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料想,一個個在共和國安全戰線上叱吒風雲的反特專家,竟然命系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這真教人平生多少感慨!
潘漢年
潘漢年最早關在功德林監獄,1958年轉入秦城監獄。經過長達八年的預審,1963年1月宣布對潘漢年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實際處理過程中,有關部門遵循了中央採取的寬大方針,宣判不久,就以「假釋」方式將潘漢年從秦城監獄放出,交由公安部門管制。公安部則將他安排在近郊團河勞改農場,並讓其妻董慧和潘一起生活。潘漢年還被允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除可在附近散步、釣魚外,還可以進城探訪親友。但是好景不長,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下達了一紙命令:將潘漢年重新收監複查。於是潘漢年夫婦又被關進了秦城監獄。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專案組,一反所謂「舊公檢法」的方針政策而對潘漢年採取了「最革命」的專政措施:被重新收監後,潘漢年的生活標準被降到最低水平;審訊實行的是車輪戰術和疲勞戰術。最為殘酷的是,當潘漢年已被腫瘤醫院診斷患有肝癌病象時,專案組接到的命令是加緊突擊審訊,搶在潘死之前挖出一切材料。從1967年夏天到1970年夏天,整整折騰了三年,潘漢年一案複查結果實際一無所獲。即便如此,中央文革還是要求專案組以更加「革命」的手段為潘漢年重新定案,將潘加重改判無期徒刑,「永遠開除出黨」。這一次,專案組代替了公檢法,所有程序一概免去,專案組一手包辦到位。1975年,潘漢年被遣送到湖南一個勞改農場繼續服刑,從此告別秦城監獄。
劉仁
劉仁在擔任晉察冀中央分局秘書長、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和城工部部長期間,曾多次深入國統區,獲取了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
但什麼樣的功勞,到文革時都無法拯救劉仁。作為彭真的副手,他必定跌落深淵--1966年11月,在北京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劉仁被公開點名。一天深夜,一幫打手氣勢洶洶地闖進北京市委大樓,沒有任何手續,甚至連鞋都不讓穿,就把劉仁抓走了。1968年1月,劉仁被打成「反革命敵特分子」。戴上沈重的手銬,關進秦城監獄,整整五年不許家人探望。
1972年底,劉仁妻子甘英第一次在秦城監獄接見室看到他,這時他已骨瘦如柴。從探監所帶回的劉仁的衣物中,甘英發現,所有衣物已全部發霉,毛褲、棉褲上有大小便的殘跡,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跡。可見劉仁在秦城監獄遭受了怎樣殘酷的折磨。
但是,獄中真實情況,劉仁從不向前來探視的家人訴說。只有一次,在和家人分別時,他實在壓抑不住地說了一些心裏話:「我這輩子什麼監獄都坐過了,中國的,外國的,國民黨的,『自己的』。在國民黨的監獄裡,我還能對獄中的看管人員做工作,還能夠在他們的幫助下傳送文件,組織鬥爭。可是……」但說到這裡,劉仁再也說不下去了,只能仰天長嘆。
1973年7月間,甘英和孩子們接到通知,去北京市第六醫院專門的監護病房看劉仁,當時他的身體更虛弱了,走路拄著棍子,患了嚴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飯時拿碗的手顫抖著,問他為什麼,他把話岔開了。孩子們出去以後,在甘英的一再追問下,劉仁才艱難地舉起手讓她看,示意自己在秦城監獄戴了五六年的手銬,冬天只能披著棉衣,經常感冒,營養不良,體力虛弱,終於得了肺結核病。手腕和腳腕上留下深深的傷痕。劉仁在告訴甘英這些內情後,心有餘悸地對甘英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對孩子們講,他們很難理解。不要因為我受審查,引起孩子們有不滿情緒。」
僅僅三個月之後,劉仁病逝於第六醫院。
馮基平
前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進秦城,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去秦城監獄的這條路,是他批准勘察修建的;秦城監獄,是他找人設計建造的。如今他卻被關了進去。
在秦城監獄中,馮基平以骨頭硬而著稱。
