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李希光毒化中国的记者

中国最近提出了媒体改革的《实施细则》，似乎颇有新闻要走向专业化的愿望。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93年出版的《变化着的亚洲新闻》一书中的数字，当时中国近10万名新闻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过去十年来，中国建立了很多新闻院校和新闻系，在专业课程的设立，以及对记者的职业训练上，都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新闻人员，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几倍，达到40万人。

但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还有很长的道路，不仅需要“硬件”（保护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软件”（真正有专业水准的新闻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坚持新闻原则、指导学生走真正记者道路的教师和优秀记者的榜样。

但遗憾的是，中国明显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指导人才，更有极不合格的伪教授占据着重要新闻院校的重要位置，这将严重阻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误人子弟的伪教授和劣质记者。

中国俗语说“名师出高徒”，那么反过来可以说，“伪师出劣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韩松等着），就是最典型的伪师编写的毒化中国记者的教材之一。几年后重读这本书，实在感觉它应该作为一本新闻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诫想当记者的学生们，新闻写作应怎样避免“李希光式的错误”。

●新华社记者用概念取代事实

简单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背离了真实客观的原则：

第一，使用概念和结论式的语言，而不是用事实说话。新闻专业训练中，最强调记者写的东西必须客观，记者只能向读者提供事实，而不是记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结论。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恰恰有很多这样的语言。例如，像该书第9页说“美国媒体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第8页说“美国记者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从白人至上出发，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成他们的敌人来塑造。”第405页说“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正面报道中国”，第72页说“美国媒体在播种仇恨的种子”等等，都是主观判断和抽象的结论。作为记者，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提供事实，而不应该用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绪化的结论。不能抽象地说美国媒体是“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妖魔化中国”，而应该写出美国的哪一个报纸，哪一家杂志，发表了什么样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这篇文章怎样不符合中国的真实，如何歪曲了中国的情况的具体事实。这样才能让读者在这样的事实陈述中自己得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这样的结论来。而李希光等三名新华社的记者这种用概念和结论取代事实的做法，背离了记者首先要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职业要求。这样的武断的语句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

●美国文学教授反驳李希光

第二，在该书列出的“事实”中，不仅有很多与事实不符，而且有些明显是编造。例如书中第20页说“美国媒体从来不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美国媒体从白人至上出发”，就明显违背事实。因为美国媒体在南非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而今天美国媒体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国媒体中现在有很多黑人编辑记者，这样
武断地说美国媒体都是从白人至上出发，也是对这些黑人新闻人员的污辱。

该书类似这样的事实错误很多。例如，说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来美后“学业不佳，找不到饭碗”，就与事实不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吴弘达写的《自传》，他从没在美国大学读过书，哪来的“学业不佳”问题呢？

该书还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华人士，说美国国会举办的制裁中国的听证会，“十有八九有他”，他与美国国会保守的反共参议员赫尔姆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张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家的文学教授，他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文章反驳说，这些都是编造的。因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过美国国会做证，还是在财务委员会。”所谓“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没和赫尔姆斯参议员见过面，所谓与他“一唱一和”完全是无中生有。

●对美国媒体的无知，令人目瞪口呆

这种与事实不符的例子书中实在太多了，再例如，该书说：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展开对中国的攻势，如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一样。并还斩钉截铁地断言：“美国的媒体只有歌颂美国的自由，没有批评美国的自由”。

我订阅《纽约时报》已十多年，每天都读这张报纸。在这张报纸的言论版上，几乎每天都有评论以至批评美国政府和官员以及美国政策的文章。而《纽约时报》的七个专栏作家，他们每人每周在上面发表两篇专栏文章，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各个方面的议论或批评。由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倾向民主党的左倾报纸，在目前右翼共和党执政的现状下，抨击白宫的声音更加强烈。李希光们说美国的两家大报联合起来攻击中国，也可能是由中国文革时代的报纸做法而联想出来的。事实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都左倾，但却是两个相互竞争十分激烈的大报，他们各自隶属不同的报业集团，各自的报道也都是独立的，它们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完全是两回事。这两张报纸当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但他们批评美国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说，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纽约时报》的很多人，对美国的仇恨（此处我用“仇恨”两字并不夸张）一点也不亚于李希光等三个新华社记者。

而比较右倾的报纸，像《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则在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时，三天两头痛斥白宫的各项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这样把美国媒体捏成一个团，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发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式样的统一声音，这实在是对美国左、右派媒体针锋相对、激烈争斗的事实无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随口胡说，背离基本新闻专业要求

第三，书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没有出处。新闻专业训练都要求对引用的话、援引的资料交待出处，即列出什么人在哪里说的、资料来源在何处。这样既便于别人查证，也说明你的“引用”有事实根据，显示作者对读者负责。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很多引用别人的话都没有出处。例如，该书引用说，“我的一名美国电影导演朋友贝尔”怎样批评谴责美国。但“贝尔”显然仅是这个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么，具体在哪个电影公司工作，拍了什么电影，都没有交代。而且，在“贝尔”的后面也没有标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经过翻译差别很大，你不标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随便用一个贝尔或保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他的话就不那么可信。

这种现象在该书中很普遍，例如该书说“美国媒体公开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媒体是个很抽象的词，美国现在有1509家日报，上万家杂志，还有上百家电视，1400家电台，到底是哪家报纸，哪家杂志，哪个电台，什么时候，发表在哪里？而且你用“美国媒体”这个词，似乎美国整个新闻界有一个共同宣言似的，那么这个宣言在哪里？书中都没有交代，书后更没有任何索引、注释和说明。该书在激烈批判美国时，就说这“正如一家亚洲报纸所说的”等等。“亚洲”是个多么大的地理概念，一个有点新闻常识（更别说是指导学生怎么写新闻的教授）的人，会这么写吗？到底是哪一家亚洲的报纸说的，发表在哪一期报纸的哪个版面上，书中都无交代。这种“引证”不仅完全背离基本的新闻专业要求，而且给人以作者自己编织之嫌。

●谴责“性骚扰”却肯定“强奸”

该书批判了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合写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一书，但就在《中国觉醒了》一书的后面，我数了一下，该书作者们一共列举了171条注释，一一解释书中引述的别人的话，引用的资料，出自什么地方，在哪本书，哪一页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详细资料。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后面，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样写书作文章，无论作者是记者，还是学者，都是既背离学术要求，也不符合新闻规矩的。

第四，该书大量使用了新闻记者最应讳忌的夸张、武断、情绪化的语言。例如这类句子： “美国当年用巡洋舰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是打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不再是懦夫，让美国人吓的发抖。”“美国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西方人“丧心病狂”，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

美国媒体当然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你的批评要根据事实说话，用这种空洞的共产文化语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作者在做比较时使用双重标准。这正如对“性骚扰”和“强奸”的态度，当你批评“性骚扰”时，你必须更要谴责“强奸”。如果你一边情绪化地谴责咒骂别的地方的“性骚扰”，却对自己周围的“强奸”视而不见，甚至肯定“强奸”，这不仅是使用双重标准，而且是流氓逻辑，完全是不讲道理。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是这样一个不以事实说理，不讲道理，严重背离新闻客观真实，使用双重标准的典型的例子。而该书作者中有三人是记者，其中李希光还是“新闻学教授”，给中国未来的记者讲授“现代媒体采访与写作”。在这种“伪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产一批“小李希光们”的话，他们才真正可能在媒体上“妖魔化”中国和世界，更对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带来严重危害。
（www.caochangqing.com）

（载《开放》2003年11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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