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图片来源：Ilona/stock.adobe.com）
昔日上海世博会贵州馆90%展品由其提供、“国礼”级民族手工艺的缔造者——付国艳和她苦心经营37年的黔粹行，正走向悲壮的终点。
“我们曾以百年老店为目标而努力，37年来克服了非典、经济危机、疫情等重重困难。”黔粹行一老员工苦笑道，“但是，贵州监委却只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其毁灭。”
2024年11月，付国艳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赴海南养病时，被贵州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走。此后，付国艳被两次留置长达九个月，但纪委监委仍一无所获。付国艳被放出来时骨瘦如柴，精神恍惚。面对企业停摆，她拖着病体借钱从头再来。刚看到希望，却又于2026年4月再次失去自由。
这一次，贵阳往东三百公里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淫乱罪”对其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警察向律师出示贵州省纪监委第十监察室盖章的公函，上面写着“因案情特殊，不允许家属与律师会见”。
01 从蜡染小作坊到“国礼”品牌
付国艳出生于贵州安顺，这里素有“蜡染之乡”的美誉，安顺蜡染也被誉为“东方第一染”。
明代朱元璋“调北填南”后，随着安顺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不断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少数民族迁徙至此，其带来的蜡染技艺经过长期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
在安顺集镇开办的蜡染作坊和工厂中，帅家、付家、谭家规模较大，其中付家正是付国艳的祖上。
1988年，付国艳辞去令人羡慕的华侨友谊公司营业员工作，在贵阳小河租下一间民房，创办了一家蜡染小作坊，开始制作蜡染画和服装，并尝试在本地以及全国一些百货商场销售。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办，伴随着“中国风”潮流，民族服饰逐渐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街头巷尾，越来越多贵阳人开始穿着民族服饰，蜡染蝙蝠衫、扎染连衣裙一度成为时尚单品。
敏锐捕捉到市场变化的付国艳，与朋友合伙创办力全蜡染服装厂，这也成为黔粹行的前身。付国艳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们在贵阳市各大商场都有专柜。”
1993年，付国艳在贵阳创办了第一家蜡染服装店。随着消费者需求不断扩大，她开始拓展刺绣、土布、银饰等贵州特色民族商品。
1996年，付国艳正式创立黔粹行。彼时的黔粹行只有十几个工人、十多台缝纫机和一口大染缸，蜷缩在贵阳市小河区的一处简陋厂房中。
此后，黔粹行依靠诚信经营和长期积累，逐步从“前店后厂”的小店发展成为贵州品类最齐全的民族旅游商品企业之一，产品涵盖蜡染、刺绣、土布、银饰等多个领域。
鼎盛时期，黔粹行在贵阳瑞金北路拥有3000平方米的大卖场，分店超过10家，并在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线上旗舰店。
黔粹行研发的十余款民族手工艺品曾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知名人士，并获得王岐山、俞正声等认可；企业也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参观购物，成为国内外各界了解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2010年上海世博会，贵州馆90%以上展品由黔粹行提供。
黔粹行核心员工称，37年来，付国艳始终没有涉足矿产、土地等资源型项目，也没有依靠资源和权力寻租获利，而是坚守在民艺手工这一条发展缓慢、工艺繁复、利润微薄的道路上，尝试将最难标准化的传统手工艺实现规模化发展。
“我们深入苗乡培训村寨妇女手工技艺，合作的绣娘少则2000人，多则2万人，坚持现款收货，从没有给绣娘打过一张白条。”
据员工介绍，黔粹行的发展带动了上游600多家小微企业和手工作坊，37年来几近零投诉，收购农户及手艺人手工产品金额达5330多万元。30多年的老员工班师傅说：“在黔粹行上班很安心，从没迟发过工资。”
一路走来，黔粹行获得多项荣誉，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颁发的“爱心企业”、全国巾帼脱贫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贵州省第一批工业品牌培育企业、贵州省老字号，以及多年获评的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2019年，付国艳获国务院表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黔粹行已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名字，而是属于西南地区整个民族手工行业的重要一环，对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农村妇女创业增收，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促进中国传统民族手工业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蜡染（图片来源：LAYHONG/stock.adobe.com)
02 留置九个月，37年老字号陷入停摆
