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高效
「在整個制度沒有健全時，好幹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們還能靠什麼？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著天時，有什麼權利指責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導演、編劇和原小說作者張平，都沒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擇》會在全國引起這麼大的轟動。８月中旬以後，隨便打開報紙或上一個網站，就可以看到這樣的題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擇》熱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擇》在各地激起共鳴
《生死抉擇》在滬票房已超過１２００萬元，創近年上海電影票房新記錄
《生死抉擇》在成都、重慶、鄭州、蘇州、無錫的票房收入均超過一般中影引進大片。
《生死抉擇》全國票房突破２５００萬
寧夏黨政領導及親屬觀看電影《生死抉擇》
《生死抉擇》廣東首映，領導幹部要攜配偶觀看
《生死抉擇》來自張平的小說《抉擇》，為什麼如此轟動，張平只說了一句：很簡單，寫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敗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幹部。
搞腐敗人的膽子比你想像的大得多兩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張平和大導演謝鐵驪接到一個恐怖電話，要叫他們吃槍子。這是第二十幾個這樣的電話了。謝只得動用全國人大代表的名義叫太原警察荷槍實彈保護電影《天網》拍攝現場。
張平採寫《天網》時，曾多次問主人翁、敢於反腐的縣委書記劉郁瑞，這麼寫他的那些同事和屬下他們會不會找麻煩？劉郁瑞說：他們敢！量他們還沒那麼大膽子！要是他們敢，就把他們老底子一個一個兜出來，哪一個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綽綽有餘。劉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屬。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威脅恐嚇從沒斷過，而且劉郁瑞的縣委書記剛一被免，他們就立刻組織了２４１名縣市級幹部把張平告到了豐臺法院。
這大出張平意料：「他們真敢干，真敢說，膽子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個副檢察長居然振振有詞質問：『我兒子只強姦兩三次，你怎麼就說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辦公室而是我老婆的辦公室。這純粹是對我一家人的誣蔑。』」
張平沉不住氣了，他告我那個晚上一分鐘也沒睡。他覺得特別孤獨，群眾這時在哪兒？沒有一個說句安慰話。
法院的人也私下說你肯定要輸，再怎麼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緒是怎麼找回來的，是群眾，是新聞記者。所有報紙一邊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個人在北京一個小飯館吃飯，一個女老闆看了我半天，問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張平。我說是。她一會兒端了兩盤菜，說你這個作家我認定了。以後你就在我這兒吃飯，一分錢不要。
「臨汾地區有５個老農民來到北京看我，他們的黑衣服上滿是汗漬，一見我就問，咱的官司輸了贏了？他們拉我到一個飯館，要了好幾碗過油肉，他們認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過油肉。一個老農從衣服深處掏出一個小包，裡麵包著全村人捐的２元、５元……共５００塊錢。」
全國各地聲援張平的信，１５００人以上簽名的有４封，５００多人簽名的有１２封。
官司正打時，《天網》電影開拍，謝鐵驪說他不管什麼官司不官司，這是他作為一個導演的權利。拍攝現場附近的農民自發當演員，說張平寫得太好了，寫的就是他們村，他們村的支書就這麼壞……
回想寫作初衷，張平對記者說，在全國許多地方，無職無權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為他們說說話。而最終促使他下決心寫《天網》的是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因為２００元錢被打成反革命。從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訪了１５００多次，被收容了幾十次。一次次「攔轎」告狀，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當官的特別反感他，說這個人特別壞。張平卻像發現了一個寶藏，跟他談了兩天兩夜，談的過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３０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聽他這樣傾訴過，因而他對張平充滿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邊麥垛裡，就是為了給張平送幾個粽子。
過了幾年，張平重訪故地，打聽老人，得知已經去世兩年了。「我特別難受，哭了好長時間。這老先生把３０多年４０多本日記給我，那麼信任我，而我瞻前顧後，沒有寫出來。」
回想這一切，張平當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靜下來。心想輸了也沒什麼。
