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中国首富许家印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图片来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表面上看，许家印（恒大集团，房地产巨头）与赖昌星（远华集团，走私大王）两人在业务领域与活跃年代上并无直接的交集。赖昌星叱咤风云于1990年代末，而许家印的帝国崩塌则发生在习近平时代的今天。
然而，两人却有着极度惊人的“传承”关系：许家印的“恒大民族歌舞团”，本质上就是赖昌星厦门“红楼”的2.0升级版。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中共官僚体制最核心的软肋——用极致的权色交易与利益输送，绑架高层权力，换取千亿级别的特权绿灯。
神秘的“42楼会所”
2026年8月20日，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分别遭处88.2亿元及70亿元人民币的罚金。
随着红顶商人许家印的被捕，其奢华生活陆续也曝光，其中包括一支由200名年轻女性组成的“恒大歌舞团”。据传团中女性都与许家印有不正当关系。对于许家印与恒大歌舞团的女性真实关系，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恒大歌舞团的入选要求十分严苛，且许家印亲自参与招聘。有网友爆料，恒大歌舞团并不是纯粹性的表演，也为恒大的高层及“特定对象”提供“服务”。早有传闻称习近平也可能缴获了许家印手上的秘密录像，得以要胁中共高官，并推测习近平透过中纪委书记李希查抄了这些录像，借此掌握了大量官员的把柄，这些录像成为高层政治清洗、打击政敌的“利刃”。
盛传在深圳卓越后海中心总部大楼其第40至42层为高级会所，42楼为最高层的私密会所，非核心高层与特邀官员不得入内。
40层用于接待省市级领导，41层配备餐厅、茶室、KTV，而最高层的42楼则是极度私密的私人会所，由恒大内部人员严格把控门禁，连妻子丁玉梅进去后都“黑着脸出来”。
传闻指出，许家印在42楼会所招待中共权贵，并安排歌舞团成员作陪。公关触角直达北京中南海。据传多位银行行长、监管层高官及江派、团派甚至习派权贵，都曾是座上宾。
恒大总部的高级会所内布满监控，许家印手中掌握着大量足以引发政坛地震的“高官寻欢录影”，作为日后要挟、寻求政治保护或贷款便利的筹码。
专栏作家杜政等人分析，恒大总部42层就是升级版的“恒大红楼”，其运作逻辑与当年赖昌星在厦门“红楼”利用录像要挟官员如出一辙。
赖昌星远华案也是中共高层派系斗争、权钱交易的缩影。(图片来源:KIM STALLKNECHT/AFP/Getty Images)
赖昌星的七层红楼
什么是“红楼”？那就得从赖昌星、红楼、当年的特大走私远华案说起。
表面上，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早已在2012年随着主犯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尘埃落定。然而，作为深谙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内幕观察者，这宗建政以来涉案金额最高（高达530亿元人民币）、牵涉官员最多的“第一经济大案”，其背后的水深远超官方通报。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走私案，更是中共高层派系斗争、权钱交易的缩影。
厦门光华路2号的“红楼”是远华集团的总部，一幢七层小楼，它的外墙是红色的，当地人都管它叫红楼。当年，这里曾经是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在红楼进进出出的人大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例如；地方海关、公安系统、省部级官员（如福建省委高层）。
1996年，赖昌星投入上亿元兴建了红楼。这幢外表土气的七层小楼，里面富丽堂皇。一楼是接待大厅，进入红楼的每个楼层都有专人引导。最显眼处是“红运当头”四个大字。
二楼是餐厅。为了招待客人，赖昌星不但四处蒐罗好酒，还从香港高薪聘请厨艺精湛的厨师亲自掌勺。
三楼是桑拿浴房。酒足饭饱后，客人可以到这里来“放松放松”，数十名年轻貌美的小姐在这里提供“服务”。
四楼是歌舞厅。所有设备都采用国际名牌，制造出一流的音响和灯光效果，舞池供人尽情欢娱。
五楼是客房。如果在楼下按摩桑拿、兴歌起舞后仍然意犹未尽的客人，可以在这装修豪华的客房里享受下一步的服务。
六楼是总统套房。这里装修得更加豪华。这是为那些更重要的客人准备的。对于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客人，赖昌星会直接把小姐安排到套房里。
七楼是赖昌星的办公室。赖昌星与很多人的权钱交易都在这里完成。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从一楼到七楼，享受完了服务，就不可避免的要为赖昌星的走私活动提供服务了。
住酒店不太方便
杨前线，1995年任厦门海关关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关长。1993年，杨前线与赖昌星结识，在杨当上厦门海关关长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红楼的贵宾。
