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辯」文的舉例，是確有其事，並且我還可再補充幾例：
我作為大陸留學生，能瞭解到祖國的真相讓我高興而又悲哀。我為我不在受騙而高興，為13億同胞仍然被騙甚至淪為幫凶可我不能幫他們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圍的人，一個個漠視的眼神讓我覺得愧對為新中國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先烈，我心痛……
一個英國留學生於倫敦
……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可以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從苦悶和困惑中猛醒和覺悟過來……青年時代我也十分認真，而且虔誠地閱讀過毛澤東選集（以及一些馬列文件），可是當我看了您（辛灝年先生，下同－－紫丹注）對三卷與四卷的區別進行分析的時候，我感到一種豁然開朗的徹悟。您說出了我心中長久鬱悶沒有找到的感覺。毛澤東根本無意於抗日，純粹是積蓄力量，以備奪權。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的長期本質：從來就把一黨的集團利益放在高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
歐洲 彭小明
我看了辛灝年關於《誰是新中國》的陳述的時候，我震撼很大，雖然我對共產黨那一套早已經不相信了。但是有機會對自己國家的現代歷史有更加客觀的瞭解，我感覺收益很大……我討厭共產黨。共產黨是靠俄國人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黨，他竊取了民國政府的政權，把剛剛建立的民主思想扼殺掉了，還假借革命之名實行專政。我相信將來的中國也回出現象孫中山一樣的先賢，或者更多像他那樣有著民主意識的人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日本 陳永義
辛教授：您好！
我剛剛在呂家平的個人主頁上找到了一篇：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時間等問題應該調查。其中有兩段話我附在了這封email的結尾。
我認為這兩段話所揭示的問題值得研究，因為眾所周知，抗日期間，國統區有很多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學生組織。那麼我的問題就是：在淪陷區是否有這樣的組織。我希望您有時間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並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這個問題可以直接論證您在《誰是新中國》中的很多觀點。
雖然，您在那本書和您的演講裡已經談論了很多歷史，足以否定我所學過的歷史課本。但是我認為對於罪惡應該進行最徹底的揭露，任何符合事實的揭露都不是多餘的。
大陸留美學生 賀辛
「爾品的著作中，搏動著一種歷史的良知，澄明著最難的一段歷史。我們為他的堅韌、洞見和苦難中的承擔精神而驕傲，如有機會，代我們問好和致敬。」
大陸 老友
辛教授：……您的書和思想我和朋友一直在推廣，我希望中國人能盡早的覺醒，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同時在您的書和思想讓大陸人知道的時候，也是您最危險的時候，我很害怕中共會有什麼下三爛的手段危及先生的安全，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希望您能保重，也要做響應的防範。
請先生注意身體和安全。
一位大陸青年
辛教授您好：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受到極大的鼓舞，更堅定了我為國父之三民主義在全中華的實現而奮鬥的決心和信念。更堅定了我在反對共產黨邪惡專制道路上前進的力量。希望您能教給我更多的知識和力量，為我在大陸宣傳和調查作努力。看了您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我感慨萬千。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完整地接觸中國近代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的謊言歷史……
大陸一青年
我把您的書和演講錄音，還有《黃花崗》雜誌下載後給我的朋友看和聽，他們聽完後的一致表現，是無法接受著個嚴酷的事實……共產黨的真理在他們心中破碎了。
大陸青年 思樹
2003年12月18日
謝謝您的回信。我看了您在新唐人電視臺的三集系列片，對您的人格產生了由衷的傾佩和深深的敬慕。中國當前缺少的正是您這樣的人。明哲保身者只能說是先覺者但也只是歷史的匆匆過客而已。真正為了人民的疾苦而探索終生的人才會永遠活在每個良知者的心裏。歷史終會把最有份量的東西留下來。祝您健康，也為您作出的貢獻代表全體朦昧的或是良知的國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動。我想買一本《誰是新中國》，但如何匯錢呢？
柳偉義於東北某地
親愛的辛灝年先生：
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名剛畢業的學生，看了您的著作以後覺得和我原來所想的不謀而合，也有些是我所不瞭解的。您說得很對，我們真的需要民主。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其腐敗，極其殘暴專制的政黨的領導之下！一直以來這個政黨就善於欺騙善良的群眾，愚化百姓，殘害異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沒有多少人是支持這個黨的，全國更是如此。我們需要自由，我們會團結起來爭取自由的……我看到了你們的電視節目，但是是在光碟中看到的。我想訂購《誰是新中國》這本書，不知你們的地址，就是出版商的那個行不行，錢怎樣寄過去才能收到？我不知能不能和你們取得聯繫，我非常想看那本書。
前後六期黃花崗雜誌已拜讀。觀點和材料都很新鮮，其中不少鮮為人知。學理性也很強。老朋友們知道的，都在談呢，談《誰是新中國》和《黃花崗》……
Q。E 於廣州
這可不是要向中共示威，只是從《黃花崗》雜誌第9 期上摘抄了幾則，告訴大家人心向背，尤其是下一代，知識層次較高的青少年。他們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大有「如水之就下也，孰能御之？」的勢頭！我在80年代曾問過一位馬列主義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他回答得很乾脆：「學了反！」什麼叫做「學了反」？就是，研究生們學了、研究了馬列主義之後，就要開始反馬列主義
