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政协开幕式上，一名服务人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倒茶。(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8日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布局2027年二十一大连任。由于当局以反腐为名的整肃还在加剧，大批高官落马，需要补缺，同时高级官员队伍极其老化，习近平将不得不提升年轻一辈的官员。
但近期中共官场出现的异常动向显示，习近平对备选的新人并不信任，特别是年轻干部群体整体受到压制，甚至习近平还亲自树立了一些“好奴才”的标竿。
“用人唯熟”破产
有关中共现任高层官员老化、年轻正部级高官寥寥无几的现象，已有不少讨论。
《经济学人》今年3月发表《中国的领导层即将动摇》一文，援引研究小组“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分析表示，中共的领导层正在全面变得更加老化。中央委员会过去有许多40多岁和50岁出头的正式成员，但现在最年轻的也大约56岁。根据“佳富龙洲”汇编的资料，省级党委也越来越老，年龄现在集中在50多岁。
目前中共最年轻的70后正部级高官是山西省省长卢东亮（1973年12月出生），其他几人都出生于1970年代，包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中、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江苏省长刘小涛、浙江省长刘捷、广西区政府主席韦韬。
习近平过去一直“用人唯熟”（因为种种因缘和他有过良好交往记录的人），形成了他认为可靠的习家军。但习近平的“熟人”心腹近年也纷纷落马，如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新疆书记马兴瑞，还有习赏识并破格提拔的外交部部长秦刚，甚至习的发小、太子党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跟随习多年的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
尽管“熟人政治”破产，由于习近平对于未知的恐惧，对陌生人的猜疑，下届整个政治局，应该还是老面孔居多。但与习同年代出生者（1950年代生人），可能不得不退场了，特别是老资格的赵乐际、王沪宁、李希、王毅、何立峰等。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正部级、副部级、厅局级，这是支撑体制核心运作的层级。这些级别的官员，还无法摆脱体制性的退休年限，除了正常退休的，还有一大批落马的。当局必然要大量晋升年轻一代的干部以补缺，否则人事青黄不接，会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加剧体制僵化和统治危机。
新上来的人，可能是原来习家军各派争先推荐上来的，也有习自己钦点的部分。
无论如何，年迈的习近平，接下来如果顺利连任，将以隔代年龄差的权力格局，面对一个与他没有过往交集的官员群体实行独裁统治。
但正当需要年轻干部之时，当局却频频放风，向这个群体施压。
年轻干部受压制
中共官方正在推动一场运动，名义上是响应习近平所谓的“正确政绩观”。
《人民日报》9月2日刊发署名文章说，近年来，一大批年轻官员走上不同岗位，由于工作时间不长、缺乏基层历练和实践经验，行事急于求成、遇事拈轻怕重。
文章批评年轻官员“向上看”多于“向下看”，重显绩轻潜绩；热衷于搞见效快的短期项目，把“快出成绩”当作目标，好大喜功。文章声称，这属于“政绩观错位失衡”，还搬出习近平早年在陕西梁家河当知青时的经历，要求年轻官员向习近平学习。
说到好大喜功，似乎更应批习近平，习上台后大兴土木，力推雄安新区、平陆运河、海南自贸港、雅下大电站等大项目，还重启胡温时期搁置的虎跳峡水电站，其好大喜功，堪比隋炀帝。
至于官媒近年不时搬出习少时的吃苦经历让年轻人学习，也是一种高级黑的宣传手法。
因为父亲习仲勋被打倒，习近平曾在文革中直接受害，他当年在梁家河当知青时吃尽苦头，种地、拉煤、挑粪，什么苦工都做过。但他后来声称是“自找苦吃”。
“自找苦吃”与“自讨苦吃”是近义词，本意是用来形容某人自找麻烦、自作自受。不知习这样用词是有意自嘲，还是没文化之故，因为本可以用正面的“刻苦耐劳”去形容。
习近平是个不折不扣的毛主义者，他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中共强制灌输的红色价值观，并留下深刻印记。近年他那些僵化的思想，却被官方包装为“习近平思想”，全世界兜售。
毕竟时代不同，人的思维不同，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到00后，因为客观条件不同，一般不像过去的中国人那样能吃苦，也更容易躺平、逆反。
与此同时，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较为开放，对习近平左转、封闭、开倒车的政策非常牴触。大学生不愿上思想政治课，非常普遍。