2024年11月25日，付国艳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安检登机时，贵州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将其带走。此前，付国艳已经查出肝部肿瘤和心肌梗塞。她曾在工作中突发昏迷，在对公司事务作出简单安排后，原本计划前往气候温暖的海南过冬养病。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随行的一名年轻女员工在机场茫然无助，哭着打电话联系付国艳家属。两天后，家属收到以贵州罗甸县监委名义送达的《留置通知书》。对于留置的具体原因却没有任何说明。家属和员工多次询问，办案人员均以“案情保密”为由回应。
付国艳被留置后，黔粹行生产经营基本停滞。核心员工称，黔粹行营业收入自202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每年约600-1000万元，但到2025年上半年，仅实现收入44万元，月均收入7万元，还不够支付企业办公的刚性支出。
“按照《监察法》规定，留置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这6个月里，没有一名员工离职，大家坚守岗位，努力维持企业运转。”据悉，全体员工主动降低工资，以减轻公司负担，期待付国艳留置结束后能够回归，企业重新恢复正常。
2025年5月26日，付国艳被留置满6个月，按说应该释放回家了。但家属和员工等来的并不是期盼已久的《解除留置通知书》，而是第二份《留置通知书》。这一次，“办案机关”从罗甸县监委变成了息烽县监委，但地点仍在贵州省纪监委留置点。
付国艳家属询问贵州省纪监委第十审查室，被办案人员告知第二次留置就是“无缝衔接”，不认就继续关。“他们强迫付国艳承认帮某领导藏匿了犯罪所得900万元。”
黔粹行员工问为何违反《监察法》再次留置付国艳，贵州省纪监委第十监察室韦振回复“你们觉得不合理该去哪投诉就去哪投诉”。
员工们又表示，企业支撑不下去了，马上面临倒闭，请他向领导汇报。韦振在黔粹行卖场高声呵斥：“付国艳是纪委调查，哪管得到你们企业（死活）！”
第二次留置以及办案人员的态度，让员工们感到企业看不到希望，也成为压垮黔粹行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5年6月，黔粹行在连续7个月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已经无力继续承担员工工资、房租、水电以及绣娘订单等费用。期间，不断有农户上门追讨款项，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经营。
经付国艳儿子（同时也是公司股东）与员工协商，黔粹行最终决定关闭，并开始善后工作：退租使用20多年的2000多平方米老店，整理打包库存物资（其中部分无偿捐赠给外省公益组织），结清供应商货款，并在遣散员工前为每名员工发放安置费。
不少员工主动提出少领取一些安置费，希望为付国艳留下部分资金，因为他们相信她回来后还需要生活。
2025年7月29日深夜，黔粹行门店已经空空荡荡。几名搬家公司工人开始拆卸门店牌匾——那块牌匾由黔粹行第一家门店的老木门制作而成，已经陪伴企业30多年。看到牌匾被取下的那一刻，老员工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抱在一起痛哭。
“随后，黔粹行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司关闭公告。一夜之间，文章阅读量超过2万，评论几乎都是惋惜和声援付国艳。”一核心员工称，几天后，时任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副主任、付国艳案件专案组组长夏伟找到企业员工，要求删除该公告以及网络上关于公司关闭的相关言论，并表示：“不要以为你们发这些，我拿你们没办法。”
8月25日，付国艳被留置9个月后，公司员工接到贵州省纪委电话，通知前往留置点接人。付国艳家属、公司员工及朋友十余人赶到现场。两个多小时后，付国艳在韦振等三名纪委工作人员陪同下走出留置点。
见到付国艳的那一刻，在场人员难掩悲痛：身高160厘米的付国艳瘦到70多斤，头发花白稀疏，精神恍惚，口齿不清，甚至需要他人搀扶才能行走。
付国艳称在留置期间遭遇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离开留置点后，其身体状况持续恶化，长期便血，而这一症状在留置期间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由于身体过度虚弱且存在心脏问题，她无法立即接受肠胃镜检查，只能先回家休养。
但即便如此，付国艳仍坚持重启黔粹行。身边人劝她暂缓恢复经营，她却表示放不下30多年的心血，也放不下那些跟随企业多年的员工。随后，她拖着病体向亲友借款。由于过去一年企业严重亏损，贷款困难重重，最终她抵押个人房产，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100多万元贷款，用于企业重建。
付国艳重新租赁门店，召回十余名老员工。大家在装修中的新店、工坊和仓库之间奔波，没有办公地点，就坐在毛坯房里的水泥袋上临时办公；为了节约成本，刷漆等简单装修工作也由员工完成。
员工们感慨，即便经历金融危机和疫情，黔粹行也从未像如今这样艰难。但大家依然抱有希望，因为“付国艳在，黔粹行就有希望”。
2026年4月17日，贵州省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夏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
付国艳家属称，在留置期间，夏伟曾多次威胁付国艳，如果不认罪认罚，就要留置其家人。在压力之下，付国艳最终违心承认了一些自己并未做过的事。
“夏伟被查消息公布后，省内外不少人为此关注。许多人原本以为，随着这一风波过去，付国艳终于能够走出阴影，黔粹行也可以重新恢复经营。”
03 再次被抓，莫名被控“聚众淫乱”
然而，新的变故再次发生。
2026年4月21日，夏伟被“官宣”落马的第四天，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人员韦振电话通知付国艳前往配合调查、补充口供。此时，黔粹行新店正处于筹备重新开业的关键阶段。
付国艳前往，却没想到再次与外界失联。次日，付国艳家属收到黔东南州岑巩县公安局出具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通知书显示，付国艳因“涉嫌聚众淫乱罪”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