我還要舉出一個具有普遍性、長期性的例證，說明共產黨是如何地不得人心！為了避免人微言輕，我要扯虎皮、拉大旗，引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現在有的人，自以為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麼，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鄧選二卷，345頁）不知「辯」文批《誰是新中國》，是否意在利用「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的效應？
你看「辯」文是怎麼說的：
炮製者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的「本書題解」中，煞有介事，又神秘兮兮地對讀者說道：「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炮製者辛灝年的這番話，原本是一個「鄉里三歲小兒」都知道的事實，明白的道理，怎麼「十三歲就有大志」的「神童」辛灝年，卻不知道，不明白呢？
對啊！說來堪稱咄咄怪事！原本是一個「鄉里三歲小兒」都知道的事實，明白的道理，怎麼上了大學、當了研究生，又到外國當了留學生，卻不知道，不明白呢？「辯」文辛辣地諷刺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中共的欺騙伎倆，只能在外加「鄉里」和「三歲」。限制詞的「小兒」身上才起作用。當年謊言得逞一時的牛皮：「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現在只能用「辯」文所引證的《過秦論》中指出的秦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來解釋。當然，這個解釋也是不完全的。中共從來一貫是「仁義不施」，而其有成有敗者何也？謊言得逞與被識破之勢異也。謊言被識破後，其下場是多麼地悲慘啊！
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儘管人心的流失和渙散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無形的，還處於潛伏狀態，或者說領導層雖然有些瞭解但還不認為有多大危險時，危險已在潛滋暗長著。當這種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團結」，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軀殼，而內部卻已鏽蝕斑斑時，一遇「地震」，便會轟然倒塌。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前蘇聯劇變的預演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中最血腥的場景之一，是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而當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東歐人數最多的共產黨之一，全國每六人中就有一個共產黨員。一位曾作為中共代表團團 員參加過羅共最後一次黨代會的老同志告訴我，當時齊奧塞斯庫做報告，中間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達數十次之多。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誰能想到那麼快就會禍起蕭牆？更有誰能想到在他們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以援手！！！誠如白雲蒼狗，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轉瞬而成渺小的可憐蟲。
從齊奧塞斯庫的鏡子裡，望見中國的留學生們在追隨辛先生，在信奉《誰是新中國》，就又不能不聯想到，黃花崗72烈士中主要是留學生！這一點，使中共惶惶不可終日，它的高官正在把兒女和錢財往國外轉移，為自己鋪一條後路。如果說，晉代左思的《三都賦》。曾使「洛陽紙貴」的話，現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卻使大陸的安眠藥讓中共高官給買貴了。
《摘要》的第三句話說：
「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毒氣」 一說，除了是為打紅旗用的「煙幕彈」外，還可造成一種來勢洶洶的氣氛，嚇唬中共，而其中真正的有效信息是「四散」，和「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四散」呼應上述「瀰漫」；「混亂」是由於真相闖進了謊言世界所造成的衝擊波，；「極大」就是大到了極點。－－這點我不認同，因為我相信的是，今後還會更大； 「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這裡又出現一個「極大」，我的意見同上；對「憤慨」與『不滿」的解讀也如對上面的「毒氣」一說一樣。如果清除掉煙幕彈，我們可得而知的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引起中國人民的」廣大（用以代替「極大」）的、「強烈」的反響。「辯」文把反響的範圍，由青少年普及到中國人民。－－在這裡，「辯」文展示和收到的，是與「美國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論，《誰是新中國》『已經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和接納』。」的異曲同工之效。至於說，當前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的是什麼？這是作者不便明示的一道煽風點火的思考題，只能在破口大罵的掩護下，暗示中共不願和不敢正視的這一火山行將爆發、並將導致中共「一夜之間，灰飛煙滅」的尖銳現實。
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的問題，正如上面青少年們所反映的激進意見，總的說來是一古腦兒把現行的歷史編造，統統扔進垃圾箱，走出中世紀的黑暗。北京學者史可航先生像個循循善誘的師長，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謊言寫進了教科書，謊言便代代相傳，豈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為血肉，其遺禍之深，可以想像。後輩學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聞《誰是新中國》則驚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則喜者，也有聞《誰是新中國》而「不可思議」，甚至表示「絕難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乾脆、徹底、明確地將被「我黨」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實在是觸動、也觸痛了許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慣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黃花崗》第9期，72頁）
