非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回來的。」
想不到就因為這麼幾句話，他被劃成右派，然後開除學籍送來「勞動教養」。
一次我請他為牆報寫稿，他久久望著我，好一陣後才說：「曉楓，我現在成天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寫什麼稿？你不就是寫稿寫出右派來的嗎？小夥子，要吸取教訓啊！」
我語塞，不知說什麼好。他拍拍我的肩頭繼續說：「這裡是勞教隊，專政機關，我們一定要少寫少說，不要再惹出麻煩。我家庭包袱大，愛人又沒工作，孩子在讀書，一天愁死了。」
胡大學為了幫助家裡，每月「工資」除去伙食費後把餘下來的八元人民幣全部寄回重慶家中，從不買生活用品和「進口貨」。當時修鐵路的糧食供應標準儘管比農場高，但也不夠吃，常常覺得肚子餓。原因是沒有油葷和副食品，再者勞動強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鐵錘炮釺，那鐵錘最輕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擊鐵釺才能把岩石打個米印。一個炮眼淺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氣？上拱發旋用的力氣更大，兩個人要把重達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馬架，腰板常常壓成了一張弓。因此，我們大多數人都把餘下的錢買「進口貨」，不向家裡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學身高體大，熱能消耗自然比我們多。
我漸次發現胡大學瘦了，他常背著人喝鹽開水吃折耳根。一天天氣特別熱，毒毒的太陽掛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胡大學突然暈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到樹陰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學，你不要太節省了，得買東西吃啊！不要餓壞了身體。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他警覺地看看四周說：「曉楓，你是好人，說話得注意。不要擔心，我自來有貧血。」說話間，監工的幹部從老遠走來，他立即站起來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幹活去了。出於關心，我把這情況向中隊管生活的事務長作了報告，建議能否給他增加一點糧食標準。事務長把眼睛一愣，大聲申斥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嗎？」嚇得我連聲認錯。
沒過多久的一個冬天的早晨，有人發現胡大學長伸伸地躺在廁所地邊，跑上前不停搖拽，可他再也沒有任何反應。中隊長叫來衛生員檢查，想把死因弄個清楚。衛生員背著藥箱跑來東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濁音，一按是水禍，皺著眉半天不表態。中隊長等不及了，忙問：「什麼病？」
衛生員想了好久才找出一個適當的醫學術語說：「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心臟衰竭而死。」
中隊長不滿意地盯了衛生員一眼，不屑地說：「什麼心臟衰竭？我還不知是癆病。看著幹什麼，快把他埋了，免得傳染人。」
胡大學默默地走了，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家裡沒有人供養的妻子和孩子。真可謂：「十萬青年十萬軍，投筆從戎男兒情；未遂報國平生志，卻是新朝一賤民。憂得妻子擔兒少，節約克已脂膏焚；未曾摘帽先斃命，神州又多一冤魂！」
前所未有的「反抗潮」
「415」筑路支隊的管理獄吏說：「勞動教養」要過「三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改造關」。
所謂「生活關」就是忍受飢餓，即使餓死也無怨言，還得說「社會主義是人間幸福天堂」。「勞動關」就是超負荷地加班加點，累死了也要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思想改造關」就是在每晚的學習會上痛罵自己、污辱作賤自己，罵得越厲害，作賤得越徹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內昆鐵路停修，「415」筑路支隊轉調涼山喜德縣修筑成昆鐵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轉調四川廣元地區修筑廣旺（廣元至旺蒼）鐵路。此時，正值所謂的「自然災害」。
我們53斤的月糧食定量驟然降到42斤，實際吃到肚裡的不足35斤。在那個「米貴如珠」的歲月，黑市糧食每斤高達人民幣五元，縱是一斤紅苕、南瓜每斤也賣到一點五元人民幣。我們每月的「工資」扣去12元的伙食費外，剛好買一斤黑市糧。
這時我們都是已有四年「教齡」的「教民」，大家對「摘帽」或「解教」已不感興趣，成日所關注的是如何填飽肚子，不受飢餓熬煎之苦。於是勞教隊出現了許多怪異現象：一是不少人紛紛將自己值錢的衣被或手錶，拿去向駐地四周的老鄉換取食物；二是賄賂炊事員以便在打飯時能照顧一下；三是凡家裡有食物寄來的難友每日出工必須背在身上，縱是晚上睡覺也得抱在懷中，否則立刻不翼而飛；四是非正常死亡時有發生，而且多是心力衰竭猝死；五是出現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員。為此，筑路支隊在管理上進入空前的恐怖殘酷時期。批判鬥爭，捆綁打吊，帶銬砸鐐，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隊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漢，「衣服換饃偷糧食」外加「生吃豬肉活吞雞」。當我把自己衣服換完吃掉後，出於報復便專偷幹部的衣服去換。一次被捆綁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陰時手臂還陣陣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誤。
我們中隊最先逃跑的是張先痴（南充市文聯幹部，1980年「改正」後曾出任《嘉陵江》文藝編輯）、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幹部），他們從天津取道準備偷渡香港，後被逮捕歸案分別判處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於1961年春末夏初砸銬逃跑，走到廣元即被抓捕，關在「415」支隊集訓隊小監。
