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一個文人最好不要參加政黨

11月6日和7日，臺灣文化總會，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和巴黎第八大學在巴黎世界之家舉辦了國際戲曲研討會，主題是「昆曲和京劇—傳統與現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也應邀到場致詞。藉此機會大紀元記者採訪了高行健先生。高先生興致勃勃的談到了中國戲劇精華的保留，對寫作的理解的和對政治的看法。


高行健講自己從小就喜歡京劇，小時候跟父親經常去看京劇。他的戲劇創作也從京劇裡吸收了很多營養。「我不把傳統和現代割斷。」他說經過文革的災難之後，觀眾都聽不懂京劇了。後來到了臺灣，「令我很驚訝的是，發現京劇和昆曲在臺灣很興盛、很繁榮，把中國戲劇的精華保留的那麼好。」
他說，「在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的保留不僅有一個政治上的干預，還有一個市場的壓力。所以恐怕又是新問題出現了。但是臺灣做得很好，他們在保留傳統文化上一直做得很好，而且臺灣在傳統戲曲方面有很多的觀眾。」

「寫作從根本講是一個人的自救」

他談到自己在文革期間度過了五年完全不可能寫作的歲月，「當然我還是寫， 偷偷的寫。後來這些稿子也都燒掉了。有些經歷和體驗在《一個人的聖經》這本書裡都談到過。」

「在戲劇創作《彼岸》裡，文革中的人際關係，那種心境也有所體現，當然是用了抽象的手法，和藝術的形式表現。在專制極權的環境下人性的扭曲，當然不只是在中國，在權力膨脹的時候，群眾也是權力所造就的，權利會影響著群眾，這種時期中國和西方都有過，德國納粹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

「當時寫作的時候是為我自己寫的，有所感而有所發。很多作家都是，寫作他主要是因為有個內在的衝動，有所感受，他才去寫。所以我倒不期待什麼反映。因為在文革最困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發表，而且寫作是很危險的時候，我還在寫作。那時也因為是一個自我安慰，自己可以聽見自己的聲音，也就是說還在獨立思考，所以這是一個自救的方式。否則你就變成一個木頭人，一個機器人，就重複那些政治話語，就沒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寫作從根本講是一個人的自救。」

「一個文人最好不要參加政黨」

記者提起高先生在「六四」中共屠殺學生後，公開聲明退出了中國共產黨，還曾經表示「對大陸中共的那套體制非常反感，除非政治環境改變，否則再也不回到那塊土地。」

高行健說：「我是覺得一個作家，一個文人最好不要參加政黨，我是反對政治介入。我認為藝術超越政治。」

「衝動當時人人都有，只是有沒有勇氣說出來，而且說出來之後又不反悔。而且我還登在報紙上登在書上，到現在我也不扯掉這一頁，所有出版的書都在那裡。這是我自己留下的一個記錄，我自己寫我自己的歷史。我們都知道政治的歷史在不斷的改寫，每個當權者都要把歷史重新寫一遍，但是作家寫的歷史是不能改寫的。你的書都出版了，不能過幾天再給它改一遍。所以作家寫的歷史，個人寫的歷史是最真實的歷史。為什麼我認為文學超越政治呢？就是因為我更看重這種歷史，這種個人的歷史。」

高行健認為一個作家要說真話，「不能像‘黨代會’文件一樣的，下一屆就變了。一個作家的書得留下去，如果他的書不能留下去，那這個作家太短命了。一個作家得有這種意識，得讓自己的作品留下去，以至於他再看的時候不臉紅。這對作家創作是必要的。」

當問到他最近的創作時，他說現在的創作更多的是「對人類的普遍的生存條件和困境的關注」，「生活和創作都是在西方的生活環境，實際上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華人用西方的語言創作，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化現象了，文化是人類普遍的，並不受國家概念的限制，如果在自己的國家受到侷限，那麼還可以在別處發展。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界限和障礙，包括語言，也不是一個障礙，我也用法語寫作。」


高行健簡介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劇作家、小說家、畫家、導演，200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祖籍中國江蘇泰州，八十年代末前往歐洲，現為法籍華人。

高行健1995年出版長篇小說《靈山》的法文版，引起轟動。96年劇作《生死界》上演。98年《一個人的聖經》出版。2000年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成為百年來，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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