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峰山莊的傅斯年（組圖）

粟峰山莊位於今天四川省宜賓市李莊鎮永勝村，距離鎮上約有五公里路程。系李莊望族張氏族於清乾隆年間始建，耗資約20000餘兩白銀。山莊佔地約 10000平米，建築面積約8000平米，共分成大小不同的六個院落，整個建築極其精美。在中國，這一類莊園還有很多很多，除了當地人之外，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無論它們曾經如何輝煌顯赫，卻如過眼煙雲，不會在歷史上留下依稀記憶。而粟峰山莊卻截然不同，在抗戰之中，它成了中國最著名的一批學者專家們的棲身之所，印滿了他們的指紋，留下了他們的行蹤，從此就與中國腥風血雨的漫長歷史血脈相連，永不湮滅。

194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躲避日本轟炸，由昆明歷經艱辛遷至李莊粟峰山莊，全部搬遷過程歷時數月之久。一同遷來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及人類體質研究所。在這些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裡面匯聚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的學者專家，這些人大都學貫中西，在國外獲得過博士碩士學位，學成回國之後利用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展中國歷史的研究，成為其所在學科的開創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準，得到國際普遍承認，至今也很少被超越。如李濟，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獨立主持史前文化遺址的發掘，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梁思成，獲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碩士，回國後開創了中國古建築研究，發現並測繪了唐代建築佛光寺，翻譯宋代《營造法式》，並著有《中國建築史》和《圖像中國建築史》（英文版）。李方桂，以研究美國印第安人語言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後任美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在當時領導了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並帶出了馬學良、董同龢、李霖燦等一批學者專家。在當時中國殘存的半壁河山裡面，他們就猶如是夜空中的璀璨群星，照亮了民族文化薪火傳承的希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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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璀璨群星當中最為耀眼的就要數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了，這位留學七年卻沒有拿得學位回來的人能夠在同行相輕的陋習當中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必然有著過人之處，實際上，早在當年他還就讀於北京大學之際，人們就紛紛傳說"文史系出了一個傅胖子，我們永無出頭之日了。"他留學回國後，一手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被蔡元培任命為所長，短短几年即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得到了國際學術界廣泛讚譽，並形成了學術上的"史語學派"。1932年3月，伯希和向法蘭西學院提出授予史語所儒蓮獎金，就是對傅斯年成就的充分肯定。畢竟那是他最佩服的漢學家。1948年，一個史語所就有8人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顯示了深厚的學術實力。

傅斯年在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深受蘭克思想影響。蘭克是西方傳統史學在19世紀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柏林大學任教長達46年之久，培養大批學者，形成國際性的蘭克學派。當傅斯年在柏林大學哲學系學習時，蘭克已去世37年，但他的聲望仍然如日中天，他的"如實直書"名言，成為傳統史學家的座右銘。蘭克學派以研究的實證性和經驗性為主要特徵，它是在19世紀科學發展的條件下努力尋求史學科學化、學科化的反映。它要求對史實作嚴謹的考訂，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如實再現歷史，為此，要求史學家保持客觀中立，通過客觀描繪、敘述事件，讓歷史事實本身說話。傅斯年深信，運用蘭克的考證方法去整理中國的學術材料，就能建立起中國的東方學，實現他為史語所確立的目標："我們要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為此，傅斯年還提出一句有名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生動反映了他的學術研究方法。

傅斯年是1942年春天才到粟峰山莊，專門為他預留了桂花院民宅供其一家居住，並配有專職轎夫。國民政府還派有一連軍隊擔任史語所的警衛。在鄉民眼裡連長已經是很大的官了，看見傅斯年居然敢訓斥連長，鄉民們更是充滿了敬畏。不僅是鄉民，在史語所裡面，人們也很害怕他，大家看見他來了往往四散奔逃。奔逃不了，就會被他抓去下棋。即使如李濟這樣的大師，與傅因小事產生不快，最後都會以自己倒霉認輸而告結束。

學生時代的傅斯年 

傅斯年外號叫"傅大炮"，有幾件事情很能反映他的大炮性格。一是怒打毛澤東。當年毛澤東經揚昌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打臨工，毛對外一直號稱他當時擔任圖書館管理員一職。後來經人考證他當時並不是北大正式任命的圖書館管理員，他的資歷與學歷都不夠，僅是為圖書館管理員打臨工而己。以毛的痞子性格我們即可想像他從來不曾認真工作過一天，他對到圖書館來借書的名人百般巴結討好，以結識他們為榮。而對一般同學借書則愛理不理，甚至肆意刁難。他有時竟無聊到在借書的同學面前賣弄自己那幾筆破字，激起民憤，大家紛紛向傅反映。傅以學長身份對毛先是勸告後又敬告最後警告，毛仍然毫無悔改之意。終於惹得傅斯年怒火中燒，當場發作，讓毛飽享了一頓老拳。毛隨即屁滾尿流逃離北大，北大成為他傷心之地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1945年6月，傅斯年與毛澤東又在延安見了一面，毛抄了一首唐詩給傅，其中一句是"劉項原來不讀書"，頗帶挑釁意味。這次見面讓傅更深認識了毛的陰暗和險惡。當同行的黃炎培之流大肆讚美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之際，他則早已看穿毛那一套專制愚民的統治手法。他曾當面譏諷毛澤東"堂哉皇哉"，讓毛懷恨在心，幾年後竟將他列入"戰犯"名單。毛還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特別點出傅斯年的名字以發泄心中怨恨。

