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國共內戰中以土改來鼓勵農民投向中共，此為中共土改宣傳畫。
鑼鼓聲中開場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靜悄悄地閉幕了。
會前的熱點，是胡錦濤九月三十日來到三十年前首創「分田到戶」的安徽「小崗村」，肯定了小崗村的「新土改」││「土地流轉」。小崗村委會副主任關有江說：胡總書記對「土地流轉」的肯定，為農村發展送來「金鑰匙」，為農民帶來「定心丸」。
媒體為此掀起對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熱切期待，專家、學者競相發表評論，將這次全會的「核心議題」││「土地流轉」，稱為「中國第三輪土地革命」（一，土改、二，分田到戶、三，土地流轉），是農村改革的「歷史新起點」。
令人意外的是，十月十二日全會通過的「公報」中，連「土地流轉」四個字都沒有出現。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未與「公報」一起發表。而胡錦濤在全會結束的第二天（十月十三日），主持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就已經審議通過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文件，請他們暢所欲言，對文稿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
據新華社電，座談會上大家就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耕地保護、保障國家糧食、加強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設、提高農業生產科技含量、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等十幾項內容提出意見和建議。胡錦濤在總結髮言中，雖然提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改革發展，必須繼續創新農村體制機制」，但仍未出現「土地流轉」四字。
由此看來，「土地流轉」這把「金鑰匙」，這顆「定心丸」，尚未最後定案，交不到農民手裡。其實這樣的結果，在會前已有跡可尋。列席這次全會的農村工作者和和農民問題專家學者，對此早有爭議。
有人認為，在農民沒有平等政治權利，沒有話語權的黨國體制下，「土地流轉」將在中國農村掀起一輪新的掠奪農民土地的狂潮，擁有資本優勢的商人、政府官員和社會惡勢力，將成為土地買賣兼併的主要受益者，廣大農民將再次成為被掠奪的對象。
中國因剝削壓榨農民而崛起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建嶸教授的測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至少有五千萬到六千萬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失地農民」，就是原有的耕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徵用，農民與土地徹底分離，失去對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這些「失地農民」，約有一半流入城鎮成為農工，另外一半，成了沒有土地、沒有工作也沒有社會安全保障的「三無農民」。
「失地農民」、「農民工」、「三無農民」，你不覺得這些名詞奇怪嗎？農民在今日中國，已不是士、農、工商的一種社會分工，而成了一種世襲身份。你即使失去了農村的土地、房屋、財產，長期在城市從事工商服務行業，你的身份，你的出身在城市的子女後代，仍然是「農民」，不得興城市居民子女平等地上學、就醫，得不到城市的公共福利保障。同樣的工作，農民工要付出比別人多一倍的勞動工時，卻只能得到少一半的勞動工資，還經常被拖欠、侵吞。
然而這正是中國「和平崛起」的「秘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早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全球經濟預言》一書中指出，亞洲經濟奇蹟是由「快速增加的勞動和資本所帶動，並非藉由效率改善所帶來的成長。」
「中國崛起」的勞動和資本從哪裡來？就是從榨取農民的勞動和土地資本而來。舉世矚目的上海浦東，一九九○年代以前不是一片農田嗎？今日變成全球摩天大樓最集中的金融商業中心。那高樓和金錢怎麼變出來的？是在「農民」失去的「農田」上，靠「農民工」的雙手，一磚一石，用血汗建構起來的；是靠來自全國農村的年輕女孩，以超低工資付出超時勞動，用她們的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工廠」中凝聚出來的，從服裝、鞋子、玩具到高科技電子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換來的美金、英鎊、歐元堆積起來的。
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農民用身體去抵擋國民黨的美式機槍大炮，讓共產黨奪到政權；用餓死三千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的人民公社化，讓共產黨的兩彈（核彈、飛彈）一星（人造衛星）上天，用「取之不竭」的農民和農民工的土地、青春、血汗，讓共產黨在全球「和平崛起」。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所以當胡錦濤的「土地流轉」新政策傳到農村時，即使是期待擴大規模化經營的專業農民也不相信了。山東聊城種植果樹的農民史朝旭告訴ＢＢＣ中文部，他多年來希望擴大規模種植無公害的有機水果，但無法貸到資金、租到土地。史朝旭說，農民都被政府和商販坑怕了，媒體上的報導都是假的。他過去相信政府、相信媒體，結果只是吃虧。
全會缺乏視農民為人的靈魂
中國農村政策的根本問題，是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初早已指出的，必須把中國農民解放成為自由自主的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土地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每一個農民，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勞動、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土地、房屋、財產，擁有對國家社會政策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而中國現行政治經濟制度，恰恰建立在剝奪農自由平等權利、掠奪農民土地勞動的基礎之上，農民淪為失去自由之身與話語權的身份奴隸。不根本廢除這種違背自由、平等、人權普世價值的農民身份奴隸制度，農民一天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國家的主人，任何農村改革的支票都會跳票。這次七屆三中全會也是一樣。
全會公報雖然隱去「土地流轉」這個「核心」，還是列出洋洋大觀的「戰略任務」、「基本方向」、「根本要求」、「二○二○年目標」等一大篇，雖無甚新意，且立此存照：
戰略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基本方向：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根本要求：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多予少取放治，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二○年目標：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機制基本建立；現代農業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二○○八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等等。