馮基平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抱著強烈的牴觸情緒,但當初還只認為是山頭之間的摩擦和鬥爭,所以只是沉默。不管如何威逼追問,就是不張口,不說話,一聲不響。憋得太難受時,他把戴的假牙摘掉,說話時一個勁兒地咕咕噥噥,讓審訊官一句也聽不清,錄音更是不知所云,不起作用。後來,面對種種誣陷,面對秦城監獄慘酷的現實,馮基平「覺得越來越不對,就豁出去啦!」奮而抗爭。審訊中,他忽而拍案而起,忽而一言不發,忽而嬉笑怒罵。
專案組和謝富治委派的所有與馮基平打過交道的老審訊官,都親身體驗到:要制服馮基平,談何容易。審訊他,就如同和高明的棋手對弈,對方思路敏捷,清晰地看透你的路數,出手老練,攻守自如,直搗你的要害。所以老審訊官都怕審訊馮基平。
在一次刑訊逼供之後,馮基平拖著鐐銬回他的監號。通過樓道時,他突然又高呼口號:
「難友們,聯合起來,打倒法西斯專政!」
專案組的人嚇得倉皇失措。幾個看守蜂擁而上,又按骼膊又堵嘴,專案組的人則在一旁吼:「不要叫他放毒!」
發生了這起事件後,馮基平被剝奪了放風的權利,並被關進封閉式的重犯隔離室。重犯隔離室無窗、無燈,牆四壁貼了有彈性的橡膠皮,即使撞牆也無法自殺。
時間到了1972年12月,毛澤東指示廢除監獄中的法西斯式審訊方式,周恩來也下令徹查並嚴懲監獄中的法西斯暴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專案組才給馮基平摘下戴了四年的「背銬」。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大會,為北京公安局「馮邢反革命大特務集團」冤案平反。
楊奇清
楊奇清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新中國反間諜鬥爭的幾個主要戰役,都是他直接指揮的。
一是偵破保密局北平技術縱隊特務案。北平和平解放前,國民黨保密局潛伏下大批特務,千方百計打入我要害機關,竊取情報、放毒、暗殺,甚至組織暴動。面對這種局面,楊奇清親自部署,並委派得力幹部,到北平市公安局參加肅清敵特的鬥爭,迅速偵破以江洪濤為首的國民黨保密局北平技術縱隊特務案,該縱隊特務無一漏網,有效地保障了我北平和我首腦部門的安全。
二是炮轟天安門案。在楊奇清的周密部署下,敵對勢力炮轟天安門的計畫流產,義大利間諜李安東、日本間諜山口隆一等所有參與此案的主犯全部束手就擒。
三是崔鐸行刺案。1949年7月1日,毛澤東將參加北平市慶祝建黨二十八週年的群眾集會,國民黨保密局派出王牌殺手,準備混進集會中刺殺毛澤東。但楊奇清早為崔鐸布下陷阱。毛澤東專車尚未開出,崔鐸就已經被關在牢籠之中了。
四是東北鐵路爆炸案。1949年冬,毛澤東出訪蘇聯,國民黨特務機關組織「東北技術縱隊」前往哈爾濱郊區襲擊毛澤東專列,但由於楊奇清措施得力,「東北技術縱隊」一干人馬全部落網,毛澤東專列安全通過。
1955年,臺灣當局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謀殺周恩來未遂,不甘心,馬上派出一個二十六人組成的暗殺團,潛入印尼。因楊奇清隨周恩來行動,防範嚴密,臺灣殺手根本沒有機會接近周恩來,無功而返。
國民黨特務機關策劃的其他恐怖事件,都被楊奇清一一挫敗。
楊奇清堪稱是一面超級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澤東和中央的安全。但他無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剛剛爆發,他就被關進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監獄,在那裡領教了法西斯專政的滋味--經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嚴重內傷,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許建國
許建國原名杜理卿,1922年入黨。1948年石家莊解放,成立華北人民政府,許建國出任中央華北局常委、社會部部長、華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建國初發生潘漢年案,許建國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任上調上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兼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
就在上海工作期間,許建國無意中觸犯了江青,惹出一樁彌天大禍。
