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李希光毒化中國的記者

中國最近提出了媒體改革的《實施細則》，似乎頗有新聞要走向專業化的願望。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993年出版的《變化著的亞洲新聞》一書中的數字，當時中國近10萬名新聞記者中，有一半沒有大學學歷，只有6％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而過去十年來，中國建立了很多新聞院校和新聞系，在專業課程的設立，以及對記者的職業訓練上，都比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改進。新聞人員，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幾倍，達到40萬人。

但中國新聞走向專業化，還有很長的道路，不僅需要「硬體」（保護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軟體」（真正有專業水準的新聞人員）。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具有新聞專業知識、堅持新聞原則、指導學生走真正記者道路的教師和優秀記者的榜樣。

但遺憾的是，中國明顯缺乏這方面的專業指導人才，更有極不合格的偽教授佔據著重要新聞院校的重要位置，這將嚴重阻礙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例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前新華社記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證明了，他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誤人子弟的偽教授和劣質記者。

中國俗語說「名師出高徒」，那麼反過來可以說，「偽師出劣徒」。《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中國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韓松等著），就是最典型的偽師編寫的毒化中國記者的教材之一。幾年後重讀這本書，實在感覺它應該作為一本新聞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誡想當記者的學生們，新聞寫作應怎樣避免「李希光式的錯誤」。

●新華社記者用概念取代事實

簡單說，《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背離了真實客觀的原則：

第一，使用概念和結論式的語言，而不是用事實說話。新聞專業訓練中，最強調記者寫的東西必須客觀，記者只能向讀者提供事實，而不是記者自己的主觀判斷和結論。但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中，恰恰有很多這樣的語言。例如，像該書第9頁說「美國媒體有系統、有組織、有計畫地妖魔化中國」，第8頁說「美國記者一切從意識形態出發，從白人至上出發，把中國和中國人民當成他們的敵人來塑造。」第405頁說「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正面報導中國」，第72頁說「美國媒體在播種仇恨的種子」等等，都是主觀判斷和抽象的結論。作為記者，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提供事實，而不應該用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緒化的結論。不能抽象地說美國媒體是「有系統有計畫有組織地妖魔化中國」，而應該寫出美國的哪一個報紙，哪一家雜誌，發表了什麼樣的有關中國的報導，這篇文章怎樣不符合中國的真實，如何歪曲了中國的情況的具體事實。這樣才能讓讀者在這樣的事實陳述中自己得出「美國的媒體在妖魔化中國」這樣的結論來。而李希光等三名新華社的記者這種用概念和結論取代事實的做法，背離了記者首先要用事實說話的基本職業要求。這樣的武斷的語句在這本書中比比皆是。

●美國文學教授反駁李希光

第二，在該書列出的「事實」中，不僅有很多與事實不符，而且有些明顯是編造。例如書中第20頁說「美國媒體從來不批判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美國媒體從白人至上出發」，就明顯違背事實。因為美國媒體在南非實行種族主義政策時，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而今天美國媒體對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國媒體中現在有很多黑人編輯記者，這樣
武斷地說美國媒體都是從白人至上出發，也是對這些黑人新聞人員的污辱。

該書類似這樣的事實錯誤很多。例如，說中國異議人士吳弘達來美後「學業不佳，找不到飯碗」，就與事實不符。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和吳弘達寫的《自傳》，他從沒在美國大學讀過書，哪來的「學業不佳」問題呢？

該書還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華人士，說美國國會舉辦的制裁中國的聽證會，「十有八九有他」，他與美國國會保守的反共參議員赫爾姆斯「一個台上，一個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張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國小說家的文學教授，他在香港《爭鳴》雜誌發表文章反駁說，這些都是編造的。因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過美國國會做證，還是在財務委員會。」所謂「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沒和赫爾姆斯參議員見過面，所謂與他「一唱一和」完全是無中生有。

●對美國媒體的無知，令人目瞪口呆

這種與事實不符的例子書中實在太多了，再例如，該書說：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展開對中國的攻勢，如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一樣。並還斬釘截鐵地斷言：「美國的媒體只有歌頌美國的自由，沒有批評美國的自由」。