第二件事是"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傅斯年打著旗幟走在隊伍最前面，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在遊行隊伍行進到東交巷時，遭到軍警阻攔而轉向趙家樓。傅本人是反對暴力行動的，但走到趙家樓時，他顯然無法控制局勢了，有些學生翻過院牆放火拼毆打親日派漢奸，後來竟被說成是傅斯年帶頭翻牆放火。這些傳說倒很符合傅的性格，讓他一夜成名，成為五四運動中的英雄。正因為如此，此時正在圖書館打臨工的毛澤東才竭力想要巴結他而他卻不屑於理會，讓毛的心理受到極大創傷以至於發生變態，這從他後來上臺以後對知識份子的一貫態度中即可看出。十多年後，毛還對此耿耿於懷，特別還對左派記者斯諾提到傅斯年羅家倫瞧不起他。

傅斯年任北大代校長時與蔣介石合影 

讓 "傅大炮"美名天下傳揚的事情是他在參政院裡對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彈劾，當時孔祥熙涉嫌利用美金公債大肆殉私舞弊，傅斯年時任參政員，在掌握大量證據材料之後，準備在參政會上公開揭發。好心人擔心事態擴大，怕被人作為藉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力勸傅斯年歇手閉嘴，否則後果無法預料。傅堅持己見，在參政會上將質詢案公之於眾，一時朝野大嘩。傅在發言中甚至喊出"殺孔祥熙以謝天下"的口號，揚言與孔祥熙對簿公堂，如果揭發罪狀失實，甘願反坐。此事後來提交到蔣介石那裡，蔣專門請傅斯年吃飯，飯桌上蔣對傅說："孟真先生信任我嗎？"傅回答："絕對信任。"蔣又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曆聲回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據後來有人回憶，傅斯年說些話時極為激動，臉漲得呈豬肝色，欲作拚命狀，在座各位無不大驚失色。倒是蔣介石頗有風度的微微一笑，點了一下頭。旋即下達手諭，委派財政部長俞鴻鈞出面調查孔氏財源的來路問題。孔祥熙不得不為之黯然下臺，傅斯年一炮出名，聲望大振。後來，1947年，傅斯年又在《觀察》雜誌上連續發文批判行政院長宋子文假公濟私，迫使宋子文幾乎是當場辭職。一介書生，手無寸鐵，竟敢向權貴公然挑戰，發炮轟走兩任行政院長，反映出他強烈的正義感及諍諍鐵骨，更為世人所不及。

第四件事是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長期間，以"漢賊不兩立"為由將偽北大時期的教職員悉數開除，表示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在被開除的教職員中不乏如周作人、容庚等名家。傅在重慶發表聲明："專科以上學校，必須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看。偽北大教職員在國難當頭之時為敵服務，於大節有虧，故不擬繼續錄用"。傅斯年說：如果這些人不被開除，那麼就太對不起那些為了民族大義拋家別子跋山涉水到了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偽北大教職員組織團體，四處遊說、請願，甚至煽動學生罷課向傅施壓，要求繼續留用。容庚甚至跑到傅辦公室爭辯，被傅大罵一頓後驅走。當時媒體上對此事曾有過《傅孟真拍案大罵，聲震屋瓦》的精彩報導。

1946年10月，從北大代理校長一職卸任之後，傅斯年最後一次回到粟峰山莊，登上江岸，正遇同濟大學大批師生聚集碼頭，等待乘船東下，重返上海。此時，史語所已經人心渙散，惶恐不安，傳言傅斯年將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以後再也不管史語所了，大有樹倒猢猻散之感。而此時眼看鎮上的同濟大學陸續東遷，更難耐寂寞，焦躁不安，大家渴望及早衣冠東渡，復員南京。為安定人心，傅斯年當場潑墨揮毫，大書"傳言孟真要當官，斯年離所不做官"，貼在粟峰山莊牌坊頭。同時明確表示，最遲冬季，也就是長江枯水季節到來之前，帶大家重返首都。