許上任不久,即1954年3月,上海發生一起舉報事件--有人寫了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揭露江青問題。江青聞訊大為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的惡毒攻擊,要求佈置追查。出面抓這個案子的是公安部長羅瑞卿,上海是案發地,許建國自然負有追查之責。江青懷疑匿名信出自揚帆之手,同年12月31日,揚帆被捕。而經由此案知道了江青隱情的許建國,江青也不會放過。1967年許建國被逮捕,和揚帆一樣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幾年後出獄,無家可歸--已經妻離子散了,被安置在安徽六安「養起來」。1977年初患肺癌,同年10月便與世長辭。
謝和賡
30年代初期,謝和賡本來在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前敵總指揮吉鴻昌身邊工作。為了爭取桂系反蔣抗日,想辦法讓他打進桂繫上層。謝和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蒐集了許多絕密情報。
但赫赫奇勛沒有能夠庇護謝和賡,早在1957年,謝和賡就被打成右派,送往東北勞改,差點死在勞改營--埋頭伐木的他被一棵大樹砸倒。幸好砸中他的只是樹梢,雖然腰部受傷,但畢竟揀回了一條性命。周恩來和董必武得知謝和賡的處境,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這才告別勞改營,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更是謝和賡的劫數--1967年7月1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一夥造反派乘坐汽車,揮舞著木棒鋼鞭,直撲香山狼見溝的謝和賡寓所,不由分說地將謝和賡和病臥在床的謝和賡夫人強行抓走,雙雙投進了秦城監獄。謝和賡夫婦被分別關押,彼此不知對方身在何處。
秦城囚徒中,一般都是妻子受丈夫株連,像謝和賡這樣丈夫受妻子株連的,確是罕見的一例。
謝和賡妻子何許人也?大名鼎鼎的王瑩,即當年在上海灘與江青爭演《賽金花》的紅影星王瑩是也! ?p>1942年,受周恩來委派,謝和賡、王瑩聯袂赴美。王瑩經常開展宣傳中國抗戰的演唱活動,以引起美國及全世界人民對中國抗戰的熱切關注;謝和賡則接辦了華僑報紙《紐約新報》,利用這個輿論陣地宣傳的方針政策。他們的國際統戰工作卓有成效,受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乃至羅斯福總統和夫人的高度評價。50年代歸國之後,本來非常活躍的王瑩卻一反常態地沉寂了下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歸國不久謝和賡就被打成了右派,王瑩多少要受影響,不好拋頭露面;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王瑩太瞭解江青的為人。文革爆發之初,江青沒費多大力氣,就查到了王瑩夫婦的蹤跡,一聲令下,便夫妻雙雙進秦城。謝和賡本來就是「右派」,給他定罪自是易如反掌;要給王瑩定罪也不難---她在美國呆了十多年,管她實際上受誰的指派去美國、管她實際上在美國幹什麼,於是,「美國特務」、「叛徒」等一個個罪名泰山壓頂般地落到了王瑩的頭上。
和其他受害者一樣,謝和賡在秦城備受摧殘,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不久他就兩耳失聰,不能言語。終日呆呆地望著囚室那高高的小窗,無聲地念叨著王瑩的名字。他不知道,王瑩比他的遭遇更慘。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和王瑩的情況,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剛剛恢復自由的謝和賡,迫不及待地要帶上妻子回家,醫護人員給他的卻是一張寫著王瑩囚號「6742」的死亡通知單。巨大的精神打擊使這個堅強的漢子再也撐不住了,他眼前一黑,當即暈倒在地,人事不省。醫生馬上進行緊急搶救,仍然無效。後經醫院專家診斷告知:謝和賡已因喪失思維能力而成了精神上的廢人。當他被當年住在狼見溝的鄉親們接回去之後,已經不會說話,不會哭笑,他能做的只是成天目光呆滯地看著他和王瑩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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