「辯」 文指出：還要繼續滿嘴謊言，勾人上當，這豈不是天大的悲哀嗎？！所以說，我們對辛灝年的這本姦偽之書，不能等閑視之，更不能掉以輕心。辛灝年勾人上當，勾什麼人上當呢？是勾鄉下三歲小兒上當嗎？不是的，「辯」文的意思是說他勾大學生、留學生上當；再加上有些是自己「學了反」的；以及在一些青少年中，以崇拜西方為美，以謾罵共產黨和毛主席為榮，以攻擊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為時髦。他，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一知半解，數典忘祖，以至於或為了獵奇，或出於無知，跟著辛灝年一類騙子，稀裡糊塗地上了帝國主義的賊船。總之是都自動實施了和平演變；這豈不是天大的悲哀嗎？！但請節哀。共產黨的哲學不是說事物的「演變」是絕對的嗎？你要它一成不變又不可能；面對這個必然，你有什麼值得悲哀，而且是天大的呢？原來你是不怕演變，就怕「和平演變」。自從20世紀50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理論之後，它就成為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指南。20世紀90年代，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看來，「和平演變」這個東西，不是紙老虎，是真老虎。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好一個「一夜之間」！既沒有演變過程中的血流成河，也沒有演變後的－－中共用以欺騙人、嚇唬人的所謂「千百萬顆人頭落地」者何也？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卷之七，盡信章）。這使我聯想起另一個詞語：「一舉粉碎」前者是正義的人民消滅殘暴的共產黨；後者是共產黨內九成邪惡的幫派消滅十惡不赦的幫派；其共同點是「伐至不仁」如果反過來，以「至不仁」伐其它（不一定是「至仁」），如毛澤東伐劉少奇、林彪，不僅在文革中有千百萬人頭落地，而且毛本人也是或生或死一髮千鈞！。而粉碎實至名未歸的「五人幫」，卻是「一舉」，再乾脆沒有的了。再看。所謂「解放戰爭」，據參戰天津戰役的一位師長說：「過護城河是踏著填滿河的屍體作為橋樑的」；而所謂「兵不血刃」的長春圍城戰役，卻是中共硬生生的餓死十幾、一二十萬市民不讓出城逃活命！中共是堅持「戰爭演變」，即通過血流成河實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而把蘇共後來推行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批作是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批作列寧的叛徒的。
「和平演變」明擺著要比「戰爭演變」好得多，為什麼共產黨對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一位美國極右翼參議員公開宣稱：「這裡沒有免費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個因素，但絕不是首要因素，我們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要讓在美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則的熏陶。」這就是揭露了和平演變的「罪惡行徑」嗎？共產黨不是一向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嗎？何不也讓在中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中共立國之本的極權專政原則的熏陶呢？你和平演變我，我也和平演變你，優勝劣汰，這是平等互優的原則；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地互相優化，何樂而不為呢？
和平演變就是排除戰爭－－流血的政治，用其它的手段來發揮政治影響，在意識形態範圍內，就是擺明事實真相，說明是非曲直；何去何從、孰優孰劣，由人民自由、自覺、自願地進行選擇。
共產黨搞的是戰爭演變，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卻又硬說「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難道這反映的是餓死的20萬長春市民的意見嗎？還是「解放後」被餓死的4000多萬人民的意見呢？哪一個朝代也沒有共產黨喊「人民」喊得凶，哪一個朝代也沒有共產黨坑害人民（特別是農民）坑害得很！
現在，中國人民中的大多數，都已認識到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謊言與暴力之上的。最早和最徹底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蔣介石先生，原先他也是在革命處於困境時，對蘇俄以偽善面目出現的趁火打劫，應之以飲鴆止渴的，是他在與共產黨打交道和到蘇聯考察之後，才實踐出真知、改弦易轍的。可恨那些黨內的利令智昏之徒和 「咸與維新」的軍閥之流如汪精衛、胡漢民、陳濟棠、李濟深、張治中、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等，對中華民國吃裡扒外，極盡搗亂之能事，與共產黨，甚至與日寇狼狽為奸，使內亂頻繁，國無安寧之日、黨無喘息之時。反思、追憶起來，造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在我則斷然認為，是蔣先生始終沒有做到「安內」，這是最主要之點；作為反證，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之後才做到這一點。共產黨自己說，延安整風是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保證。作為後續證明，蔣先生到臺灣之後，總算做到了安內，這時雖有共產黨強敵壓境，虎視眈眈，狼嚎鬼叫：「一定要解放臺灣！」但，還是做到了土地改革、經濟騰飛、發展教育和發展在岌岌可危、存亡底線上的自由民主，不僅保住了復興基地臺灣，且把她建成一個繁榮富強的三民主義模範省。而毛澤東作為「五人幫」遭遇失敗和行將徹底失敗的原因，則在於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早在反胡風時，報上批判胡風的詩中有一句（僅憑記憶）：
毛澤東站在高山之巔：
我要大！
