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支那第一人
自從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書名為《最後的貴族》）風行海內外之後，康有為先生的女公子康同璧先生始為我輩所知（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說起康同璧先生不能不提起她那首「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來，然而這個「支那」卻是個麻煩的詞。大陸的朋友都知道，一段時間以來「支那」被認為是日本人對華人的蔑稱，在大陸的網路上幾乎人見人恨，其實是不是呢？我看可能不是的。
支那一詞是如何產生的呢？最早把中國稱為「支那」的並不是日本人，而是漢人自己。古代的印度、希臘和羅馬等地人稱中國為Cīna，Thin， Sinae等，或以為皆是秦國的「秦」之對音。漢人從印度引進梵文的佛經以後，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經譯為漢文。高僧翻譯梵文佛經時，按照音譯把 cina翻譯成「支那」，現在中國的佛經中還是用「支那」這個詞稱呼中國。
佛教經籍中稱中國為支那，也寫作至那、脂那等。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師資之道》：「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宋史－外國傳六－天竺》：「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
除佛經之外，在《全宋詩》中有幾處使用「支那」一詞的，但作者都是當時的僧侶。在其它古代文獻中用到「支那」一詞的也基本是與佛教有關的碑文或者禱文。可見，「支那」一詞起源於佛經翻譯是確切可信的。
佛經傳到日本後，也把「支那」這個詞帶入日本。由於發明「支那」這個詞的並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所以可以排除日本人假借漢字的會意方式貶損中國的可能性。
其實，在滿清末年的革命者中有很多人使用「支那」一詞的，諸如：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這是後來同盟會黨報《民報》的前身：梁啟超也用「支那少年」為筆名。當時很多中國的革命家使用「支那」這個詞稱呼自己，亦說明那時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應該是沒有貶義的。
關於「支那」一詞，中日之間還有一個「支那之爭」。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國號「中華民國」並沒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清政府倒臺之後，中國內亂頻頻，各省獨立，南方的革命黨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的臨時政府，但那時「中華民國」的範圍只限於南方數省，北方的大片土地並不屬於「中華民國」。此時清政府倒臺，已不能稱中國為「清國」了；而稱「中華民國」也不合適，一是因為那時「中華民國」還不能代表中國全國；二是因為日本政府一段時間內並沒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此情況下，日本政府放棄「清國」的稱呼轉而用民間慣用的「支那」一詞稱呼中國。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1913年10月，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同時，日本表示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書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的文書中，則使用「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國。
這就開始了「支那之爭」。「支那之爭」的根本原因就是伴隨中國幾千年歷史的「華夷之辯」。中華正統把東方的異民族稱為東夷（日本人、韓國人），把南方的異民族稱為南蠻，把西方的異民族稱為西戎，把北方的異民族稱為北狄。中華和夷蠻國家的關係不是對等關係，而是上對下的朝貢關係。當新的中國政府以 「中華民國」的稱呼出現的時候，已經武功強盛的日本不願為「夷」的思想爆發了！無論「民國政府」如何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改「支那」稱呼為「中華」，但日本始終沒有答應，那個意思就是「我怎麼稱呼你，是我的事，不用你來指手畫腳」。日本不用「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這個詞暗示這裡才是中央之國，這樣日本就成了「東夷」。二戰之後，由於日本戰敗，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中日間這場關於中國國號的爭論，在戰敗日本的全面妥協情況下徹底解決。
那麼「支那」一詞到底是不是蔑稱呢？我想造成大陸華人對這個詞彙非常敏感應該是日本的侵華戰爭，以及內地此類題材的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惡狠狠的日本人用輕蔑的語氣說‘支那人’」所造成的。那麼無論如何，我想這個問題主要取決於被稱呼人的感受，可能說者無意但是聽者有心，雙方都應該注意彼此的態度吧。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在歷史上已經習慣於用蔑稱稱呼周邊的國家，對日本也是這樣的，比如「倭寇」、「倭奴」、「倭奴國」等等，廣東人現在也還是稱洋人為「鬼佬」，要想別人尊重自己，自己就要先尊重別人。我們是不是也要為此反思呢？
二、妻子如衣服
在《三國演義》第十五回中有段「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三國演義》是明朝羅貫中寫的，至於說劉備到底有沒有說過「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這樣的話，我想可能很難追究了。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現在的理解基本是兄弟朋友就像自己的手足一樣重要，而妻子只是可以隨時更換的衣服（原文中的「妻子」，應該是妻子和兒女的意思）。那麼古人的原意真的是這樣的嗎？這個問題，還得從古人如何看待衣服的態度解釋。
《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中記載，項羽在多次兵敗之後曾派盱眙人武涉前去遊說韓信，勸說他和項羽、劉邦，三分天下，當時韓信回答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韓信竟然把「解衣衣我」與「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相提並論，畢竟我們都可以理解「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好處。我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無法理解「解衣衣我」的確切含義，但是這個舉動可以和後兩者相提並論，可見一件衣服所代表的情意絕對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那樣的。
在《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中也有一段是和衣服有關的，「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不想平空裡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拉著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著四個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個來，等好了再戴上罷。因與他卸下來，塞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刀，將左手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以後就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的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獨自躺著，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只是擔了虛名，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聽說，忙寬衣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越性如此，也不過這樣了。」
那本是和寶玉清清白白的晴雯被王夫人誤認為是「狐狸精」並且趕出怡紅院之後不久就已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此時把「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擔了虛名，越性如此，也不過這樣了。」可見這衣服還真不是隨便之物。
其實在古人看來共衣是一種很重的情分，也就是說把衣服看的很重，不是說隨便可以把自己的衣服給別人穿的。我們現在常說的「同胞」，就是出自《詩經－秦風－無衣》「何曰無衣，與子同袍」中的「同袍」，有共患難的意思。唐代名相裴度的《寄李翱書》中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可見「共衣服」還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在。由此可見在古人看來，共一件衣服是多麼重的情分，所以劉邦和韓信共衣後，韓信是多麼感恩戴德，永誌不忘，不能背之。
回到原題，個人認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意思應該是兄弟和妻子兒女一樣對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現代人理解的尊兄弟（朋友）貶妻子（俗稱「老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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