家属注意到，该通知书存在多处疑点：没有注明指居地点、告知办案人员及联系方式，甚至日期也存在错误——付国艳实际于4月22日被采取指居措施，而通知书日期却显示为1月8日。
家属和员工称，黔粹行及付国艳此前从未在岑巩县开展业务，也没有任何生活往来。付国艳本人甚至从未到过这个偏僻的县城。
对此罪名，付国艳家属、员工、朋友，甚至部分顾客均表示吃惊。有员工表示，他们与付国艳朝夕相处多年，对其品行十分了解，称这一指控“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疑惑的是，此次指居措施究竟由谁主导，贵州省纪委监委与岑巩警方存在不同说法。付国艳亲属第一时间向省纪委监委询问情况，被告知：“此次不是纪委办案，与纪委无关，是公安局自己抓的人。”
随后，公司员工及律师先后前往岑巩县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警方表示，此案由贵州省纪委主导，他们只是奉命执行。
当律师询问“聚众淫乱罪”的相关证据时，其表示已签署保密协议，无法透露具体情况，并称该案没有具体办案人员，只有“联络员”。
律师提出会见付国艳的请求，但遭到岑巩县公安局“联络员”拒绝。对方称，纪委不同意律师会见，并向律师出示了一份盖有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印章的公函，内容显示因“案情特殊”，不允许律师和家属会见。
随后，辩护律师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岑巩县公安局向律师出示了一份付国艳手写的《关于自愿解除委托辩护律师的声明》。该声明主要内容包括：
1.解除对该律师的委托，拒绝该律师介入案件，不再聘请该律师担任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辩护人；2.拒绝该律师会见，也不同意该律师查阅、复制案卷材料；3.本人自行辩护，不委托律师辩护。
付国艳家属和律师认为，该声明中的大量法律专业表述，并非一名非法律专业人士能够自行完成，也并非付国艳真实意思表示。
6月1日，付国艳被指居50多天后，岑巩县公安局三名警察来到贵阳，找到公司员工张某等人，要求调取公司财务流水。张某等员工对此表示不解，认为既然调查的是“聚众淫乱罪”，何需调取公司财务流水？
警察回应称，目前调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已不再调查“聚众淫乱罪”。员工对此提出质疑：是否可以理解为“先抓人再找证据”？对方没有正面回应。
黔粹行的代理律师，北京中讯律师事务所李爱军认为，贵州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夏伟、韦振超期留置企业家，涉嫌违反《监察法》第43条规定；岑巩县公安局异地对付国艳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且付国艳在贵阳有固定住所、从未到过岑巩县，该措施不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家属及律师还认为，相关方面阻止律师会见的行为违反刑事诉讼相关规定以及2025年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
针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韦振涉嫌操控公安机关对付国艳采取指居措施，以及岑巩县公安局配合实施拘禁、限制律师会见等问题，企业及律师向贵州省相关监督部门提出控告。但相关监督部门对此或拖延处理，或未予答复。
律师韩某称，其曾致电岑巩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对方回复称，不对该事项进行监督，“因为有规定纪委办案都不管”，但对于“谁规定的”，对方未作说明。
04 罪行至今不明
付国艳被指居后又名义上被羁押于岑巩县看守所（家属称在哪里不知道），至今仍没有任何消息，罪行不明。据企业方面介绍，目前黔粹行已经停业停产，新店装修停止，员工再次解散，线上店铺也已关闭。
黔粹行门店曾是国内外游客了解贵州文化、购买贵州特色产品的重要窗口，接待过肯尼亚第一夫人、法国文化旅游部部长，以及美国、印度等国家大使团等重要来宾。黔粹行还曾与香港裕华国货、北京王府井百货等大型商业机构合作，将贵州山区的民族手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市场，为“黔货出山”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贵州文旅行业，提起黔粹行，几乎就是诚信和信誉的代表。这与它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付国艳密不可分。”员工称，付国艳的善举很少公开宣传，外界只是零星了解到，她曾资助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参与“一盏灯”助学公益项目，为环卫工人批量赠送保温杯、遮阳伞，并向“见义勇为基金”捐款。
与此同时，黔粹行内部还设立小型爱心基金，用于帮助家庭困难、遭遇疾病或突发变故的员工。
这个贵州本土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就这样被逼至绝境。黔粹行在关闭公告中写道：“我们曾经以百年老店为目标而努力，但在缺乏契约精神和诚信的营商环境下，已无信心无力经营下去……”
这一民族手工艺老字号的倒闭，失去的不仅是办公室里的员工，还有山区里的绣娘、依靠订单生存的手工作坊，以及众多中小供应商。黔粹行的命运背后，承载着许多普通人的生计与希望。
李爱军律师称，《民营经济促进法》强调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其认为，贵州省监委第十监察室的夏伟和韦振等人导致本土民族品牌陷入困境，影响了贵州山区众多群众生计，也与中央保障民营企业发展、保障民生的政策背道而驰，系低级红高级黑。
事件进展，笔者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