千奇百怪掠奪國有資產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網》是寫農民的。張平原以為天底下只有農民苦，而工人因為剪刀差，應該比農民強多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工人一旦窮，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
寫完《天網》後，他採訪到這樣一個慘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區一個轉業軍人被推選為護林員。這是個能發財的崗位，以前的護林員與惡霸沆瀣一氣，盜伐國家林木。而轉業軍人恪守職責，嚴禁亂砍亂伐，斷了當地惡霸的財路。當地的「四虎」糾集一幫地痞把他暴打一頓，下手很狠，他腸子都流出來了，沒人管他，沒人送他去醫院，幹部也都不見蹤影。轉業軍人在老山前線負過傷，是爬著回來的，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槍取出來，又爬回村裡，把那四虎射殺三個。他後來也因傷重而死。
「我把這件事情寫成小說，叫《凶犯》，導演於本正看了非常衝動，想拍成電影，建議我把背景改到工廠，『工人小偷小摸，郊區的農民哄搶工廠，與工人發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導演採訪了山西幾十個工廠，發覺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什麼管理、市場、資金、經營策略、農民騷擾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敗。
「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少數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樣的工廠的工人，越是自覺保護工廠的財產。這跟我們原來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他們自發站在廠門口，檢查路人偷沒偷東西，他們知道自己什麼都沒有，工廠再破，也是他們的活路和依靠。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
「工人們看到導演作家來了熱情得不得了。說你們怎麼現在才下來？誰知我們的苦？
「我沒想到工人這麼苦，原來的三線工廠×××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工程師在外面撿菜葉，有些工人自殺，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在《抉擇》原型的一個大紡織廠裡，工人們包括一位老紅軍都沒法拿到應得的，工人們有病只能捱著。一個工人得了肝癌，籌到去醫院看病的巨額數字的醫藥費對他來說是上天攬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裡吃止痛片。疼的時候趴在床上，用手摳牆，一塊牆磚就這樣被摳去了三分之二。」這個細節，使張平和導演都木立在那，張下決心寫「工業題材」，也就是《抉擇》。
４０多天的採訪，張平認為他發現了工人們窮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奪手法：一個工廠需要沙子，設有許多過秤點，過秤員與運貨的都串通好了，這裡過完秤，沙子不卸，再開到那裡去過秤，週而復始，一車沙子能賣出１８車沙子的錢。國家資金就像沙子倒進篩子，一下就流完了。發現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後面有靠山，當事人頂多賠點錢了事。
有的故事真是驚心動魄：外部盜匪與內部管事的勾結一起，膽大妄為，把保安打死，槍搶走，大肆盜竊國家財產。
「我採訪工廠時根本不與廠領導打招呼，廠裡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別厲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沒法接觸到實情。工人們自發地保護我，跟秘密工作一樣，他們用暗號聯繫，今天讓我去這家，明天去那家，組織得很好。
他們就想讓上面，讓全國的老百姓知道是誰讓這個國企乃至成千上萬個國企垮掉了。」
可怕的陞官之路
腐敗分子會把改革葬送，會把中國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張平對記者說，一些工人農民對改革產生了困惑，許多人對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什麼，他不希望工人對改革喪失熱情。
「在那個作為原型的大紡織廠裡，那位老紅軍能拿到４００元錢就很高興，他一家人就靠這點錢過活。但他還讓我勸工人不要鬧，要相信黨和國家。另一方面，靠著工廠發了財的所謂黨的幹部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 沒辦法，我跟你說，一點辦法也沒有。惟一的辦法就是私有化。』他們佔了那麼多的財產，急需『合法化』。這些幹部對黨一點不信任。」
這個紡織廠每年的招待費就一千多萬元。每個廠頭退休，發給一百萬元辦三產，也就是個人小紡織廠。於是大紡織廠周圍佈滿了小紡織廠，國家的資金、原料、市場都流到了小紡織廠。小廠紅紅火火，大廠一點一點被蠶食，氣數將盡。大廠的工人失業，被小廠以低價招來，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隨意壓榨剝削─?D２０世紀末的中國土老闆欺壓起工人來，比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還要厲害。
大廠破產了，１０個億的資金不知下落，最後不了了之。
張平內心很沈重，雖然他的樣子很綿善，但他是一看見有人受苦，國家被騙就義憤填膺的那種人。原來他對農村很熟悉，父親是建築學教授，被打成右派後，帶全家回到山西農村老家，那時他５歲。但當他瞭解了工廠和工人後，內心的震盪更大。他說，在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們謀富求福，自古華山一條路：當官。有些地方一個廠長為了當官，能把工廠賣光送完，升了局長或縣官後，管十幾個廠子，能在更大範圍裡貪、送。當他做了更大的官，這十幾個廠子也就奄奄一息了。這是一條多麼可怕的路。