杨前线说，他跟赖昌星应该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只要进了红楼，全部的费用都是赖昌星支付。赖昌星为客人支付的费用名目数量繁多，仅红楼小姐的小费一项每天就以万计。
1995年，一个名叫周兵的女人在赖昌星的精心安排之下出现在杨前线的生活里。
杨前线说：“最早(两人幽会)的时候是在酒店，在酒店有时候熟人也多，被人看见不太合适，我就问赖昌星有没有房子，住酒店不太方便。”
为了方便两人恣情纵欲，赖昌星给他们提供了价值130多万元的花园别墅，并出巨资进行装修。
原厦门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赵克明，早已习惯了众多开发商的巴结和贿赂，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把赖昌星放在眼里。
赵克明说：“第一次我进红楼，好多人在那儿吃饭，吃完饭他就单独跟我在一块儿坐，一下子拿出一袋子钱给我，我觉得这种人格调很低，手段那么……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
当赖昌星得知赵克明十分“好色”后，把赵克明约到红楼。红楼的小姐让赵克明乐不思蜀。从此，他频繁出入红楼，成了红楼的常客。
赵克明说：“他只是没有办法，用女人来跟我做一种沟通，我是因为盛情难却。”
罗干暗示董文华
远华案案发后，赖昌星请求董文华走后门去给罗干送申诉材料。罗干暗示董文华与他上床作为回报，董文华未从。后来，罗干借赖昌星案对董打击报复。
作为曾红极一时的“军旅歌手”，董文华在2000年从人们的视野中突然消失。
由于远华案的特殊性和赖昌星的外逃，董文华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其中以黄色和绯闻为主。
2007年，周永康接替罗干的位置，当上政法委书记。此时有单位邀请6年没有发声的董文华出来演唱，但政法委发话“不许董文华出来招摇”，董因此又被封杀。
消灭证据
“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到案发时，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
尽管这起走私案当年在港澳炒翻了天，但中共媒体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报》的一个角落披露。2000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开始大篇幅报导，这起案件开始受到国际关注。
1999年3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接到一封匿名信，举报厦门市远华集团大规模走私详情，其中含有详细的人证物证。朱镕基当时表示：“不管清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对不讲情面。”江泽民也表示：“不论是谁，都决不手软。”但不久，专案组发现，案件跟江泽民身边的贾廷安、贾庆林有关联密切，江泽民立场马上改变。
2000年，纪检、海关、公、检、法、金融、税务等部门协同办案，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2001年7月还没有结案时，就已有几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一个世纪大案，在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就枪毙十几个从犯，事实上是杀人灭口，把证据消灭，让“远华案”成为结不了的悬案。
红楼牵扯到的大老虎
赖昌星透露，他和江泽民5个秘书中的3个都很熟，包括“大秘”贾廷安。贾廷安是江当总书记时的办公厅主任。从江在电子工业部时，他就担任江的秘书。1985年，跟随江从北京到上海。1989年，又随江到北京。
2004年，江把贾廷安调升军委办主任，将贾廷安从上校直接擢升为中将。军委委员们提出，贾的行政级别也就是司局级，军衔是上校，这样做底下会造反。江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军委讨论时又被搁置。可见贾是江的心腹。
赖昌星对《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说，“他（江泽民）本来也知道我是他秘书的好朋友。”
远华案中牵涉到的另一个主角是江的亲信贾庆林。
贾庆林生于1940年，因为与江泽民同具第一机械部工作经历，后来随着江泽民当上中共总书记，仕途水涨船高。
江泽民斗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后，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被江提拔到北京当市长。2003年，国务院审计署爆出了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的特大经济丑闻。
该报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决定，投资20亿元，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至1997年初，已超支12亿元。而1993年至1997年，贾庆林在福建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内，挪用和侵吞建造长乐机场建设费用。经查证，其中12.8亿元，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给高干搞福利或下落不明。