那時我就讚嘆詩人的靈性和悟性，後經驗證，我就認準了：我要大！－－這三個字就是毛澤東的要害所在：！所有的問題，所有的罪惡，都找到了謎底。或有人曰：「此乃唯心之論也。」余質疑曰：「唯心又怎麼了？唯心、唯物是對與錯之分水嶺歟？！」更何況毛自己就說過：「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毛選四卷本，450頁）毛的「我要大」的目的不就是毛的所作所為的根據嗎？不就是始終貫穿於，並決定毛的所作所為的本質嗎？他要「大」；可怎麼才能「大」 呢？這就決定了他一生以「奪權」為軸心，搞「鬥爭哲學」。「大丈夫可以一日無錢，但不可以一日無權」。他成了奪權的弄潮兒和幸運兒：與父親鬥，在家庭佔了上風；與秦邦憲、王明、周恩來、張聞天鬥，奪得黨的領導地位：與蔣介石鬥，篡權竊國、復辟專制；與赫魯曉夫鬥，要爭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即斯大林世界革命導師的長子繼承權。「辯」文稱毛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只有用在我要大，大了再大，越大越想大這一點上，才合乎事實。說他是為國家、為民族、為黨，甚至即便說是為家人、為「愛情」，也統統是胡扯！從動機上而不是從策略上說，他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只用指出抗戰時期毛主張並在全黨實行「讓日本多佔地」，抗戰後又向日本道謝；文革中置黨和國家於毀滅的邊緣－－這些共產黨所供認不諱的事實，就足夠證偽其為國為民的了。我在拙著《還原1957》的 「教訓篇」中得出一個同值的命題：「毛澤東的本質是極端的自私自利。」為了自私的目的，「極端」到可以犧牲一切，包括國家、民族、黨、自己的親密戰友，甚至自己的妻子兒女！令人肅然起敬的楊開慧，是為了忠於愛情被槍殺於1930年的，可毛於1928年就與18歲的姑娘賀子珍宣布為「由同志的愛變為夫妻的愛」隨後賀子珍也經歷了與楊開慧實質上相同的遭遇。而1958年，毛作詞「我失驕楊……」鱷魚的眼淚照流不誤。多麼殘忍而虛偽啊！可「辯」文還要吹捧他為革命獻出了六位親人。實際上，都是他為了我要大，為了私慾無限膨脹，才讓六位親人「輕於鴻毛」的。即如，「東征於朝，長子死焉。」為金日成、毛澤東、斯大林發動的非正義的侵略戰爭而死，就比鴻毛還輕。仔細審查一下，有沒有一位是為中華民族而捐軀的呢？
毛澤東多行不義，從來就認為，誰講道義就是愚蠢的宋襄公，自然也不通道義在自己一方，也就不信可以用道義的政治影響力促成「和平演變」。一味迷信槍桿子解決問題。那時的中央領導批評他是「槍桿子主義」。他後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響，以為靠著影響就可以解決問題。那是迷信。1936 年，我們住在保安。離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個地主豪紳的土圍子。那時候黨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響可謂大矣，可是那個圍子裡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們在南面掃、北面掃，都不行，後來把掃帚搞到裡面去掃，他才說：『啊喲！我不幹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蘇聯紅軍不進入東北，日本就不投降。我們的軍隊不去打，敵偽就不繳槍。」（《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030頁）說來也太奇怪，不相信自己的「政治影響」能征服敵人；事實上連個土圍子也征服不了！卻迷信帝國主義的「政治影響」能使自己亡黨亡國；事實上也真能！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讀者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個中緣故，就在於：「謊言起作用的規律」。這個規律可以表述如下：
1,謊言可能（也許能，也許不能）欺騙大多數人於一時，不能（排除「也許能」）欺騙大多數人於永久
2,謊言可能（也許能，也許不能）欺騙少數人於永久
這個規律具有「二乘二等於四」那般的精確性。多謝「辯」文為此提供數據：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佔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佔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佔11%（全屬少數），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佔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都覺醒了）並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即大多數人）自然不會再有當年（受騙時）保衛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祖國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了。這個數據精確地表達了「謊言起作用的規律」的兩個基本點。最鄭重而又最滑稽的是，也表達了江澤民之流的三個代表重要理論的民間反應。
古人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常」就是規律。它的作用不因為堯是好人，就為他存在；也不因為桀是壞人，就自行消亡。同樣，規律也不會是單為人民存在，而為共產黨則亡。它對雙方不偏不倚，一視同仁。所謂「利用規律」，就是把規律所含有的可能性中的對自己有利的（或有害的）「也許能」（或「也許不能」），經過主觀努力，創設條件，使它變為現實性的能（或不能），最後變為現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和美學，就是指導人們發現和利用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美的規律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的。但目的性卻是規律本身所不具有的，就像原子彈炸誰，它本身並不具目的性一樣。
共產黨對此規律的運用方式是，謊言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只對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上當。
「難道共產黨不曉得謊言對多數人、少數人和長期性、短期性起作用的規律嗎？」不但曉得，而且精於此道。它對謊言的作用，已經發揮到極致；可以說，中共是人類中天字第一號謊言大師。中共黨史就是一部謊言及謊言起家、發家史。相對而言，戈貝爾又算得了什麼？小巫都稱不上。讓我例舉黨內鬥爭中鮮為人知的一件事－－黨史活字典司馬璐在回憶錄中說：