何謂「集訓隊」？這是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蔑視人權的又一「重大發明」。他們發現即使把這些異類關進監獄，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於是便採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隊中設隊、監內設監的毒辣手段。他們把勞教分子分為「左、中、右」三個大類。所謂積極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與尊嚴，專門檢舉揭發打小報告，企圖用別人的痛苦換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賣命，在勞動與生活上隨大流的所謂中間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攏，不打小報告，堅持個性與人格尊嚴的反對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為三類，即經過批鬥願意悔改認錯的；雖未悔改認錯但仍能爭取轉變的；「堅持反立場」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類在嚴格的監督下作為「反面教員」留中隊繼續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類送到支隊集訓隊直管。集訓隊出工有武警押著，晚上睡覺有武警看著，大小便有武警跟著。這樣他們還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專門設置小監。顧名思義就是單獨牢房。被關押的人不勞動，月定量為22斤，每日八兩，吃住拉撒在一個屋子裡。人是群居動物，把你單獨隔離關押，既不能吃飽又不見陽光，其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
我在小監關押了近兩個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來，叫我回薛家橋新建的二中隊報到，奇怪的是竟然無人押送。這時才得知毛澤東因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不得人心，導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得到「平反」。於是黨內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也提出應該為右派平反。此時正值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除繼續揭露清算斯大林殘暴專橫的罪惡外，還肯定鐵托和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的功績。大家一時間借題發揮，認為「中共太殘暴」，「毛澤東是斯大林第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自由」，「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人性」，「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升虛火發高燒」，全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共產黨要向全國人民清罪，毛澤東應引咎辭職」，「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鐵托，把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更改為馬列主義聯盟」等等。
毛澤東是個要個人威信不要全國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所謂「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別問題。」於是，一線回歸的春光化為烏有，不滿、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燒！時有難友周居正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學習南斯拉夫，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此語一出贊同者眾，想不到竟釀成「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灑刑場，或瘐死獄中。
周居正早在就讀師範學堂的1945年便參加中共地下黨，1947年在重慶領導「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並且發動「民變武裝」，被國民黨逮捕，與《紅岩》作者羅廣斌一同囚於白公館的渣滓洞監獄。1949年9月，當所謂「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時，他和羅廣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五星紅旗。到了羅廣斌的《紅岩》小說及電影作品中，這一情節被移植到了女共黨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打右派的痛苦經歷，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開始思索，他在日記上寫道：「毛澤東以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而是封建專制獨裁的社會主義。在中國要實行的社會主義，要領先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先覺分子，高舉三面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實現國家和民族獨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權利和國家制度；發展經濟建設，實現國強民富，建設民主、富強、獨立、社會主義的中國。」案發之後，這段話便成了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綱領」，也是周居正被殺的重要罪證。難友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後提出：「中國應該運用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國的科學制度。」