有人对比过现在年轻人与文革一代，是两个极端。文革一代强调服从大局、抹灭个性，而80后、90后、00后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个体主义、自我实现、悦己至上。
习近平思想理论虽然被塞进校园，但到底谁会真心学习？许多人即便被洗脑洗成了小粉红，一旦明白了真相，发现共产党满口谎言，就会痛恨中共。这样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担心年轻干部思想不容易操控，中共官方媒体去年就开始放风压制年轻干部了。
2025年8月8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发《年轻干部培养需“文火慢炖”》一文，批评许多地方对干部年轻化的“急于求成”，声称年轻干部培养需“文火慢炖”。
2025年8月13日，该报又发文《严防年轻干部“起步就跌倒”》，以湖北沙洋县的做法为例，强调要管住年轻干部“八小时外”，将监控触角延伸至干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今年2月2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尹弘在该省纪委全会上称，要“加大对年轻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这些风向当然和习近平本人的顾忌有关，早在2023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过往讲话中，习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外界认为这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所以孙政才被打下马，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
笔者此前在《上报》介绍过，中共对于干部选拔，一直有严格的政审制度，防范政治上不够忠诚者上位，担心他们在关键时刻令政权倾覆，防范的重点是“六四一代”的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过去十年，在升迁方面，中组部对这道政审有所加严。
习近平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负面。他当时以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身分，下令阻止温州学生到福建串连，事后更要求公安深入清查。这不只是他为了向上表忠所为，也与他个人形成的极端顽固的维稳思维有关。
今年8月中旬，中共当局为江泽民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习近平在讲话中不断提到江泽民靠支持镇压八九六四上位的角色，再次表明了习的态度。
“六四一代”对当局屠杀“六四”学生的真相是有记忆的，只是在高压下没表露出来。所以习宁愿在经过深度洗脑的下一代人（“80后”）中找人接班。但2022年爆发“白纸运动”，比“80后”更年轻的抗议者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令习崩溃。由此他不得不妥协，终止了制造人道灾难的封控防疫政策。
但80后尚且如此，习近平还控制得了90后、00后吗？所谓的红色江山，可能不等习老死，一夜之间就变色。
“有用的奴才”是这样的
显然，习虽保不了中共的未来，却仍极力想保住他下一任期内的政权稳固。在布局二十一大人事中，近期他自己亲手立了一些年轻干部“忠诚的标竿”，笔者称之为“有用的奴才”。
习首先在正部级高官中钦点了70后高官。
8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上海市、甘肃省两地政府一把手的变动，预定上任的上海市长朱忠明、甘肃省长孔绍逊，都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
孔绍逊1969年2月生，算是准70后，他此前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孔绍逊曾听命习近平，指挥工作人员将胡锦涛架离会场。而外界透过现场视频，普遍认为，当时胡锦涛不满人事安排，要查看桌上的相关文件，引发习的不满，胡很不情愿地被架走。高层换届的结果是，团派被团灭，李克强与汪洋裸退，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
在习近平的眼中，孔绍逊是立了功的。
9月2日，就任甘肃省代省长的孔绍逊在官方会议上表态：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维护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口号。
此前官媒要求年轻官员重视“显绩”和“潜绩”，这两个词来自于习的言论。显绩就是看得见的工作成果，潜绩更像是干些脏活，是不见得光的任务。比如孔绍逊在二十大会场架走胡锦涛，官方后来就放风说胡是因身体不适而到房间休息，掩盖了权力斗争的因素。
