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之议，存亡一线，不容暂缓。于是寇凖的强脾气又上来了......(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自宋真宗即位之初，辽人就开始利兵秣马，积极备战，从咸平二年开始，就连年南下侵宋。如此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时，于是，咸平五年五月寇凖被调回京师，权知开封府，第二年又迁兵部侍郎，任三司使。不过，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正如朝廷内外人们所议论的，寇准此次回京，还将被大用。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景德元年（1004年），宰相李沆去世。中书不可一日无宰相，所以，寇凖拜相之事就被提上日程。
不过，宋真宗在擢用寇凖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他担心寇凖刚直，不能独任，于是决定再选一位宿德之人与寇凖一起做宰相。所谓宿德之人，也就是大德长者，德高望重之人。真宗皇帝心中的宿德之人是毕士安。毕士安是太宗朝的老臣，在太宗时就以人品好而受到大家的尊敬。真宗也想再听听毕士安的意见。他问毕士安，你觉得谁还可以与你一起做宰相，结果毕士安推荐的人选正是寇凖：“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这样的评价，令宋真宗心里踏实了一些，因为他听到的更多关于寇准的描述都是说他好刚使气云云——而这大概也是宋真宗在擢用寇凖的问题上唯一的顾虑了。于是，毕士安开解道“凖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又结合当前的危局，提醒真宗“北戎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就这样，宋真宗的顾虑被打消，于是在景德元年八月，以参知政事吏部侍郎毕士安、与三司使兵部侍郎寇准并平章事，也就是一同任命为宰相。
寇凖以宰相身份重回中书，也走到了宋辽战争的关键时刻。
时年九月，朝廷累得边奏，辽人即将南侵，宋真宗也表现出了御敌的决心，他对辅臣们说“朕当亲征决胜”并且让大家讨论具体出发时间。对此，寇准立即表示：“进发之期，不可稽缓。”意思是亲征行动，越快越好。但是，到了第二个月，闰九月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契丹国主与其母萧太后举国南下，攻势甚猛，深入宋境，一种危机感开始在朝堂中蔓延。这时，只有寇凖依然态度鲜明的力主亲征，而宋真宗这边却迟迟没有了回应。
如何让真宗早日亲征呢，寇凖自有他的应对。当时前线战报“一夕五至”，万分紧急，寇准却全部按下不报，谈笑自若。直到第二天，有大臣奏报军情，真宗闻报“大骇”，寇准这才从容奏道“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尔”，于是再提亲征之议，请宋真宗驻跸澶州。
此时的朝堂，人心惶惶，同列大臣，一片沉默，没有人敢支持寇准，而真宗皇帝也没了主意，竟站起身来，打算回宫。这一幕，在寇凖看来，很是熟悉。当年寇凖议事惹怒太宗，太宗皇帝转身要回宫，寇凖竟牵住太宗的衣襟，强留他坐下听断。如今真宗也要回宫，可是亲征之议，存亡一线，不容暂缓。于是寇凖的强脾气又上来了，他高声说道：“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语气中透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而真宗皇帝也似乎受到了感染，居然两腿似有千斤重，竟无法挪动一步，只得重新坐下，命羣臣再议亲征之事，拿出具体方略来。
由于辽师还在深入宋境，群臣对亲征之事意见不一，更有一派人主张离京避祸。当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是南方人，劝真宗去金陵，枢密院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劝真宗去成都。真宗又去问寇准。寇准心下知道这是王钦若和陈尧叟的主意，却装做不知，故意放出一段狠话来“不知谁为陛下划此二策？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寇凖未必真要取二人性命，但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避祸论的深恶痛绝。
最后，宋真宗还是采纳了寇准的建议，决定亲征，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车驾从汴京出发，二十二日，到达韦城。韦城离澶州已经不远，但宋真宗再次迟疑。原因是一个月前，真宗就诏北面都部署王超南下接应，但不知何故，王超大军并未如期出现，这样的变数显然不在之前的规划中，于是避祸论再起，真宗也开始犹豫。寇凖忧心如焚，力劝真宗说：“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
寇凖所言再明白不过，但宋真宗还是不能决断。寇准只好先退了出来，一抬头看见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上前对高琼说：“太尉受国恩，何以报？”高琼回答：“琼武人，愿效死。”这样的回答，是一种心照不宣，是一种生死讬付。于是寇准拉上高琼，二人一起来见真宗。寇准说：陛下不相信我的话，您可以问高琼。高琼慷慨陈词：“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真宗闻言，又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士卫王应昌。王应昌马上说：“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勇气是有感召力的，宋真宗受到鼓舞，再次坚定了信心，第二日清晨，车驾起程，继续向澶州进发。
就这样，宋真宗终于在二十六日到达澶州。澶州有南城和北城之分，两城之间一河相隔，河上有桥。当时辽军就在北城之外，而这个时候，宋真宗再次遇到艰难抉择。有人提出，北城太危险了，皇帝就在南城驻跸好了，不要再前进了。这些话不无道理，毕竟，宋真宗已经站在澶州城的地界内了，北宋朝野也都知道皇帝御驾亲征了，如果就止步在此，似乎也算说的过去了。
此时，离最终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车驾停了下来，连空气也都凝固了下来，又是寇准，再一次打破沉默，拼死力争：陛下不过河，就会人心动摇，也不能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高琼见势，也顾不得许多，直言：“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如丧考妣”多是形容天子驾崩时百姓哀痛之情的，这样粗陋，且大不敬的话，是在场的文臣们不能容忍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马上厉声呵斥高琼，高琼愤怒回怼：“现在大敌当前，您还在这以有失礼数来责怪我，您靠写文章做了两府高官，现在何不赋诗一首，赋退敌兵呢。”
接着，高琼撇下冯拯，指挥军士继续向北城前进，一直走到河边，再往前，一旦过了桥，就是北城了。可直到此时，真宗本人还没有表态，推辇的军士们不敢继续前进，队伍就在河边停了下来。
高琼见状，情急之下，直接冲了过来，拼命抽打着推辇的军士，一边厉声呵道：“还不快走！今已至此，尚何疑焉！”这一声断喝，真宗皇帝方才醒悟，随即下令前进，一直登上北城。当时城楼上树起黄龙旗，诸军远近望见皇帝御盖，都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人心鼓舞，气势百倍。历史证明，宋真宗几经动摇最终登上北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宋军这边是倍受鼓舞，踊跃欢呼，而辽军一方，则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没过多久，双方就缔结和约，史称澶渊之盟，为宋辽换来了百年和平。
回想这一路走来，真宗几经犹豫，但终究没有退缩，做了他这一生最重大，也是最正确的一个抉择。而真宗的每一次决择，其实也是寇凖在做决择，是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去做一个忠君报国之人，还是怀私自保去人云亦云，而历史也给了寇凖极高的评价，正如宋世名臣范仲淹所说：“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