9 月9日（1935年），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說是截獲一則電報，是張國濤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電文中說：「望勸毛、周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刻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決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份電報的真實性，我曾當面問過張國濤，他說絕無其事，徐向前晚年答覆廖蓋隆也說，他絕未見過這份電報。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率部進擊松潘以北，打開北進的通路。毛派認為這是一個擺脫張派控制的最好機會，決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個藉口，否則毛派要承擔分裂紅軍的責任，因此葉劍英編造了上述的故事。（《中共歷史的見證》509頁）
以下仍是真真假假、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直到借國軍的刀殺滅張國濤的軍力，以除心腹之患，故事才算告一段落。毛澤東、葉劍英之流既然能在他們黨的領導同志之間憑空捏造這種假事，編出這種無恥謊言，那他們對誰還會有什麼樣卑鄙的事做不出來呢！問題在於，這一件事水落石出了，還有大量的迷團是屬於「一生真偽有誰知」哩！單就這件事，時過境遷，真假還有幾個人關心呢？謊言已經美滿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再則，總還會有些人不信張國濤、徐向前、司馬璐、廖蓋隆那一套的。毛澤東有個比喻可以用在這裡：把油倒進油瓶裡，即便再倒出來也倒不淨，總會沾上點兒留下來的。讓我再舉個國家的，也是國際性的眾所周知而又大受其騙的事件：
金日成在毛澤東、斯大林支持下，發動進攻韓國，這一基本事實說明「抗美援朝為了保家衛國」純粹是一個大騙局，二者一點邊兒也不沾。整個過程是由欺騙組成的；始於戰爭起因的欺騙性，終於戰爭結局的欺騙性，把死傷90 萬人、費用100億美元說成是77萬人、35億美元；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這是整個騙局中的一場戲。那場愛國衛生運動激起中國人對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志願軍鬥志昂揚，誓死「打敗美帝野心狼！」工人階級覺悟高，紅著眼唱：「要想前方少流血呀後方多流汗！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加呀麼加油干……」老實巴腳的農民握緊拳頭宣誓：「要人站起就走！要糧套車就送！……」知識份子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大義，世界級的學者們批判自己崇美、欽美、親美的骯髒思想，臭罵自己「曾做過美帝的走狗」，怒將榮獲的獎章、榮譽稱號等，當作恥辱的印記拋擲出去，然後再比著自辱，開展了一場看誰能罵得自己狗血噴頭的思想改造運動！專家罵自己最無知識，狗屁不通：教授接受批鬥，褪掉褲子割尾巴。全國規模的大鬧劇在熱火朝天地、傻冒地上演著。
然而在解密的「蘇聯總統檔案文件」清楚地寫著：「致毛澤東：蘇聯政府和蘇共中央委員會被誤導了．新聞媒體傳播的關於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錯誤的信息基礎上的．這項對美國的非難指控是偽造的。」（蘇共中央、部長會議主席團1953年5月2日決議，關於給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庫茲涅佐夫[V. V. Kuznetsov]和蘇聯在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的事務負責人蘇茲達列夫[S. P. Suzdalev]的信。）－－轉引自北明《朝鮮戰爭期間「美軍使用細菌武器」公案始末》（《北京之春》NO. 87）事到如今，對澄清這個騙局關心的，恐怕只有為數寥寥無幾的老學究了。妖魔化美國已經深入人心，至今仍是反西化、分化、自由化鬼話的底色。。
我把北明的兩篇文章（另一篇是蘇聯總統檔案中12個文件的中譯本），給一位到我家來美探親的退休醫生看。他打斷我的話，說：「明明是傷寒、霍亂、痢疾等傳染病在志願軍中流行嘛！說別的什麼都行，要說細菌戰也是假的，我不信。」
後來，我待他看過那兩篇文章之後，又問他：「信了吧？」你再也猜不准他回答什麼？他說：「我沒有看。」
就這樣一來，一個曾經掀起了席捲全中國的仇美怒潮、曾在全世界妖魔化美國的彌天大謊，竟如此這般地「明白不了糊塗了」！謊言起作用的規律，以及共產黨的運用之妙，在這裡得到了活靈活現。中共黨史告訴人們：「共產黨的品種齊全的『炮灰』，多是謊言公司騙來的。」這也表明瞭：沒有謊言就沒有各式各樣的炮灰；因而各式各樣的暴力也無從產生。．
「和平演變」論者也是要利用這條謊言發生作用的規律來消滅謊言。他們是通過不搞暴力、排除戰爭、避免流血，揭露真相、闡明真理的辦法，讓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早的時間內，從受騙上當中清醒過來，而且儘可能地讓會受騙於永久的人接近於零，最好是能等於零。用真言佔領謊言的陣地．他們認定「第一」戰勝謊言，然後才有「第二」戰勝暴力；謊言破而暴力自破或易破：寧信暴力論的反面：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起碼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有人向共產黨表態：「我不像他們那樣，我不反共，只要追求歷史的真面目。」共產黨回答他：「即便你不是居心騙我們，好到無法再好的情形，你也是在說廢話；難道說，你追求歷史真面目不就等於是要我黨的命嗎？要知道，我黨的生命就在於撒謊。」
這本姦偽之書的要害就是打著歷史研究的幌子，兜售反中國，反中國人民，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妄圖全面實施徹頭徹尾的「和平演變」，最終達到顛覆新中國的目的。其實，書的要害唯一的是還原歷史真相。那自然會要共產黨的命，即全面實施徹頭徹尾的和平演變。，最終達到顛覆新中國的目的。－－這是人民覺醒後的必然選擇。至於說，把反中國，反中國人民，與反中國共產黨連在一起說，那是中共的一貫伎倆。比如你反對蘇聯侵略中國和中共認賊作父，他就說你反蘇、反共、反人民；你只反共，他就說你反華、反共、反革命：你反對毛澤東，就會有：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等等一連串的說法。這在病理上，叫做中共喉舌「腸躁症」。
現在可以這樣說，如果說《黑奴籲天錄》（又名《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被她的總統說成是「一本書掀起一場戰爭的小女人」，那麼，《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將被他的人民說成是一位「一言喪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言興邦（大中華民國）」的「中國之子」（為了既宣揚中國之子這個稱號，又能嫁「禍」於人，「辯」文特別註明：這是某捧臭腳者語。）