民工掉進野蠻的「狼窩」
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裡？張平走了北方數省，看了一個又一個工廠。
「你看山西××縣暖氣片廠的產品行銷全國，緊挨著的國家大暖氣片廠垮了，而這個私人廠子卻欣欣向榮。工作條件極為惡劣，民工們都是騙去的，一進廠就失去自由。不准寫信、打電話、外出。說是一個月３００塊錢，從來不給，工人們要工資，廠主就讓保鏢打，打死過一個，傷過許多。工人從來沒有節假日惶燉妥鰨保?個小時。８０多人擠在一個大教室裡，夜裡翻身要集體翻，上廁所回來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傳出來了，記者們去採訪差點被扣挨打。我一聽氣憤得不得了，堅決要去那裡採訪，人們苦勸不行，於是，縣領導派人保護，叮囑別帶照相機，別記錄，別與工人聊。說你要是跟工人說話了，那個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廠主和打手們虎視眈眈，看哪個工人敢跟我們說話。我感到脊背發寒。回來後，與記者們周密策劃，終於把這件事曝了出來，在山西引起很大反響，讀者紛紛打電話給有關部門。這個工廠被關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來回到故鄉。」
張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許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說許多事跟工業文明根本連不上，完全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晉南大械鬥給他的震動很大。晉南那塊地方私窯很多，窯主們經常你爭我奪。兩年前那裡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民工械鬥，兩方窯主挑動２０００多四川民工和２０００多安徽民工互相打鬥，刀光斧影，死傷嚴重。公安干警去了１５００多人，抓了七八個民工。但窯主們上上下下走動，有關方面暗箱操作，個別真凶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張平平常說話很溫和，但他確實憤怒了，在省政協會上發言道：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權利奮鬥了一個世紀，現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後的野蠻時代。這不是什麼工匠意識或是工人權益保護不當的問題，純粹是狼窩。我們的政府應該保護善和人性，清除這樣的惡勢力。
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人們說，張平成了「第二投訴中心」。
張平對記者說，他經常早上一起來，就看到門外有人坐著。這還是文聯門房給他擋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這樣描述張平：「我們正在聊天，一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遠處徘徊。一會兒走了過來，看看我們這群人，問誰是張平。張平回答後，那個農民撲通就跪下了，說他是清水縣的，找了很長時間… …」
張平心很軟，愛激動，這就使他總被受苦受難的人包圍。
一個轉業軍人，膝蓋骨在自衛反擊戰中被打斷。一個農民的女兒主動嫁給他，根據政策戶口變成了城裡的，在城裡找了工作。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要跟轉業軍人離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讓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來，吊到樑上打，並且強判離婚。原來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轉業軍人找到張平，結結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結巴）哭訴。張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殘協……最後案子翻過來了，有關方面賠了轉業軍人６萬塊錢。這可憐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錦旗給張平，上面寫道，「扶持正義，鏟除邪惡」。
臨汾地區有一個老婦被女婿趕了出來，因為女兒不是親生的，她就挨打受氣，住在一個狗棚裡。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輸（用張平的話，現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領導、「攔轎」……沒用，人家推搡她：滾滾滾……她沒辦法了，不知道找誰。鄉親們指點她，去找作家張平。
她找到了張平，臉黑黑髒髒的，是淚水和塵埃在太陽底下晒出的那種印痕。張平說，真上訪假上訪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沒有這種痕跡。
他讓她住在家，讓妻子給她做飯。他把她的事給跑成了。
長治一個職工被通知下崗，當晚就攜著女兒帶著禮物去廠長家說好話。廠長卻誣陷職工擅闖民宅，行凶鬧事。讓公安局把他抓了起來，判了３年刑。一家人沒了依靠，生活艱難。找到張平後，經奔走，職工被平反，但沒有得到任何賠償。職工出獄後，一家人抱頭痛哭，說我們不要賠償了，我們只要在一起……
１９９８年山西×城，一個農民企業家建了一個煉焦廠，辛辛苦苦幹到一定規模，一個地頭蛇拿了張白條找來，稱廠長欠他２００萬元錢，讓法院查封，煉出的一萬多噸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業。