我同隊同鋪的難友楊應森，一個少年時代就追求進步、獻身革命的中尉軍官，因在整風中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言，便被劃為極右，開除軍籍送來勞教。現在又提出「應趕快建立馬列主義聯盟，以挽救中國，解人民於倒懸」的觀點，並開玩笑說「願自任書記長」。
我當時認為「檢驗一個黨一個領袖，不是紙上寫的東西或嘴巴上的大話，要看他是否給人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繁榮昌盛。」
自貢市文聯的王志傑，偷偷在紙上畫了一幅頭戴王冠、身穿長衫、坐在龍椅上的農民，一手拿著馬列主義盾牌，一手舉著法西斯屠刀，左腳踏民主，右腳踏自由的漫畫。就是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罪行」，給不少右派難友惹來殺身之禍。
右派中的「王連舉」
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右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人是有思維的動物，隨著外部環境的變異而變異。一些「教民」由於經受不住苦難的折磨，更經受不住「立功受獎」的誘惑，總想積極「靠攏黨和政府」去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爭取早日「摘帽解教」，廉價地充當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錯劃右派姚鳳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為了「立功」，立即向中隊作了檢舉，說有一個「反革命」組織，在積極發展成員，伺機準備暴動，還列舉了幾十個人的名單。中隊立即向大隊報告，大隊立即向支隊報告，支隊立即向勞改局報告，勞改局立即又向省公安廳報告。為了抓住「證據」以利於「破案」，公安廳以姚鳳起為特勤人員，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擔任「組織部長」。姚鳳起立了大功，不但獲得了「摘帽解教」的賞賜，兩個兒子的戶口直接遷入北京市，數十名難友卻因此走上斷頭臺！
大約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突然在筑路支隊宣布戒嚴，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關入戒備森嚴的集訓隊。接著在各中隊召開殺氣騰騰的大小會議，號召全體勞教人員「自首坦白，檢舉揭發」，搞人人過關。
一時間，整個筑路支隊風聲鶴唳、一片恐怖。對於被認定的幾十名骨幹分子，更是日夜刑訊，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經過一年多的關押審訊，最後把供認或基本供認的69人定性為「反革命」成員，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後經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69名被捕人員中有23名被判處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緩3人，無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現對遭受重判的23人進行簡要介紹：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時38歲。1945年參加中共地下黨，後失去組織關係。1948年被捕，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1949年11月脫險。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筑路支隊勞教，1961年解除勞教、留隊就業。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殺於四川省永川縣。1985年其妻提出申訴，1999年被駁回。其妻繼續申訴，未立案。
楊應森，原共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員。四川岳池人，33歲，1966年11月22被判處死刑，提出上訴被駁回，於1964年3月被槍決。
魏昭，南下幹部，原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副科長，共產黨員。湖北均縣人，36歲。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級法院兩次駁回其申訴，向最高法院申訴，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訴，未立案。
陳仲偉，原重慶西南設備安裝公司工人，四川巴縣人。30歲，1958年被劃為壞分子，勞教，1962年5月解除勞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處死緩。
廖廉康，原簡陽機制磚瓦廠醫生，四川榮縣人，35歲，1963年11月17日被判處死緩。
冉茂涵，原長壽縣小學教員，四川酉陽人，44歲，1963年11月7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彭恢榮，原犍為縣糧食局、區供銷社會計。四川犍為人。32歲。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楊全松，南下幹部，原西南炮校、重慶炮校參謀、教員，旺蒼縣人民銀行幹部。江蘇溧陽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會職業不詳，四川什邡人，50歲。1958年被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規劃設計院幹部，大學文化程度，四川漢源人，38歲。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訴，1964年1月5日維持原判。
