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經濟雖然靠巨額政府投資再次實現高速增長，但其嚴重後果也震撼了中共高層，他們認識到，中國出現了全面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同時爆發的嚴重危險，產生了「六四」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感。
我猜測，嚴重的危機感促成中共一次重要卻沒有宣布的高層會議，依據是2月3日胡錦濤發表的講話，實際上是首次宣示會議的部分內容。這次講話不尋常之處不僅在內容，也在其不尋常的形式。薄熙來不同尋常的缺席，則說明高層有過真正的交鋒。
兩會給外人一個機會來判斷中共高層通過內部的交鋒究竟形成了怎樣的「新北京共識」。
我相信中共高層的第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再也不能靠刺激經濟增長來迴避急劇惡化的社會危機，而要全力應對社會危機。這不僅意味著加速社會政策的改革，更意味著投入巨大資源來防止社會動亂。一些媒體人士對中共加速社會改革產生很高期望，於是便有了《經濟觀察報》等13家媒體冒險發表聯合社論呼籲改革戶籍制度的事件。但當局立即整肅這些媒體，溫家寶的報告對戶籍改革亦無實質內容，看來中共首先關注的並非社會改革，而是如何應付不可避免的社會衝突和騷亂。
本期《南方週末》頭版有一篇重要報導：「中國‘維穩’體制隱然成型」。文章的第一句話是：「剛剛過去的2009年，相比‘極不平凡’的2008年，維穩壓力毫不遜色，而投入的人力，物力甚至更多」。文章披露，中共為應對日益加劇的社會衝突所投入資源的增速和規模已達驚人程度。雲南省宣布，從2010年開始，將把全省的人均綜治經費標準提高一倍，而2009年財政收入為1500億的遼寧省，公布的維穩支出高達223.2億元，比2008年上漲15.5%，相當於4500 萬遼寧人口，人均500元，遠遠超過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的人均支出。這個事實，不僅很好地解釋了中共高層嚴重的危機感，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
兩會公布了2010年中國的國防預算，打破了二十年來兩位數的增速，增幅陡降至7.5%，外界普遍感到突然，但知道了中國「維穩」費用激增的背景，這一決策就不難理解了。中共高層的危機感，還會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很可能會收斂一些，尤其是在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上，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老方針上來。
在政治方面，強烈的危機感看來促成了中共高層的這樣一個共識，那就是避免讓十八大的權力之爭威脅大局穩定，同舟共濟對付很可能爆發的嚴重經濟和社會危機。香港《明鏡》雜誌12月號載文透露習近平主動不接軍委副主席確有其事，支持了早先《開放》雜誌的消息。於是，薄熙來的動向一度成為關注中國高層政治的一個焦點，而他會不會主動與團派競爭高位，也成為海外輿論炒作的話題。不論真相如何，胡錦濤顯然不願看見這種現象。薄熙來在李莊案上出了洋相，幫了胡錦濤的大忙。胡錦濤是否藉此打壓薄熙來的政治野心，以至薄熙來拒絕出席胡錦濤2月3日的重要講話？這個問題又引發了外間的種種猜測。看來中共高層對此極端敏感，兩會剛開，就安排薄熙來會見中外記者。會見中，薄一方面高調為重慶打黑和李莊案的處置辯護，另一方面也維護了中共高層團結的形象。
從國內媒體的報導看，中共高層這一次更加精心地向外界營造一個開放和開明的集體形象。作為兩會大戲總導演的胡錦濤，表現相當輕鬆愉快。他的這種心情不應該全是裝出來的，因為中共高層團結一致應對危機的共識，對他最有利，讓他能夠更從容地處理十八大權力交接這一棘手問題。
這並不意味著中央從地方奪回了政策的主導權。薄熙來高調為重慶打黑辯護，說明「新北京共識」並未阻止封疆大吏各行其是，薄熙來公開向汪洋示好更是意味深長，令人想到了晚清的局面：中央權力繼承危機，封疆大吏大權在握，既競爭又合作，待機而動。
上週還有一個消息，那就是當局對範亞峰的無理監控和拘留問話。說明中共不放棄排斥和迫害民間領袖的方針。因此，「新北京共識」只是一個「維穩」共識，而絕非變革共識。而只要中共不改變這一方針，中國距另一場辛亥革命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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