三，「辯」文發問：辛灝年是何許人也？答曰：書如其人也。
但是，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我們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對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本來面目的批判上。我們有必要深刻揭露辛灝年的漢奸底細，深刻揭露《誰是新中國》的賣國實質，以及他們產生的歷史原因、現實條件和當前的巨大危害性。同時我們也有責任，號召中國人民奮起批判這股來自大洋彼岸的反華逆流，把辛灝年這些害人蟲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箱。
第一，關於《誰是新中國》，其書入流不入流的問題
如果說《誰是新中國》，是一本「歷史學著作」，可是它既沒有編年體的時間脈絡，如《春秋》、《左傳》、《竹書紀年》、《資治通鑒》等；也沒有紀傳體的傳記體例，如以《史記》為龍頭的《二十五史》；更沒有紀事本末體的記事體裁，對歷史大事，詳其首尾，集中表述，如《通鑒紀事本末》等。如果說《誰是新中國》，是一部歷史評論，可是它既不像賈誼《過秦論》那樣鋪陳歷史，從秦孝公起，歷經惠文、武王、昭襄王，延及考文王、莊襄王，及至秦始皇，秦國由弱變強，由強及弱而亡，一覽無餘，無可否認的事實，雄辯有力的論說，證明秦國之亡，亡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也沒有蘇洵《六國論》那樣氣勢雄健，秉筆直書：「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最後則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誰是新中國》，也算不上是一部斷代史，於明清史學家黃宗羲開創的學案體也不入流，與旅美歷史學家黎東方的細說體更不搭界。
既然不入上述種種之說，被鼓吹者捧到「九天之上」的《誰是新中國》，只能算在「辱罵和恐嚇」之列。辱罵者，偉大祖國也。恐嚇者，中國人民也。（句型同「打人者，張三也。」如果文中的祖國、人民，暗指「中共」，就算了。）但是，有毛澤東之言在先：「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被稱為「不入流的」史辨，用得著毛澤東拍著胸脯鼓著肚，破著老命，對著《誰是新中國》撒潑嗎？－－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毛不至於如此，大概只能是作者裝腔作勢、強姦毛意罷了。）有魯迅先生之言在先：「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至於拉魯迅的虎皮，正好是用來警告自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辱罵和恐嚇者，你自己也！是你破口大罵《誰是新中國》是姦偽之書、姦巧之書；原來這是一本篡改中國歷史，中國人民革命史，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顛覆、分裂和瓦解新中國，製造反動輿論的政治宣言；是一個背叛祖國和人民的漢奸，向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賣身投靠的見面禮、敲門磚、賣身契；這本姦偽之書是獻給人民公敵蔣介石及其反動派的祭品；他的姦偽之書，就是一本反革命復辟宣言；要深刻揭露《誰是新中國》的賣國實質……所以，。（「所以」後面，只能是自況了。）辛灝年的姦偽之書，在中國人民面前，終歸是「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蒼白得很，悲涼得很。
真是豈有此理！這和評論一位練過歐、顏、柳、趙的書法家，你說他寫的字「四不像」一樣不講道理！難道東施要想美，只有「效顰」一途乎？謝榛在《詩家直說》中有一段關於「入流不入流」的精闢論述：「若能出入14 家（指唐代的14位詩人）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14家又添一家矣。」「辯」文對《誰是新中國》就表現出傻呆呆，「莫知所宗」。這是因為，辛先生對「所宗」不是生吞活剝，故不露刀斧痕跡，倒是如名廚師做菜那樣，不見油珠明晃晃，只覺飯菜噴噴香；匠心獨運，功在滲透。從總體的滲透中，我們看到時間的脈絡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始終，是為經；以事件和問題為單元，穿插其間，是為緯。特別是表現在某一單元中，尤其顯得脈絡清晰：史實經緯交織似錦，史論涇渭分明如畫。信拈一例，以資說明，例如：下卷，第二章的第1、2兩節作為一個單元，論述中共認賊作父，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問題：
首先「正名」：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叛國，則是指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聯侵略者「裡應外合」。
其次，框定本單元的時間範圍：1927年－－1936年。
其三，梳理歷史的千頭萬緒，敘述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將二者融會於歷史事件的特定發展階段中：國、共是歷史舞台上的主演。國民黨方面，有它創建的中華民國和進行的國民革命。中共是蘇共的產物，蘇共先是蓄謀指使、後是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蘇共繼承和繼續沙俄對我主權的掠奪，發動侵華戰爭。中共聽命把叛亂髮展到對中華民國打響第一槍的「八一南昌暴動」，開始了1927 年8月－－1929年7月的武裝叛亂階段：在武裝叛亂中，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而對1929年7月侵華的中東路事件，中共不但不保衛祖國，還公開認賊作父，號召「武裝保衛蘇聯」，這就開始了1929年7月－－1934年10月的武裝叛國階段；從此以後，直到 1936年12月。就是實施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辛先生對此階段，在此只是提出問題，並未展開，因為緊接著下面就會有第三章、第四章，用整整兩章的巨幅，來對這一問題窮原竟委）。
其四，把論域中所涉時序，排列如下：