這一次在粟峰山莊傅斯年只呆了一週多時間，就被急電催回南京參加國民政府的緊急會議，永遠離開了李莊的粟峰山莊。臨行前，由傅斯年提議，史語所全體同仁出資建造的"山高水長，留別李莊粟峰碑銘"石碑，已經立好在粟峰山莊牌坊頭。石碑是為感謝當地士紳五年來對史語所研究工作的鼎力籍助而建的，其中有 "海內沉淪，生民荼毒。同人等猶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曰國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歸，從容樂居，以從事於游心廣意，斯仁裡主人暨軍政當道，地主明達，其為藉助有不可忘者"的句子，由陳盤撰文。碑額"山高水長"四字由董作賓用甲骨文題寫，碑文由勞干書寫，並刻有傅斯年、李方桂、李濟、董作賓，梁思成、梁思永、石璋如等53人名字，幾乎囊括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全部精英。

如今在粟峰山莊牌坊頭早已看不見這一極具文物價值的石碑了，取而代之的是當地新立的一塊贗品，連字都沒寫好，就來冒充當年大師作品。而粟峰山莊建築群的精華部分，即牌坊頭後面的戲樓和廳堂，已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被一位名叫李忠孝的書記下令拆除，修成小學。不知是因為偷工減料還是粗製濫造，小學早已變成了危房，現已被迫關閉。儘管如此，粟峰山莊當年在被中國營造學社實地勘查測繪之後，被收錄入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和劉敦楨的《中國住宅概說》書中，從而成為了歷史的篇章永不會遺忘。

我是在一個初夏的下午來到粟峰山莊的，天氣炎熱，四周不見人影，一片寂靜。我站在牌坊頭下，想像傅斯年當年匆忙進出的樣子，頗多感觸。當時這裡也是一片寂靜，大門一關，滿院寂靜。那些大師們就在這恰如世外桃源之中潛心研究甲骨文、居延漢簡、古建築或是方言音韻等等。用他們的話說：國家都到了如此地步，還能讓他們吃上飽飯，擺下書桌，潛心研究，其實這些研究晚幾十年作又未嘗不可。正是出於對國家的感恩，他們才嚴於自律，惜時如金，於艱難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正是在李莊，讓我徹底改變了對國民政府的看法。以前我曾受到美國左派的強烈影響，對國民政府的基本印象就是貪污腐敗和專制獨裁。一次次的李莊之行讓我明白，一個政府深陷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仍然能將民族文化的薪火傳承視為高於一切，表現出極其遠大的目光和胸懷，即使再怎麼貪污腐敗也不會墮落到如今天那樣的程度。一個能夠尊崇如胡適、傅斯年這種知識份子的政府即使再專制獨裁與今天相比較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所以，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上，那才會成為難得的黃金時代，至今讓人懷念和遐思。

1949年元旦之夜，傅斯年和胡適兩人在南京面對滾滾長江一邊飲酒一邊背誦古詩"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不禁潸然淚下。當時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倒臺已是指日可待。很多知識份子都做了牆頭草，中央研究院生物、數理和人文三組共有81名院士，很多人都留在大陸觀望，隨時準備獻媚於新政權。而傅斯年僅憑其聲望就將史語所幾乎悉數帶往臺灣，其中帶走的院士就有6人。這批人構成後來台大的國學基底，幫助台大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學校（僅有300餘名學生，五個院系）成為全球排名70亞洲排名第二的大學。反觀當年一流的北大，如今彷彿是墜入了無底深淵，幾乎變成了純粹的黨校。而在當時，無論是在北大或是台大，由於傅斯年等人的堅決抵制，任何想把大學辦成黨校的企圖都沒有得逞。

後來如此之多留在大陸的院士們，都在學術上止步不前，毫無建樹。大陸有關國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水準甚至不及抗戰時期的李莊。梁思成在李莊那樣艱難的條件下撰寫完成的《中國建築史》，居然要等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被批准出版。而他在現政權生活的二十多年時間裏，儘管大多數時候都養尊處優，卻顯得是江郎才盡，油盡燈枯。當年，因為中共軍隊沒有炮擊北平古建築，梁思成與金岳霖相擁而泣，將其譽為"義軍"之時，傅斯年就看穿了極權主義的統治本質，他預言新政權將會剝奪人民自由，會讓文化變成一片沙漠。傅的眼光確非梁、金等人可以相比。

在1949年那個時候，正是全球範圍內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一時竟被認為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沒有人知道臺灣還能夠再堅持多久，悲觀絕望的情緒籠罩在整個島上。傅斯年的朋友故舊，很多都投靠了新政權，真可以用"眾叛親離"來加以描述。連他一手帶大的侄子，胡適和李濟的兒子，都留在了大陸，積極為新政權效力。此時，傅斯年信筆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的字幅，將臺灣比作當年田橫手下500將士因不願接受劉邦招降而集體自殺殉節的地方，表達自己必死的決心。這樣一種大義凜然的浩然正氣，不僅激勵著他們當年的絕地堅守，也最終促成了臺灣今天的民主轉型。與當代渾身媚骨的知識精英相比較，傅斯年代表的是另一個時代，那個時代已經過去，那個時代還未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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