這等於惡霸和法院沆瀣一氣，把這個工廠活搶了。
農民企業家哭著找到張平，看著工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他自知無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書記訴說（他對記者自嘲：說來可笑，一個文人，手無縛雞之力，空懷滿腔熱血，只能每每去求官），這個案子終於翻了過來，但惡霸們逍遙法外，農民損失的焦炭和財物只能自認倒霉。
「這片大地上，人們為什麼常含淚？」他有時候想麻痺自己，眼不見為淨。寫些風雅的、現代派的東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學、各種關係大多來自底層，他們隨便的拷問就使他的想法垮掉。 一位民辦教師、他的小學同學對他說，你們這些寫東西的，去看看在煤窯、鐵礦裡的像狗一樣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車間作坊裡每天連續工作十好幾個小時、從來也沒有過星期天的農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著一輩子沒住過一天醫院的你們常說的「父老鄉親」……即使不住下來，
腰也彎不下來的硬座火車也行，擠一次我們鄉下人屢屢被劫被搶的長途客車也行。只需一次就夠了。在這片土地上，善惡總在搏鬥，那麼激烈，張平總是不期然被牽扯進去。
１９９７年，一群義憤填膺的人找到他，說一位市委幹部的小女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軋斷腿，司機不停車，拖掛著小女孩狂奔。許多人看見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這個司機伸頭看了看，倒了三次車，把小女孩活活軋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證很多，但那個凶殘的司機跟公安局有關係，被判過失殺人，只賠一萬塊錢一年刑。
那女孩子媽的頭髮一夜全白，這是張平親眼目睹一個人的頭髮那麼快地變白。民怨沸騰，一位女記者牽頭，山西的記者、作家、藝術家和各界群眾聯名，呼籲嚴懲凶手，延安出來的老作家馬烽、西戎也在上面簽了名。
有關部門憷了，加判了兩年，多賠了兩萬塊錢。這與那司機應受的懲罰相去甚遠。但老百姓、作家、記者還能有什麼辦法？
「案子判了後，那個女記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態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進了兩個杯子裡，說咱倆一人一半。她舉杯就喝，一杯酒還沒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罵：他們那麼蔑視法律、民意，那麼看不起公正，指鹿為馬，說黑為白！沒有一點憐憫心……
「我把這個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記者架回家。這時才感受到一個中國記者對惡的痛恨。」
他們是惡潮中的中流砥柱
１０年採訪不堪回首，那裡面有許多正義的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總是在前方如引著人們，就像張平在《生死抉擇》首映後說的：「『光明的尾巴』並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我們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層走走，會發現許多黨的幹部在埋頭苦幹，他們是腐敗惡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蘭花，是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我們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黨內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張平聲音低了下來，頗有感情地結束了他不多見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創作就是受這種黨內好幹部的啟發而開始的，１０年來他一直琢磨怎樣褒揚和保護這種健康力量。
他最近採訪了一個剛直不阿，但境地較危的省紀檢幹部。這人見過那麼多的不平事，簡直就是一部黨內的反腐史。他對張平說：「１９９４年在××，我介入一個４０００萬元的死案，當事人突然自殺。我瞭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說，你必須死，你死了你家人我養活……當事人就在規定的地點和時間跳樓，但沒摔死，骨折，斷骨刺進肝裡。他本來完全能活下來，可是一個檢察院幹部和一個公安局幹部把他抬出廠門用了３０分鐘，送醫院又用了２０分鐘（那個小城很少堵車，駕車繞市區一圈也用不了２０分鐘）搶救又用了４０分鐘。結果生生看著他死了。個別領導讓給他定個畏罪自殺，結案了事。４０００萬元的國家財產就這樣無影無蹤了。你去查誰？似乎毫無辦法。但我不依不饒，堅決要把這件事查到底……」
紀檢幹部對張平說，這種事他可以講三天三夜。
他說他也受賄，看著張平的驚奇，他說他吸人家的煙，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東西，在那個環境中他沒辦法。但是給他送錢他堅決不要，這是一個分水嶺。有人最多一次給他送去１０萬元。他就給行賄者算賬：「我現在是副廳級幹部，我住的房子１５０多平方米，值個３０萬。從現在到死，還能拿２０多年的工資，也有４０多萬，國家給我配了一輛車，十幾萬，司機的工資……我拿這２００多萬元換你１０萬元值不值？」