新上海市长朱忠明，生于1972年，浙江海宁人，是曾任浙江省长李强的旧部。
朱忠明是全国第二年轻70后正部级高官（仅次于卢东亮），但由于所任职的上海是中国内地最大经济与金融中心，他被一些媒体认为是70后高官的领头羊。
朱忠明获破格提升，内在的逻辑当然就是他是李强的人。这样的选人规则，再次突显了两点，一是对习本人的忠诚，二是对“熟人”的信任（包括隔代“熟人”的信任），但这两者都是不可靠的，习近平此前用人的失败已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中共省部级的晋升路径过去有稳定的非正式规矩：直辖市市长、重要省份省长这个位置，一般得是中央委员，最次也得是候补委员，现在完全改写了，全凭最高层的喜好，看谁与上边的关系好。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向淘汰。
其实，现在操盘二十一大人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因为是习的亲信，当年就是这样破格提拔上来的。2017年10月25日，时年61岁的蔡奇在中共十九大进入政治局，他本来既不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
要说习给年轻干部立下“好奴才”的标竿，还有一个更露骨的例子。
8月31日，中共人民日报社官网显示，杜尚泽已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杜尚泽成为全中国首名“80后”副部级官员。
杜尚泽1981年10月出生于山东滕州，2004年入职人民日报社，先后在国内政治部、办公厅、国际部、新闻协调部等多个部门工作。后任人民日报社北京分社社长。2025年8月升为人民日报社编委兼政治文化部主任。
她长期担任高级记者及社派采访中央新闻记者，习近平上任后，作为御用记者长期跟踪报导习近平的活动。包括在2020年凭《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一文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他却声称“我将无我”，这当然是一个黑色笑话。习就像后世对隋炀帝的评价“言则尧舜，行则桀纣”一样，口是心非，极端自私，心中没有他人。一个显见的例子，是三年新冠疫情中，习近平强推动态清零，说什么生命至上，结果却是制造人道灾难。
杜尚泽因“捧习”而升官，可能就是习近平直接钦点，或是习的身边红人、掌管人事和宣传的蔡奇所推荐。而这样的吹鼓手式文人上位，给官场释放的信号非常直白——年轻的官员，要对习如此表现，才能获破格提升。
习走在“崇祯之路”上
在当下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中共官场能上位的都只能是投机者，如果没有直系习家军推荐，他们得靠自己花更大的代价，做更大的投机。就像杜尚泽，必须把令旁人感到恶心的事做得格外出格，才能获得中共最高层的青睐。
中共领导人无德，过去所说的用人“德才兼备”的德，已异化为奴性、政治忠诚，并且标准随领导人的喜好来变化。对于习身边的官员来说，是伴君如伴虎，对于下边的官员，则会无所适从。
这样的效忠机制培养出来的官员队伍，将进一步变得无能，一切唯上，溜须拍马，奴性十足，但同时很会弄权，如同当今中南海红人蔡奇。而用人强调政治忠诚而非专业性，这样的官员队伍本身就具有忠诚的“虚假性”与机会主义色彩，官方批评的所谓“两面人”，其实是这套体制制造出来的。
更进一步的危险是，由于长期习惯于“听话”和看上面脸色行事，官员失去了自主决策和临机应变的能力。地方和下级官员会因害怕犯政治错误而选择“躺平”或无所作为。一旦政权遇突发终极危机，他们便会作鸟兽散。
1991年“八一九事件”及随后苏共解散时，拥有近两千万党员的庞大官僚队伍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抵抗，瞬间分崩离析。这个前例其实是习近平自己念念不忘的，他曾发出亡党慨叹：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另一个例子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猜忌有才干的大臣，频繁用政治手段清洗官员，导致满朝文武只求自保。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百官不仅没有殉国，反而排队迎接新主。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时留下遗言：“诸臣误朕。”
崇祯亡国这个例子是习近平的禁忌，因为他太像崇祯了。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的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于2023年10月中旬在中国大陆被全面下架并禁售。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