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 這不是紀念抗戰，而是歪曲歷史 評中共「關於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通知」

中共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
二OO五年五月七日，中共黨魁胡錦濤赴俄羅斯參加二戰勝利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次日，胡錦濤還特意接見了部分參加過莫斯科保衛戰的俄羅斯老兵，對他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的功勛表示敬意。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活動作出安排部署。

這份通知中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其最後一個段落：「各地各部門在組織紀念活動中，要廣泛進行近現代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鬥爭史的宣傳教育，廣泛進行抗日戰爭勝利歷史經驗的宣傳教育，大力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廣泛參加的一次全民抗戰，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份通知中，中華民國政府消失了，國民黨軍隊消失了，只剩下共產黨在「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看來，紀念抗戰勝利是假，為自己塗脂抹粉是真。

中共在抗戰中做了什麼？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始終都沒有處於前線，而長期龜縮於西北一隅。除了稍具規模的百團大戰之外，中共所控制的軍隊根本沒有與日軍展開過大的戰役。然而，百團大戰卻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指責彭德懷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暴露了中共軍隊的實力。此事亦成為彭「反毛」的一大罪證。百團大戰之後，中共再也沒有發動過一起對日寇像樣的攻擊，卻一直貪得無厭地向國民政府索取武器、軍餉和其他物資。同時，延安還明目張膽地組織軍隊和黨政機關參與種植和販賣鴉片的罪惡行徑，並在與日本佔領區的鴉片貿易中大發橫財。為了一黨之利益，不惜迎合日本佔領軍的陰謀，製造鴉片毒害自己的人民，其罪惡真是罄竹難書。這一事實，不僅在當時蘇聯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彼得ܧ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中有詳細記載，而且在延安高級幹部李銳等人的書信中也有所透露。

中共正是利用日本侵華的時勢，得以從被圍剿中絕處逢生。加之千古罪人張學良在中共的挑撥之下發動武裝叛亂，導致中共終於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全面抗戰開始之後，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前線浴血奮戰，精銳之師損失慘重，而中共卻大肆擴張實力，置深重的民族危機於不顧。也正是因為國民黨真抗戰、共產黨假抗戰，才使得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兩黨的實力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換位」，導致合法政府被非法政府所顛覆，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重演了中國歷史上以武力取天下而改朝換代的老調子。中共用武力攫取政權之後，在公開場合儼然以抗戰功臣自居，但在私下裡卻恬不知恥地承認日本是其救命恩人──毛澤東數次接見日本政要，當日本方面就侵華戰爭謝罪時，毛居然說，要感謝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沒有日本的侵略，共產黨根本無法獲得天下。

謊言寫入教科書，真話遭到查禁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無恥的集團，卻堂而皇之地在其欽定的歷史書中將自己描述成為抗戰的領導者，並大言不慚地運用「中流砥柱」這一「大詞」。這是比某些日本右翼勢力改寫歷史教科書更加可惡的行徑：日本已經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政府並不參與教科書的編寫工作，教育主管部門只是作簡要的審訂。日本民間存在著數百種立場不一的教科書，而持鮮明的右翼立場、否定戰爭罪行的教科書只佔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使用這類教科書的學校和學生的比例則更低。相比之下，中國依然是一黨控制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政體，中共壟斷了大學、中學、小學所有教科書的編寫，壟斷了所有的新聞媒體，並將傳媒作為其宣傳僵死的意識形態和虛假的歷史信息的工具與喉舌。在中共「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官方教科書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抗戰消失了，或者被矮化和醜化了，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賣國集團卻搖身一變成為了民族英雄。我在兩本涉及中日問題的著作《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和《曖昧的鄰居》中，僅僅提及國民政府抗戰的成績以及抗戰期間美國的對華援助，就被中宣部的審查官目為「有嚴重的政治問題」，而被下令禁止印刷和發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甚至以「圖書裝訂質量有問題」為由，從書店中回收了大批書籍進行銷毀，重演了納粹焚書的醜劇。