1,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辛先生按；下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2,1926年11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會議上，布哈林在第一個報告中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佔領區（即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3,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會前接見部分代表，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他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顯然，斯大林在這裡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
4, 192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式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5,1927年5月斯大林對中國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1927年7月14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6,1927年7月26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尚存希望之時，《真理報》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7。1927年7月8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評論」時評論中共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8, 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有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以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黨史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9。羅明拉茲指揮下，新中共中央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八一南昌暴動，兵敗，於翌年4月由朱德、陳毅率殘部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10,1927年蘇聯第7、第8期《布爾甚維克》雜誌，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11,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1927年8月7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
於是，蘇俄假手共產國際，於8月9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中共黨史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運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 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八七會議另一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攻打長沙和武漢。皆以失敗告終。
12,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9日和10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主持會議。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椐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 「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13,。會議結束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毫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毫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工賊。」
14, 1927年12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15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15, 12月11日凌晨叛亂爆發，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1300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 3000人。宣佈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併發布政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極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兩日即敗。
1928 年2月25日，共產國際第9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起義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但該決議卻指責指揮廣東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16,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裡的工作太右，殺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
17,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俄國出錢出力，中共也在莫斯科召開了第6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一項任務是總結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失敗教訓；另一項是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9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18,1928年8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政權》」
