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案的調查材料看，儘管近百幹部向崔保紅行賄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向其送錢卻是和順縣職能部門想保烏紗者的一種「慣例」。而據行賄者透露，就是怕崔保紅「刁難」。
譬如，城建局長希望建設工程款早點到位，先後分8次送給崔現金6.8萬元；農機局長想多爭取一點辦公經費，多次送給崔2萬元；煤運公司經理希望得到縣長的工作支持，分8次送給崔31萬元；而財政局長聽縣長說「早就該提拔了」，便分9次送給崔7．5萬元……如此種種，既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崔的貪婪無恥，也說明瞭崔的縣長權力濫用到了極致。
那麼，崔這種「刁難」的權力又是何來？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從崔保紅的身上，再一次驗證了此話的準確性、真理性。在和順縣，崔的話就是權，就是法，就是錢。想提拔的、想得到工作支持的，都必須打通崔這一關。而疏通關節靠什麼，唯一的法寶就是「錢」。顯然，近百幹部如此心照不宣地送錢，甚至成為幹部中的一種潛規則，那些監督職能部門在幹什麼？無疑，「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輿論監督太晚」成了最好的註腳。權力一旦脫離有效監督，就會如同洪水氾濫、野馬放韁而肆意所為。
按說，在崔保紅之上還有縣委，重大工程項目建設、人事調整都必須經過縣委集體決定，而縣長只是縣委常委中的副書記，沒有「一錘定音」的權力。可事實上，崔卻擁有最後的裁決權和拍板權，成為別人追蠅逐臭的對象，這只能說明和順縣委民主議事制度是一種擺設，縣委集體領導作用的圖有虛名。在重大事項的決策上，往往是極少數人說了算。如此，也就無形地縱恿了崔以權謀私的瘋狂行為，權力完全淪變為了攫取個人私利的「工具」。
幹部的集體「沉淪」。為工作、為仕途、為子女，你送我也送，且「爭先恐後」地送，非但不覺得這是違法，反而認為這是一種「有效」的工作方法，融洽感情的最好「敲門磚」。政治生態環境的變質，也就一定程度地助長了崔的錢權交易行為，以至於崔不送錢不辦事、視錢多少辦多大事，貪婪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
崔已受到了法律的嚴懲。近百幹部送錢保平安，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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