血寫的事實不容掩蓋
旅美歷史學家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指出，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辛灝年的這本著作儘管有過於美化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之嫌，但卻用相當豐富的歷史資料證明了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從淞滬會戰開始，國民政府組織了大型會戰二十四次，重要戰鬥一千多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百二十多萬人，空軍陣亡四千多人，其中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的將軍即有兩百多位。儘管國軍戰鬥水平參差不齊，自蔣介石以下的高級指揮官多有失誤，但毫無疑問他們是二戰中堅持時間最長的軍隊，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評價說：「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道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這一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對歷史的話語權
其實，早在「七ܧ七」以前，關於抗戰的話語權的爭奪便已開始。當「反日」成為收買民意、彰顯民族主義的口號時，那些在抗日方面最為消極的力量，卻牢牢抓住這種魅力非凡的意識形態：如挑戰蔣介石的廣東、廣西和福建的所謂「抗日政府」，都企圖以「抗日」為旗號爭取全國人民的支持，其實他們都是日本親手扶植的傀儡，日本給予他們大量金錢、武器的支持乃至軍事顧問的幫助。共產黨勢力也與之相似：他們倉皇往西北逃竄，本來是想獲得太上皇蘇聯的援助，卻打出了「北上抗日」這一無比荒誕的口號。而更為荒誕的是，許多國民居然相信了這一「挂羊頭賣狗肉」的口號──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弔詭之處。美國漢學家柯博文在《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一書中分析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國引發了巨大的民意壓力，沒有為蔣所用。救亡運動中的大多數人對蔣的宿敵中國共產黨要比對南京政權的好感大得多。為什麼共產黨能夠利用民族主義的問題呢？如果我們把他們僅僅視為南京時代許多地方勢力中的一種的話，那麼這種信任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他們舉著抗日旗幟，但福建、廣東和其他人統統如此。他們對日宣戰，但他們的實際成就趕不上馮玉祥，他至少從日本人手裡收復了戰略城市多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與中共的鬥爭中，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失敗，宣傳的失敗早於軍事的失敗。作為真正的抗戰者，卻未能握住抗戰的「麥克風」，這是何等重大的失誤！毛澤東曾擔任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在宣傳的本領上，國民黨內無人能與之匹敵──毛澤東具有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那種將謊言包裝成真理的超凡能力。於是，共產黨人令人驚奇地變成了不曾抗日的「抗日英雄」。究其原因，正如柯博文所揭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對許多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吸引力。它提出的社會和政治綱領遠比國民黨及其他地方領袖的綱領要激進。」內戰之中，共產黨成了勝利者，「贏者通吃」，從此便開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塑造起自己的英雄形象來──這也正應了另一個獨裁魔王斯大林的話：勝利者自然可以掌握歷史的表述權，勝利者享有不受批評的權力。

歪曲歷史的中共沒有資格紀念抗日
於是，又一場歪曲歷史的愚民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就在中共黨魁胡錦濤讚美俄羅斯老戰士的時候，若干留在大陸並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倖存下來的國民黨的老戰士們卻無人過問，有的甚至已經淪為乞丐，還有數百名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亦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生活。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眼裡，哪裡有他們的位置。近日，來自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以及從國民黨中脫胎而出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了大陸。可悲的是，他們均不敢對中共方面打著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幌子、肆無忌憚地歪曲歷史的行為提出異議，他們均不敢對所謂的「紀念活動」中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缺席」發出不平之鳴。他們連自己已然逝去的「黨國」的歷史都不敢去捍衛，哪還有資格說要為臺灣人民的未來去打拼呢？

真正的紀念，必須建立在恢復歷史真相的基礎上。在此意義上，中共根本沒有資格來紀念那場偉大的衛國戰爭。

二OO五年五月九日
(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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