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初中的時候，老師給我們講解晏子使楚的故事，使我們在驚嘆於晏子超人智慧的同時，也懂得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等名句哲言。這段故事的大意是：齊國晏子出使到楚國，楚王試圖藉機戲弄齊國人，故意著人將一犯人從堂下押過。楚王問：此人犯了什麼罪？堂下答道：一個齊國人犯了偷竊罪，被抓了。楚王轉而對晏子說：你們齊國人是不是都很喜歡偷東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旦移栽到淮北，就變成了枳，又酸又小。為什麼呢？因為土壤不同。
根據今天的情況，這段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國度的社會文化、政治環境、法律制度對於人事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一個有助於滋生腐敗的土壤上，本來是潔身自好、遵紀守法的人也會變化，其中一些人會跟壞人壞事同流合污，墮落為危害社會的犯罪份子。那些來自法律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和商人，在中國特定環境的影響和熏陶下，捲入行賄腐敗案件，應該說是不奇怪的，其原理就是以上所講的「南橘北枳」怪圈。
我曾經服務於屬於《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評定的世界500大公司之一的美國公司，因此有機會瞭解一個來自實際上最為民主的國家的一個典型的公司的價值觀點和行為準則。他們在公司《員工須知》中特別強調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要做出色的公司法人、要杜絕任何行賄受賄行為，還提出了在商務交往中贈送禮品的最高價值——不得超過20美元的價值。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公司贈送給客人的禮物就是印有公司標識的領帶或唱片等，對於省部級官員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奉命安排一個國內考察團去我們公司在韓國的全資子公司參觀訪問。由於我們在南京有一個合資項目談了一年多都沒有實質性進展，我的一位韓國同事跟我建議，是否可以給這些中國地方官員和企業領導每人一筆美元，從而促使他們給我們幫幫忙。我的上司聞知這個建議後，給予斷然拒絕，並且嚴肅地對我說：「如果這麼做，就是犯罪行為——他不僅不應該有這種想法，更不應該提出這個建議，而且你也不應該來跟我說這件事！公司的價值觀告訴我們：我們寧可做不成項目，也不能幹非法的事情。」
我在漢城經歷的這件事以及後來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一直使我感慨良多。
我的公司的這些擔任Executives（高層管理者）的可愛的美國佬，從美國「淮南」來到中國「淮北」，按照自己的套路，執著地種植著他們不遠萬里帶來的「甜橘樹」，其結果可想而知。公司在南京和北京各有一個直接投資的製造業合資公司，南京的那個自投產開始就一直舉步維艱，北京的這個在試運營階段就不得不關門停業。是公司的資金不足嗎？不是，人家是世界一流的巨型公司。是公司的技術不行嗎？不是，人家在行業排名中是世界第一。是公司的管理不善嗎？不是，人家除了在美國本土之外還在加拿大、英國、日本、韓國、菲律賓、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成為市場上的霸主。但是，公司在中國失敗了。根本的原因就是水土不服，沒有及時地搞本土化。
然而，很多外國企業在碰壁後接受了教訓，提出了管理本土化的口號，其中就包括「Do in China as Chinese do」（「入鄉隨俗」或「在中國要像中國人那樣做事情」）的理念。在這裡面，遵守內地潛規則、屈服於當地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於是也就出現了本文開頭提及的外國企業在中國大肆行賄的現象。
在北京出版的《法制早報》登載的一則報導這樣描寫道：
蒂姆所在的公司是美國一家著名的軟體銷售企業，他是在2004年年底的時候被派到中國作大陸公司的客戶經理的。
蒂姆嫻熟地用筷子給領導們夾菜，用蹩腳的中文和領導們稱兄道弟，席間還時不時地講一兩個葷段子引得在座的領導們哈哈大笑。
飯後，他先是安排了備受領導們推崇的腳部按摩，之後便一頭紮進了賓館的總統套房裡，和領導們搓開了麻將——「吃碰提」、「青一色」、「推倒」蒂姆全都在行。要不是因為他長著金黃的頭髮和碧藍的眼睛，要不是因為在中國的大酒店裡看到他，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更不會有人相信，蒂姆出任美國某知名品牌中國大陸公司客戶經理才不過兩年。