這些「任務」、「方向」、「要求」、「目標」，不能說全是假話、空話，有些話也還不錯。問題是缺少一樣東西，缺少靈魂。三十年前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之所以震撼全國，因為有一個靈魂，就是農民掙脫「人民公社」的奴隸枷鎖，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這也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主持起草五個農村政策「一號文件」的靈魂。二○○四年到二○○八年，胡錦濤也有五個「一號文件」，為甚麼沒有那種效應，就是沒有靈魂。
一九九○年代以來，農民在中國「和平崛起」中再度被當做犧牲品，喪失對人身和土地的自主支配權。各地政府官員引進中外財團開發商，強佔農民土地、拆毀農民住房，農民反抗即遭暴力鎮壓。失地農民流落城市做工，都無工人身份和權利；做的是城市人不願做的最骯髒、最笨重、最危險、危害身心健康，超高工時、超低工資的勞動；因無城市戶口被驅趕、被拖欠工資、被毆打侮辱，是家常便飯。長期研究農村土地問題的文貫中教授曾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二○○五年度研究報告，計算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僅比世界最落後的辛巴威（辛巴威）稍好；如果把城市人住房、子女入學等隱性收入計算在內，中國實際上的城鄉收入差，應列世界第一，中國農民已淪為世界上最悲慘的人群。
十七屆三中全會缺少的靈魂，就是把中國農民當做人，徹底改變歧視農民、蔑視農民，把農民當做任意奴役、任意壓榨的奴隸的那種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讓每一個中國農民都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人的價值、人的權利。假如沒有這個靈魂，無論從「人民公社」的鎖定奴隸到「土地流轉」的流動奴隸，從鄉村走到城市，到哪裡，還是奴隸，則任何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都無法改變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因而也無法取信於中國農民。中國共產黨未必不清楚這一點，但不願也不敢跨出把農民解放成為人這一步。當年胡耀邦就是因為堅持「人的解放」這個靈魂，被鄧小平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力，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廢黜。
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
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就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總工會於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據新華社報導稱：「呵護農民工，中國工會雙臂越張越大。」怎麼「呵護」呢？首次選出農民工代表，一千八百名代表中，有四十七名農民工代表，佔百分之二點六。這讓我想起今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從廣東省三千萬農民工中挑選出的全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這唯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四十七名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代表，都不是兩億多農民工自己選舉的。新華社還報導稱，昆明市總工會幫助農民工追回拖欠工資一點二萬件，追回七千八百餘萬元，幫助八百一十名工傷農民工獲得補償三百二十六萬元。當然，「呵護」總比聽任農民工被欺壓、被踐踏好。但全國兩億多農民工，為甚麼不能按人口比例、工人比例行使平等的選舉權，自主選出自己的代表呢？為甚麼不能做自己的「主人」而只能被「呵護」呢？
那首位全國農民工人大代表，來自四川廣安的佛山陶瓷工胡小燕說：「我只是個普通打工妹，每天上午八時上班，下午六時下班，一分鐘也不能少，週末也要上班。當選人大代表後，每天都有上千個未接來電和上千條簡訊，一個月的手機費一千四百多元，佔去月工資的一大半。」她因電話過多沒有睡?時間而關機，招致一片罵聲。
這難道是真的在「保障農民民主權利」，讓農民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話語權嗎？
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了。「金鑰匙」和「定心丸」沒有看到。中國農民和農民工要掙脫世界上最悲慘人群的命運，恐怕要靠自己的團結奮鬥。
決定提到公報迴避的土地流轉
此文寫畢，網上才出現新華社「授權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讀了兩遍，茲略作幾點補充：
第一，〈決定〉中對公報迴避的「土地流轉」這一關鍵詞，說明如下：
「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
但前提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發展集體經濟，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
〈決定〉強調「集體」與「合作」，與全會前「土地權益歸農民自主支配」的「新土改」導向有明顯差異。這使我想起四十六年前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講「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讓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合法起來」。講話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打兩次電話給胡耀邦，要他傳達時去掉「黃貓黑貓」那段話，加上「鞏固集體經濟」。這種改變是向意識形態「左派」的微妙妥協。
第二，對於全會前自由派學者強調的解決農民身份平等問題，〈決定〉也有提到若干方向，如「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依法保障農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業」、「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等等。但均無具體落實措施與時程，在現行「黨天下」體制之下，恐怕只是「畫餅」而已。
第三，關於「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決定〉提出「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和「鼓勵農民就近轉移就業」；正好同全會前強調「擴大農地規模經營」、「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加快城市化步伐」的導向相反。這是否意味著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將放慢甚至逆轉全球化步伐，迫使農民工返鄉的一個信號？
從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氣氛變化和〈決定〉最後定稿的發展，可以看出中國「三農」問題解決之難、爭論之烈、利害衝突之尖銳。中國農民要真正成為支配自已土地和勞動的主人，路漫漫其修遠兮。
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来源: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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