审计署查证：借建机场挪用、侵吞的资金，部分是兴建和购买了570多幢豪华别墅，分布在福州，厦门，珠海、大连、青岛、无锡、杭州、北京等地，被230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当时，这一报告送江泽民审阅时，江泽民批示：类似长乐机场情况，比较普遍。之后便退回给国务院了。
贾庆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的妻子林幼芳在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任党委书记。林与远华撇不清关系，有严重贪腐行为。
为此，2000年江泽民让贾庆林与她离婚，用来表明贾跟林幼芳“划清界线”。林幼芳澄清指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家在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当然林幼芳是在装傻，福建人都说，林幼芳负责福建的外贸，不认识福建的第一大进出口大富户，只有傻瓜才相信。
2003年十届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被江泽民内定为十届政协主席的贾庆林，以健康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请辞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被江泽民严词拒绝。江说：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见江泽民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犯罪没有披露出来。江利用贾，贾保护江，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可见一斑。
尽管江泽民把贾庆林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但远华案始终是贾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当时正值中共高层聚集北戴河召开会议，商讨十八大人事权力分配。赖昌星回国，对贾庆林打击最大，贾因此放弃了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发言权。
黑吃黑
可以说赖昌星之所以能建立如此庞大的走私帝国，背后的核心保护伞直指江泽民派系。当年赖昌星得以从容转移资金并在1999年顺利逃往加拿大，也是因为得到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以及江泽民大秘贾廷安的暗中庇护与提前通风报信。
而赖昌星在2011年被成功遣返，时间点也极为微妙。当时正值江泽民频传“死讯”及健康恶化的时期，胡锦涛与温家宝趁江派势弱，以极大政治代价将赖引渡回国，实则是为了握有打击贾庆林等江派残余势力的筹码，为随后的权力交接清理障碍。
据《香港01》与《美国之音》等媒体披露，赖昌星曾在狱中多次提出申诉，甚至写信给前总理朱镕基及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控诉其被没收的数百亿财产“至今含糊不清”，甚至怀疑遭厦门海关及地方官员贱卖与私吞。他拒绝为这笔糊涂帐背锅，也因此导致他迟迟无法符合“认罪伏法”的标准而获得减刑。
2018年9月，网络一度疯传赖昌星已在狱中因“心肌梗塞”猝死。虽然中共官方随后辟谣，但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他的大哥赖水强，当年就是在狱中突发心脏病身亡。许多党内观察家认为，赖昌星掌握太多高层机密，随时面临“被灭口”的风险。
为何在习近平高喊“反腐”的十年间，许家印依然能靠着“歌舞团”模式将债务滚到惊人的2万亿人民币？说到底，中国的超级富豪本质上都是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许家印养着这支奢华的歌舞团，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替背后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大佬“服务”与“洗钱”。当派系斗争（如习近平清洗江派或团派金脉）需要时，这些富豪就会像当年的赖昌星一样，被当作政治筹码抛弃。
赖昌星案也揭示了中共体制内“警匪一家”的本质。赖昌星在狱中喊冤财产被吞，正是中共官场“黑吃黑”的典型体现——打击走私的官员，往往藉着没收资产的机会中饱私囊，形成新的贪腐利益集团。
表面上看赖昌星靠的是“走私漏税”挖国家墙角，而许家印靠的是“金融杠杆”掏空国有银行与百姓钱包。然而，没有高层政要的默许与分赃，这两种违法行为都不可能做到千亿规模。换言之，无论是红楼还是歌舞团，在在都证明了在缺乏法治监督的极权专制体制下，资本家只能透过依附权力来获得财富的暂时安全。而今许家印与赖昌星的下场，恰恰是戳破了所谓“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假象；当繁华落尽，中国社会看似强大的经济到头来仍是权力主导一切的权贵资本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