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架离会场。（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9月初，甘肃官场出现一次颇为罕见的人事变动，既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中央委员的孔绍逊，从北京直接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一步跨入正省部级序列，还被列为二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之一。评论人士王友群撰文《架走胡锦涛的人为何被提拔重用？》，分析这种“破格提拔”背后的逻辑，归纳出三个原因。而把这三个原因摊开来看，会发现它们其实构成了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老套路，贴身之人在权斗关键一击中立功，随后火箭式上位。
一、二十大架人事件
2022年二十大闭幕式那一幕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的画面，经法新社、美联社等媒体镜头传遍世界。据画面，胡锦涛当时想看一份文件，遭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阻拦，胡坚持要看，双方僵持不下，习近平察觉后示意身边的孔绍逊去处理，孔随即联系了一名工作人员架起胡锦涛的手臂，孔则在一旁做出“请离”的姿势，最终两人一起把胡带出了会场。王友群推测，这背后可能牵涉到胡锦涛对二十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不满——同批出生于1955年的官员中，李克强、汪洋未获连任，而王沪宁、蔡奇等人却留任，胡或对此有异议，习近平不会容忍任何人质疑自己主导的人事安排，这一幕某种程度上也是“杀鸡儆猴”。孔绍逊正是在这个时刻被点将、并迅速办妥了事情，这让他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也被视为在关键时刻证明了自己“很可靠”。
这个场景其实有一个几乎对号入座的历史前例，那就是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行动，而汪东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据公开记载，早在10月2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便已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商议动手时机，叶剑英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认定“四人帮”不除党和国家便没有出路，汪东兴当场表态支持。此后两天，10月4日、5日，汪东兴亲自带队勘查了行动地点怀仁堂的会场及各出入口、停车场，反复检查部署，并制订了多套应急预案，同时从中央警卫局机关的局、处、科级干部以及八三四一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组建了分别针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五人的行动小分队。这意味着，抓捕行动能否顺利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汪东兴掌控的警卫系统是否听命、是否可靠。
10月6日当天，汪东兴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名义，向政治局常委发出通知，称华国锋将于当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议题对外只说是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和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实际是抓捕行动的掩护。当晚，汪东兴6点30分抵达怀仁堂，指示司机把车隐蔽停放，随后6点40分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在会场各就各位；因为汪东兴当时并非政治局常委，他没有坐在会议桌前，而是和警卫人员一起躲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据他本人后来回忆，在布置完行动后，曾有下属问万一有人开枪该怎么办，汪东兴明确答复，如果对方开枪，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不用负责。当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陆续抵达会场后，被汪东兴部署的人员分别控制，随后华国锋宣布对四人实施“隔离审查”；整个行动不到一小时，没有开一枪、没有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瓦解了“四人帮”，为持续十年的文革画下句点。
事成之后，汪东兴的回报也来得很快：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举跃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也有说法提到，这背后其实是华国锋与汪东兴私下有过交易，事成之后由华出面，把汪扶上党的副主席位置，作为对他效忠的兑现。
把这段拿来对照孔绍逊的故事，会发现二者的相似度相当高：长期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做警卫、秘书性工作的“自己人”，在权力交接的临门一脚，被委以处置对方（无论是“四人帮”还是胡锦涛）的具体执行任务；行动干净利落地办成之后，又都在极短时间内被破格提拔，直接跃入本来资历上搆不到的层级。汪东兴与孔绍逊之间隔着近半个世纪，角色设定却几乎是同一个模具刻出来的，可见“架人立功”这套剧本，反复被复制。
要说这种“政变站队红利”的模式，更远的历史上也有。比如说1861年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䜣扳倒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之后，参与其事、站队正确的官员大多迅速加官进爵，奕譞（后来的醇亲王）地位骤升，文祥等人也自此进入权力核心，“一次站对，终身受益”。
二、中办16年：被安插在西北的眼线
王友群提到孔绍逊的履历：196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早年在宁夏做了多年秘书工作，2010年调入中央办公厅，一待将近16年，历经令计划、栗战书、丁薛祥、蔡奇四任中办主任。他特别指出，孔绍逊与令计划共事时间最短，且在令计划案发后似乎全身而退；而与栗战书、丁薛祥、蔡奇，这三位公认的习近平亲信一起共事的时间都不短，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王友群由此推断，孔绍逊长期担任秘书角色，练就了“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本事，如今调任西北边陲的甘肃，很可能被中南海视为一双安插在地方、随时汇报官场动态的眼线。
三、政治忠诚压过从政资历
王友群文中着墨最多的一点，是孔绍逊的提拔体现了习近平用人“政治忠诚优先于专业资历”的逻辑。
孔绍逊没有做过任何一级地方政府的正职——乡镇长、县长、市长都没当过，更别提主掌国务院系统的部委。他却要空降接掌一个省的经济社会事务，这在从政经验上是明显的短板。将此与李强、蔡奇的仕途做对比的话，李强在没有做过国务院副总理或部委正职的情况下，因在上海封城期间坚决执行“清零政策”而被破格拔擢为政治局常委、继而出任总理；蔡奇在还不是中央委员的身份下，被直接任命为北京市长、市委书记，两年后又连跳三级进入政治局。可以说，只要被认定“政治上可靠”，履历上的缺口在习近平的用人标准里几乎不构成障碍。
四、火箭式蹿升 然后呢？
王友群文章最后提到一个对照案例：曾被习近平一次性连升三级、直接空降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任职仅两年半便“被失踪”，之后以“忠诚失节”等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
历史上曾有1457年明代“夺门之变”。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助明英宗复辟成功，事后骤然封爵拜相、权倾一时。但是这个剧本的“下半场”不是很妙，三人此后陆续因争权、谋逆嫌疑被杀或抄家，几乎没有一个善终。是否，靠单次效忠行动瞬间上位的人，往往缺乏真正的从政根基和自身班底，一旦权力格局生变，摔得也最快？事实上，汪东兴晚年也被边缘化了。
这些各自时代里“一步登天”的样本，和他们后来的轨迹，或许也提醒着官场里“火箭式上位”背后共同的风险：地基不够塌得可能快？至于孔绍逊最终会走向哪一半剧本，现在还无法下结论，历史暂时还没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