在夜色深沉的這個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對張平交代後事：「我做了４０多年的檢察工作，光這幾年親手送進監獄的就有２０００多人，但現在他們全出來了，有些人官比我還大。他們現在通過白道黑道整我。我現在把什麼都跟你說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貪官幹到底！」
事情不至於如此慘烈絕望，張平已經把有關情況向上反映。
黨內的好幹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張平確實幾乎用一種悲壯的情懷跟那些黨內「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交往。
「××市委副書記，我觀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祿式好幹部！」
這位副書記山西師大哲學系畢業，先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後到××市任職。終於有了一塊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負，他計畫幾年內把××市建成文明、發達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剛正，把許多人的這條發財路子徹底堵死，因而不斷得罪地方勢力，成為他們的眼中釘。他知道很危險，不讓老婆孩子來這裡。他不顧自己的安危，說「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馬列主義能不能在這裡實行。」
他剛來時，市長６０歲，書記５７歲，於是他認為他的全面改革試驗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換了三屆也沒把他扶正。
盤根錯節的官們想盡辦法整他。有一次鋪路，上面下令１０月１日必須通車，但有個別部門卡他，不供應他物資。他東奔西跑，好不容易弄來一車石料，半夜又讓一個市委副書記弄到自己家蓋房子了。他急得罵那個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個樣子。
結果省報發文，說有的幹部讓工人喝地上的髒水……《工人日報》的同仁看了這篇文章後恨得要死，一定要給這個侮辱工人的幹部曝曝光。他們的記者來到××市，向工人一打聽，滿不是那麼回事，工人們給他們講了書記的種種事跡，把記者感動得哭了起來。
為什麼這時候攻擊他，因為省裡正在考察他，準備提為下一屆的市委書記。
地方勢力串通起來，結果他連市委委員都沒選上。這個消息傳出後，整個××市沸騰起來，上萬人上街表示對他的愛戴……幾位江湖氣很濃的企業家，給他送來一麻袋錢，說別人都在跑官買官，咱也去送。他們也希望這個城市有大發展，政祥民和，各種經營活動能夠正常進行。曾經有人想「要他一條腿」，結果讓這些「地方好漢」保護下來。
一位記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寫內參向上反映。他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寫。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訓 ──上一次為了反映這個市的老市委副秘書長自殺，市委書記的情婦被提拔為市委秘書長，市長的情婦被提為市府秘書長等問題，他躲在一個工人家裡寫內參，市裡一班人得到消息後到處找他。他因去看望一個老闆熟人，被市領導們打探到，一班人都來到老闆的飯店。在密室裡，市委書記撲通給記者跪下……記者心軟了。與此同時，一輛裝滿東西的三菱吉普下鄉來到記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從鄉下接到市裡勸兒子；第三天地委書記一行人到省城請他的領導吃飯……內參只好停發。
這次這位記者學聰明瞭，把稿子連夜寫出來，馬上用傳真機直接發出。第三天就登出來了。這份內參寫道：這個市委副書記干了６年，與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辦公室裡，在大食堂吃飯……為什麼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幹部落選了？
中央領導作了批示，副書記得以繼續工作。
上級把他平調到臨汾市任副書記。消息傳出，××市的百姓不幹了，成千上萬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圍起來不讓他走。這些工人、退休職工、街道居民自發在市委門口守了兩天兩夜。
「××市人民如喪考妣，紛紛到省裡請願。」張平說：「我去採訪時，看到１４個環衛工人擠在省城的一個小客棧裡，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們覺得一個好書記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樣。」但他必須走，組織部門規定上任有最後期限，如果不報到就做自動放棄處理。他的秘書跑到外面求百姓，書記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醫院搶救。工人們心軟了，放開一條路。這時工人們看到他們的書記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大家哭道：我們不能選你，我們也留不住你，我們說話沒人聽……
他是個硬漢子，這時也哭得不能行。
車子直接開到臨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後，自發迎接，標語上寫道： 「臨汾人民有福氣，×× 來了個好書記。」
「在整個制度沒有健全時，我們黨內的好幹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們還能靠什麼？我們這些文人坐在皮沙發上聊著天時，有什麼權利指責百姓們的清官夢？！」張平眼睛紅紅地說。
他即將把這幾個好幹部的經歷寫成書，相信又將轟動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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