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图片来源：fotokitas / stock.adobe.com）
近日，温州资深刑事律师王青山在办案中注意到一个极不顺畅的现象：全国约2,300多个看守所，几乎在同一时间跨度内进入了规模化扩建工程。
2024年至今，多位一线刑事律师均提出相同的观察。2025年7月，深圳刑事律师郭志宇公开指出，包括龙岗、福田、罗湖在内的深圳各大看守所，羁押人数均呈持续攀升趋势，监室超载严重。
目前确认的全国在用看守所约有2,300至2,600多座
官方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公安部门确认的全国在用看守所约有2,300多个。然而，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于2026年6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估算，中国实际运行的未决羁押场所高达2,600多座，每年流转吞吐超过50万人次，平均羁押期长达6个月以上。报告更披露，六成受访者在看守所内经历过严重超员，七成以上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或律师会见受阻。
这是什么情况？一方面是中共当局不断降低关押标准、扩大“口袋罪”，大量原本属于民间债务纠纷、正常商业往来乃至合伙经营摩擦的案件，如今被办案机关轻易定性为诈骗、非法经营或合同诈骗，直接推入刑事追诉程序。
另一方面是中共又开始新一轮“扫黑除恶”
2026年7月起，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重点打击对象被定义为涉网黑恶势力与“软暴力”犯罪，包括网络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行为。
在地方公安机关的“指标”压力下，原本普通的民间借贷与追债行为，极易被直接归类为“非法放贷”与“非法催收”；企业之间的合同争议，被办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当行政力量与刑事追诉相结合，任何商业摩擦都有可能被塑造成“黑恶典型”。
虽然官方宣传口号喊得响亮，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但回顾过去数轮“扫黑除恶”的实操，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
就拿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市搞唱红打黑来说，最后发现薄熙来与王立军在重庆主导“唱红打黑”期间，名义上打击黑恶势力，但后来的揭露和法学界评判指出其本质是“黑打”，大量打击对象并非真正的黑社会，而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富商）、异见人士、维权律师以及公检法系统内部人员，借此达到掠夺资产和排除异己的目的。
“按需抓人”与“犯罪配额”制度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在中共体制下，“按需抓人”与“犯罪配额”并非今日的新鲜事，而是自建政以来一以贯之的统治遗传基因。
早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的惩罚与杀戮就带有明确的数字配额。在1950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下达杀人指标，规定城市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率杀反革命，农村按千分之二杀。在“反右运动”中，每个机关、学校和国企都接到了划定“5%右派份子”的硬性指标，哪怕单位里所有人都不反党，领导也必须挑出5%的人凑数填报。后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同样向基层派出所按月分发劳教名额。
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现行公安体系中，基层派出所与片警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抓人名额、破案率考核以及罚款指标。如果未能完成当月配额，警察不仅面临奖金被扣除，甚至会影响升迁与面临内部处罚。
在这种“未完成指标即受罚”的激励机制下，基层警力必然会采取“没罪找罪”、“小罪大办”、“凑数抓人”的执法逻辑。
为啥要按指标抓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中共按配额抓人，一方面是为了让你害怕，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陷入恐惧之中，你就要格外地听话；还有一个沿用至今的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只有公安内部的人才知道，那是什么呢？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其实在中国，监狱还是一门赚钱的好生意。