我訂閱《紐約時報》已十多年，每天都讀這張報紙。在這張報紙的言論版上，幾乎每天都有評論以至批評美國政府和官員以及美國政策的文章。而《紐約時報》的七個專欄作家，他們每人每週在上面發表兩篇專欄文章，幾乎都是對美國政府各個方面的議論或批評。由於《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傾向民主黨的左傾報紙，在目前右翼共和黨執政的現狀下，抨擊白宮的聲音更加強烈。李希光們說美國的兩家大報聯合起來攻擊中國，也可能是由中國文革時代的報紙做法而聯想出來的。事實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雖然都左傾，但卻是兩個相互競爭十分激烈的大報，他們各自隸屬不同的報業集團，各自的報導也都是獨立的，它們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完全是兩回事。這兩張報紙當然有批評中國政府的聲音，但他們批評美國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說，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紐約時報》的很多人，對美國的仇恨（此處我用「仇恨」兩字並不誇張）一點也不亞於李希光等三個新華社記者。

而比較右傾的報紙，像《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時報》等，則在左翼民主黨的克林頓執政時，三天兩頭痛斥白宮的各項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這樣把美國媒體捏成一個團，好像他們是一個整體，發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式樣的統一聲音，這實在是對美國左、右派媒體針鋒相對、激烈爭鬥的事實無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隨口胡說，背離基本新聞專業要求

第三，書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沒有出處。新聞專業訓練都要求對引用的話、援引的資料交待出處，即列出什麼人在哪裡說的、資料來源在何處。這樣既便於別人查證，也說明你的「引用」有事實根據，顯示作者對讀者負責。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很多引用別人的話都沒有出處。例如，該書引用說，「我的一名美國電影導演朋友貝爾」怎樣批評譴責美國。但「貝爾」顯然僅是這個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麼，具體在哪個電影公司工作，拍了什麼電影，都沒有交代。而且，在「貝爾」的後面也沒有標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經過翻譯差別很大，你不標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隨便用一個貝爾或保爾，這個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懷疑，他的話就不那麼可信。

這種現像在該書中很普遍，例如該書說「美國媒體公開宣稱美國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美國媒體是個很抽象的詞，美國現在有1509家日報，上萬家雜誌，還有上百家電視，1400家電臺，到底是哪家報紙，哪家雜誌，哪個電臺，什麼時候，發表在哪裡？而且你用「美國媒體」這個詞，似乎美國整個新聞界有一個共同宣言似的，那麼這個宣言在哪裡？書中都沒有交代，書後更沒有任何索引、註釋和說明。該書在激烈批判美國時，就說這「正如一家亞洲報紙所說的」等等。「亞洲」是個多麼大的地理概念，一個有點新聞常識（更別說是指導學生怎麼寫新聞的教授）的人，會這麼寫嗎？到底是哪一家亞洲的報紙說的，發表在哪一期報紙的哪個版面上，書中都無交代。這種「引證」不僅完全背離基本的新聞專業要求，而且給人以作者自己編織之嫌。

●譴責「性騷擾」卻肯定「強姦」

該書批判了前《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和伍潔芳合寫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一書，但就在《中國覺醒了》一書的後面，我數了一下，該書作者們一共列舉了171條註釋，一一解釋書中引述的別人的話，引用的資料，出自什麼地方，在哪本書，哪一頁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詳細資料。但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的後面，一條註釋都沒有！這樣寫書作文章，無論作者是記者，還是學者，都是既背離學術要求，也不符合新聞規矩的。

第四，該書大量使用了新聞記者最應諱忌的誇張、武斷、情緒化的語言。例如這類句子： 「美國當年用巡洋艦向伊拉克發射導彈，是打給中國人看的。」「中國人不再是懦夫，讓美國人嚇的發抖。」「美國也會發生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一人一票選舉，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國人別有用心。」西方人「喪心病狂」，美國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等等。

美國媒體當然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你的批評要根據事實說話，用這種空洞的共產文化語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實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作者在做比較時使用雙重標準。這正如對「性騷擾」和「強姦」的態度，當你批評「性騷擾」時，你必須更要譴責「強姦」。如果你一邊情緒化地譴責咒罵別的地方的「性騷擾」，卻對自己周圍的「強姦」視而不見，甚至肯定「強姦」，這不僅是使用雙重標準，而且是流氓邏輯，完全是不講道理。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正是這樣一個不以事實說理，不講道理，嚴重背離新聞客觀真實，使用雙重標準的典型的例子。而該書作者中有三人是記者，其中李希光還是「新聞學教授」，給中國未來的記者講授「現代媒體採訪與寫作」。在這種「偽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產一批「小李希光們」的話，他們才真正可能在媒體上「妖魔化」中國和世界，更對中國新聞走向專業化帶來嚴重危害。
（www.caochangqing.com）

（載《開放》2003年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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