袁進修，原萬縣師資訓練班學員。染平人，31歲，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幹部。原屏間山縣糧食局幹部，青年團總支書記。上海人，31歲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駁回申訴，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銅梁人，38歲。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訴，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後、2005年其近親屬提出再申訴，未立案。
熊紹武，轉業軍人，原秀山縣合作聯社採購員。秀山人，30歲。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機部重慶供應站科員。大學文化程度，達縣人，35歲。1963年12月16日判刑18年。據說是勞改中因工傷事故死亡，事實是被活活打死於「415」支隊的101隊。
費宇鳴，原江油縣人民銀行幹部，大學文化程度。成都人，33歲。1963年11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訴，被駁回。2003年再申訴，2005年6月再次被駁回。
陳民國，原涪陵縣民辦小學教員，大學文化程度。涪陵人，33歲。1959年勞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縣小學教員。江北縣人，50歲。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陳彥，轉業軍人。原平武縣糧食局幹部。貴州大方人，34歲。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複查錯劃右派，予以改正。
20、朱夢波，轉業軍人。曾在華陽幹部療養院任助理醫生，後在成都開業行醫。江蘇無錫人，33歲。1958年被勞教，1960年11月被判處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訴，被駁回。1965年提出申訴，沒有答覆。
21、陳有為，原武勝重慶小學教員。武勝人，31歲，1957年被劃為右派送農村監督勞動，1966年到內蒙，被「捉回」。1961年勞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2年。1980年複查，屬於錯劃右派，予以改正。後提出申訴，1981年8月24日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無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歲。原西南師範學院學生，被劃為右派、勞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縣法院判刑13年。
23、謝友樹，射洪人，33歲，轉業軍人，1955年在重慶被收容。1958年勞教，1963年廣元縣法院判刑8年。
二、勞教隊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吳建章，內江縣法院加刑8年。
賀少真，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管光榮，廣元縣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楊福民，榮山縣法院加刑10年。
三、由當地公安機關管制17名、勞教3名等處理共41名。
筑路支隊：李朝富、朱紹文、黃光明、周志堅、鄧先基、殷立萬。
永川看守所：胡榮光、周榮華、陳雲武。
永川茶場：譚國仁、焦德潤、易永康、劉大學、鍾克勤、張國中、李治民、楊興壽、李才義（另案處理，現已平反）。
榮山煤礦：陳昌輝、陳光裕、謝永昌、範通才（因另案被捕）。
蘆山苗溪茶場：李平揚、馬國才。
秀山縣：舒順德。
達縣：任明晃。
灌縣：湯從田、魏興志、郭福良（農民）、姚鳳起（免刑）。
犍為縣：劉華年。
松潘縣：唐永祿。
河南鎮平縣：陳同瑞、楊溫友。
陝西原縣：余運中。
吉林省某縣：李海龍。
灌縣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諸君均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四川省高級法院審判卷宗》，檔號：16666-16758。
逃過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兩月，我因難忍飢餓，三人偷米150斤被捕，為求活命越獄遠逃西北，於1963年1月通緝歸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隊頭號獄官金支隊長，親自到監獄提審我。他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他人，我們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聽後微微一笑道：「感謝金支隊長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經沒有家了。我的愛人耐不住早劃清界線離了。還有，我不知‘坦白’什麼？‘交代’什麼？又‘揭發’誰？」
他迫不及待道：「馬列主義者聯盟的事。」
我說：「馬列主義還要交待嗎？那不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武器嗎？」
他氣得臉色發青，斥責我道：「你裝蒜，我問的反革命集團。」
我說：「我不知什麼集團，只知逃跑。」
「你為什麼要跑？」
「你們打我吊我，又不給吃飽，我咋不跑。」提審最後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後」又參加過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坦白從寬」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廳秘密監獄關押近兩年時間，審訊我的是省廳七處兩名幹員羅某和李某。他們百般哄騙、千般施壓，也奈何不得我這個狡黠的「死頑固」。引誘我上當，我不跟進；暗示我「立功受獎」，我不動心；用飢餓摧殘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吃不飽就要逃跑，‘馬盟’事件一概不知。」氣得兩位幹員吹鬍瞪眼，罵我「忘本變質，死心塌地與人民為敵」，最後以「越獄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後，李某和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曉楓，你是共產黨、毛主席一手培養起來的年青工農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變質。這次算你滑脫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裡，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兩眼殺氣。噫嘻！我總算活了出來。
