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打官司，變制度

在中國大陸，民營企業正在接近其歷史性臨界點。這裡所指的是，自從1956年中國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在全國範圍內，今天，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變遷點－－私營經濟規模第一次超越國營經濟規模的轉折點－－開始冒出了地平線。而這一步一旦跨過，神州大地上那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就純粹成為「皇帝的新衣」了。

但是，阻力仍然存在，而且相當頑固，主要來自體制性的所有制歧視。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對於中國公民自己創辦企業事業，北京政府設立了種種禁區：譬如：國民不得自己籌資開辦銀行、保險、通訊社、出版社、報紙、雜誌、電話公司、電子網路公司、大學、航空、鐵路、公路…….等等。總之，舉凡與國計民生關係極為重大的企業事業，都不許國民染指，而是國家壟斷。

但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出現了嶄新的情勢。上述列舉的不准中國人染指的禁區，現在按照入世協議，其中大部分將逐年(一到五年之內) 對外國人開放，對外國資本開放。這樣，就勢必造成某種「反向國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即： 外國人到中國來可以享有中國的「國民待遇」，但中國國民自己在國內反而不能享有「國民待遇」。也就是說，外資企業（加上國有企業）享受的「待遇」要比中國人自己出資辦的民營企業要高。很多外企（和國企）能做的事，民營企業不能做。於是，北京歷年來極力煽情渲染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赫然出現在了中共自己圈定的「御花園」門口。其景蔚為奇觀，直欲令人噴飯。這裡反映出的邏輯，這裡折射出的心理，是頗耐人尋味的。

事有不平，不平則鳴。於是，面對這種荒謬的「反向國民待遇」，中國企業家們，作為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民，要起而爭取自己天經地義堂堂正正的「國民待遇」了。他們訴諸法律，起訴中國官方機構，狀告其「歧視本國公民」。 一個典型案例是，上海有個民營企業要辦銀行，提出申請，銀行管理部門拒不批准。於是被這個民營企業告上了法庭：問為什麼你讓外國人來辦銀行，卻不讓我們辦銀行？並且提出：國家有政策，凡是對外國人開放的領域都要對民營企業開放，你為什麼還不開放？當地方法院把這個案子駁回後，該企業後來又再次上告到高級人民法院。究竟成敗如何，尚在過程之中。

其實，成敗姑且不論。 鑒於中國尚無獨立的司法體系，目前勝訴的可能性並不高。但重要的是，這類事件本身，具有強烈的示範意義。它們打開了一個動力系統的閥門，從而使制度改革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推動力。特別是，此類官司倘若放在WTO的司法系統中去裁決，其勝負的結論恐怕就很不一樣了。況且，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司法系統，也並非鐵板一塊。在WTO司法結構與國外司法獨立運作的日益強大的影響下，它們無法不在形式上靠攏專業化的水準並擺出某種獨立的姿態。屆時，這臺制度改造和創新的戲就演活了。

傳統上，西方主要工業國，特別是英美普通法系統國家，其制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誘導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導致的。所謂誘導性制度變遷，是指各利益主體在各方都有利可圖時（所謂雙贏或多贏格局），通過司法案例的確立而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美國的案例法特別容易導致大量的誘導性制度變遷出現，所以制度時時創新已經成為美國常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今天，隨著中國進入WTO這個巨型的「制度磨合器」，在經濟與社會領域中，中共過去一系列不合國際規範的所謂「中國國情式」的制度正在進入歷史性的「轉型磨合期」。這一過程，將影響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絕不可等閑視之。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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