19,1929年2月8日，蘇俄在《致共產國際執委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
20, 1929年成6月7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的信》中指責中共在發動農村暴動的過程中，出現未打倒富農的情形：「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
椐中共現代史和黨史著作稱，在1927年8月至1928年，中共發動了100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12次，除了廣州外，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
1927 年9月至10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曾於11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1927年10月的廣東瓊崖暴動：1927年11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1928年1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1928年1－－2月，由逃竄在項難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1927年底和1928年春的洪湖和鄂西暴動；1928年3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動；1928年3、4月間的陝西渭華暴動；1928年春的閩西龍岩、永定暴動；1928年報7月的平江暴動；1929年3__5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這些暴動除了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遭到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餘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共產黨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命令和直接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恐怕也只能是賣國不成、愧對主子了。
21,1927年7月中東路事發，引起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揭開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這裡有必要先說清所謂「中東路事件」－－ 列寧在推翻「二月革命」後，要中共也走此左門旁道；在國民黨搞「二月革命」時，中共趁火打劫搞」十月革命」，來搶「桃子」。蘇俄為騙取人心，曾兩度宣布 「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出：孫中山和毛澤東是涇清渭混，截然分明兩路人：孫中山於革命困境中遇到迥異於列強面貌的國家，能不歡迎？毛澤東卻是於蘇俄大量欺騙和肆行侵略的真相大白之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蘇聯，是遵孫中山的遺教；還有「一邊倒」云云，全都真是自欺欺人到恬不知恥的程度！說他「自欺」，是因為他已不存在孫中山受矇蔽的條件了。他心裏清楚明白得很！試問，他晚年說的「俄國亡我之心不死！」是從何時算起的？－－紫丹注）。
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明定「中東路由兩國共同經營」，但在實際上連這也不是，而是由俄方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有俄人擔任，人權、財權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得到的特權，由蘇聯照舊得以維持。
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也為方便指揮中共黨員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的商業機構，作為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也於此時建立了滿洲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 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的報告，遂派軍警前往搜查，結果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使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39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
1929年7月14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1929年7月16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1929年7月17日，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會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蘇聯。
1929 年7月18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於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8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8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一時，蘇軍很快佔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波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佔。中華民國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甦方人員的一切職務。事件的來龍去脈如此；下面讓我們來看中共的賣國嘴臉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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