堅決不可「坦白從寬」
周居正、楊應森等人都是知識份子，儘管身為共產黨員卻不知共產黨的「粑粑燙」（四川話，厲害之意）。面對刑訊與引誘，輕信「坦白從寬」、「立功受獎」，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筆錄。「粑粑燙」的共產黨就憑這些口供筆錄，最後殺了他們。
楊應森被判處死刑之後，他們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關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監管人員不注意時我悄悄問他：「應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喲？」
他無可奈何道：「曉楓，哪有什麼組織啊，你是知道的，就說了那些不該說的話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飢餓煎迫的結果。唉，在這個暴政壓迫下，活著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死為淨。你看，我全身哪兒不是傷痕。」語畢，仰天長嘆，一臉黯然。我解開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傷痕纍纍。天呀！誰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個勞教中隊，卻一同在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關押過。監獄裡三個監區，他關在三監區，我關在一監區。一次放風，大概是新來的獄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們監舍四個人趕到三監區的壩子裡放風。我聽說他關在這裡，不知是哪個監舍，便引吭高唱電影《夜半歌聲》中的插曲：「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的熱血，第聶伯河奔流……」
歌聲喚來了他回應，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裡彈出一個紙團，紙團上只有「保重」兩個字。再看，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著付眼鏡，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鐵窗後面閃灼，像盞明亮的燈，沒有聲音，只有示意：勇敢點，頂住邪惡！……
聽說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後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相信歷史，永遠跟共產黨走！」然而，他的兩個兒子終因經受不住殘酷的政治歧視和精神壓力，一個在農村用鐮刀割喉自殺，一個跳嘉陵江自盡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訴喊冤幾十年沒有任何結果。
他們被處決後，我又和判處死緩的魏昭關在一起。魏昭在結案後仍戴著沈重腳鐐，膽怯慎行不露口風。一次閑談，當他知道我是筑路支隊的「勞教右派」時，相互才拉近距離。他悄聲問我：「為什麼事關在這裡？」
我笑笑說：「不知道。」
他又問：「判沒有？是不是‘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牽連。」
「你承認沒有？」
「我承認什麼？根本沒有的事。」
他「哦」了一聲，不知是出於失悔還是為我僥倖，沉默了好幾天後，才把他手抄的判決書給我看。我看後問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實嗎？」
他搖頭道：「根本不是事實。」
我道：「不是事實怎麼會寫上，你上訴呀！」
他搖著腳上沈重的腳鐐道：「你不見楊應森、周居正都殺了，我想死麼？」
我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進一步問：「他們怎麼審你？」
他極小聲地說：「一是騙，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還打得我吐血。」
我聽後罵了一句：「畜牲，真他媽的不是人。」
不幾天調監舍，我又和原長壽縣小學教員、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冉茂涵關在一起。經過私下交談，他也是喊冤叫屈，審訊過程大體一致。
1964年10月4日結案後，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改造」，又結識了此案判處死緩的陳仲偉（原重慶設備安裝公司技工），判無期的彭恢榮（原四川省犍為縣糧食局會計），定案情況均為引誘脅迫與拷打，根本不存在什麼「反革命」組織。
1980年底我「平反」回歸報社，不知是出於「感謝」還是出於「嘲弄」，專門買來水果去省廳七處看望審訊此案的預審員李某。見面後他極為尷尬，沉默了好長時間才略顯內疚地告訴我說：「曉楓，想不到你會來看我，不會介意當年吧？我病了，現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許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們都是被歷史捉弄的人啊！」
此時我還不知道「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並沒有得到「平反昭雪」。後來忙於工作和拚搏，直到2003年才從朋友口中得知，由於中共當局拒絕受理，此案迄今為止還在覆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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