先说预审阶段公安检察院两头吃：如今的中国，每发生一起案件，家属为了捞人，总是想方设法打点找关系。公安方面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打完一场官司，原告被告都破产，再加上请律师的钱。可是在中国，律师的作用就是跑腿，有证据也没用，但是这个钱还是得花，至少可以有个人可以和被关进去的人有个联系，在看守所是不是被打了，也好有个消息什么的。
监狱成一门生意 奴工产业链与“家有百万 养不起劳改犯”
羁押与逮捕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套庞大且封闭的利益产业链。在中国，监狱不单是刑罚执行机关，更是一座巨大的盈利型企业集团。
首先来看一组体量惊人的数据：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及相关系统的在编警察规模约在200万人左右，另有超过120万名公安辅警协助日常警务；官方统计全国设有约681所监狱（含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常年服刑人员数量估计在160万至200万人以上；加上2,300至2,600个看守所，在中国庞大的机关系统里，构成了无可比拟的人员与资产规模。
早在23年前的2003年，薄熙来在辽宁掌权时期，就在沈阳下令兴建了举国闻名的“沈阳监狱城”，将分散的监狱集中化、规模化、地产化运营，开辟了监狱产业园区的先河。
从预审阶段嫌疑人到被判刑成为罪犯，你以为看守所会让你白吃白喝？（看守所的东西贵得离谱除外）看守所与监狱之间存在着极具利益色彩的“转移机制”。看守所内被判刑的，会被按照定额转交给各省属监狱。进入监狱后，其实是卖给监狱，至于每个人卖多少钱，服刑人员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监狱之后，这些服刑人员立即转化为免费或极低成本的“强制奴工”。在京津沪等发达地区的监狱，服刑人员每月或许能获得30元左右的微薄津贴；而在大量省级以下监狱，服刑人员完全是零报酬劳动。
你以为零报酬就完事了吗？服刑人员从看守所被卖到监狱之后，还要第二次被卖，这次是最残酷的。到监狱之后，怎么被卖呢？
被承包的犯人
监狱会和承包人之间签订一个合同，这个承包人当然必须是监狱里的警察，也就是监区的负责人，也叫监区长。这个合同里规定，每个服刑人员（原来叫犯人，2000年以后改为服刑人员），每天要给监狱交多少钱，一个月交多少钱。
那监区长也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啊。为了不赔本，还能为自己赚钱，那就是没日没夜地干活。不管你是多少刑期，10年8年还是20年，你根本看不到太阳的，因为太阳还没起来，你就要出工，太阳下山，很晚了才能收工。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一天一夜没休息，第二天照样继续干活，有的人干着活就睡着了。
有的累得抽搐的，起来还得继续干活，狱警还会说这样的人是装的。更可怕的是，如果你没完成工作量，这个工作量定的高度，是有的人一天不吃不喝都完不成的。完不成怎么办呢？那就是晚上回来还要被电击。经常可以看见晚上的时候，对面楼监室里电光飞溅。
与此同时，服刑人员的家属还必须承担高昂的生活负担。监狱内部的“超市”实施完全垄断，商品的出售价格往往是高墙之外的数倍乃至十倍。从基本生活用品到伙食改善，那都不是一般的贵。
有的黑监狱里，一周只有四顿米饭，相当于一周可以吃一天米饭，其它六天都是窝头，而那窝头也不是正常的窝头，很多人可能不相信是买的猪饲料。这样的话你就要格外去买菜买饭，这样的饭菜比外面要贵出好几倍，这也是他们赚的黑钱之一。
民间因而流传着一句血泪俗语：“家有百万，养不起一个劳改犯。”
而中国目前内卷的形成，也有监狱经济的推波助澜，因为监狱的产品是不上税的。他们用大量的奴工，来生产海量的产品。监狱里的活源是永远都不会断的，为啥呢？因为没有税收这一块，劳工还是免费没工资的。因为劳动力廉价，所以监狱工厂的货源最多，那服刑人员就必须加班加点地干活。
干不好活，那就电棍、小号伺候……反正惩治的办法多的是。就像沈阳的监狱城，离市区很远很远，怎么折磨这些人，也无法被看到，原来在市内的“大北监狱”，因为是在市区，还有所拘束，如果整夜加班灯火通明，会被周围的居民看到，可是搬到监狱城之后，就无所顾忌了。
当司法沦为产业 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套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的“按需抓人”，只要这种按名额抓人存在，在庞大的考核指标与利益驱使下，每一个普通公民，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填补进监狱生意链条中的“人头数据”。而如今看守所在扩大，那监狱也会继续扩建也是必然。
从9月15日开始，中国人想出国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整个中国更会陷入一个大监狱的格局，中国人最悲惨的日子要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