近日，一則關於國外跨國企業在中國大肆行賄的新聞被人們廣泛關注。蒂姆以及和蒂姆一樣有著上述「過硬」的公關能力的人正是行賄事件中充當著重要作用的人。
他們在踏上中國的土地時，第一件要學習的事情不是中國的法律法規，而是如何和中國的不同領導們打交道，另闢蹊徑地展開在中國的事業，成為最新興起向中國官員行賄的特殊人群。有人戲稱這種賄賂行為為「洋腐敗」。
「剛剛來到中國的時候，蒂姆也曾經按部就班地去做每一件事情，但是聰明的他很快便發現，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地方，用自己的做事方式有些行不通。於是，蒂姆在短短几個月時間之內學會了‘變通’。」蒂姆的太太李丹是個北京女孩兒，在聊到丈夫的工作時，她無奈地笑了笑。
她告訴《法制早報》記者，蒂姆和自己所在城市的幾位要害官員打成了一片，稱兄道弟，公司的運作也自然一帆風順。因為蒂姆的游刃有餘，他們公司從審批土地到項目、從辦理各種執照到給辦理減免稅，一路綠燈而過……
在中國，一些外企進行商業賄賂已成為他們生存的「潛規則」。而對於和蒂姆一樣的這些跨國公司客戶經理來說，蒂姆的公關策略再尋常不過了。
《法制早報》在這篇報導中指出：目前中國的許多跨國公司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適應本土市場的「異化」策略。這其中，以出國培訓的名義回報相關人士；贊助公關對象組織的論壇和研究活動；贊助受賄方的子女出國留學或為其安排工作；送公司股份；或請官員出國考察、休假；或將行賄資金幫其立賬號放在國外銀行。同時，一些外企還會在雙方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待受賄方退休後再予以巨額的回報：或者待其從官位上退下來後視其過去所做的貢獻讓他在旗下公司任職；或以很高的薪金待遇讓政府要員的子女親屬在外企任高官，利用他們的背景以及關係打通各種關節，獲取非正常利潤。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剛告訴記者：不想辦法從源頭遏制商業賄賂，只強調嚴打「洋腐敗」，暴露出一些人在反商業賄賂上的束手無策。如果真想遏制跨國公司的行賄之風，把矛頭指向跨國公司之前，更應指向「土腐敗」，即一些公職人員的權力尋租。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商業賄賂之所以頻頻發生，不在「有人敢行賄」，而在「有人敢受賄」，受賄者是商業賄賂屢禁不絕的「驅動主體」。一些公職人員掌握公權力，又缺乏有效約束，權力有租可尋，致使資源靠權力而非市場配置，商業賄賂也就成為惡習了。這是問題的癥結，反商業賄賂應盯緊它才對。美國1997年出臺《海外反腐敗法》，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從而維護國家聲譽。我們反商業賄賂也應有這種「本土環境」的榮譽感，首先遏制「土腐敗」，才可能杜絕「洋腐敗」。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說：洋賄賂最大的危害就是擠垮了我們國家本土的企業，蠶食了我們的經濟資源。很多跨國公司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在中國獲得很多的便利和優惠。他們的企業會在短期內迅速發展壯大。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壯大是以擠垮我們的本土企業為代價的。但是，為什麼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蒂姆到了中國之後會變成一個活躍於官場和生意場之間的人？這個板子除了打在蒂姆身上之外，是不是也要回過頭來想想中國這片特殊的土壤也給了蒂姆「滋長」的機會呢？當許多人責備外國企業賄賂中國官員時，同時也應意識到單純把責任推到外國企業頭上去有失偏頗。
李琳曾經在美國工作過六年，現在是北京建國門外大街一家外企的項目負責人。她告訴記者，在國外很少能聽說類似的企業賄賂當地官員的事情，一旦發生了，政府法律在處罰中是十分嚴厲的。所以，跨國公司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辦事十分規矩。但是，為何一到了中國之後便迅速轉變了行為方式，開始大肆行賄？這種入鄉隨俗的做法說明我們自身在法律約束和制度建設上存在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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