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发现的人骨化石突显进化论缺陷。（图片来源：GAL.std /stock.adobe.com）
一、盛夏牛津：科学大教堂里的火药味
1860年6月30日，英格兰迎来了一个罕见的酷暑天。牛津大学刚落成的自然史博物馆演讲厅里，原本只能容纳五百人的空间，硬是挤进了上千号人。阳光穿过哥德式玻璃穹顶直射进来，把馆内烤得像间温室。男士们勒着高领口，额头渗着汗；贵妇们手里的蕾丝扇子，摇得比平时勤快得多。
这天人们来，不是为了看标本的，是来看一场架的。
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图片来源：Ivan/stock.adobe.com）
七个月前，查尔斯．达尔文刚出版了《物种起源》，把“人究竟从何而来”这个古老问题重新搅得天翻地覆。上帝用泥土造人的叙事，一夜之间被“肉身演化”这个冷冰冰的假说推到了悬崖边上。教会和科学界都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而这一天，引信终于被点燃了。
二、“滑头山姆”与“达尔文斗犬”
后世的科普读物和历史课本里，几乎都流传着同一个痛快淋漓、近乎神话的版本：
牛津主教塞缪尔．威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登台了。这位绰号“滑头山姆”的教界明星，擅长社交，更擅长雄辩。他穿着黑色丝绸主教袍，面带自信的微笑，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演讲尾声，他转过身，目光带着几分讥讽，直直投向坐在台下的解剖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达尔文最坚定的捍卫者。
他微微鞠躬，戏谑地问道：“请问赫胥黎教授，您说的那位猿猴祖先，是出自您祖父一系，还是您祖母一系呢？”
话音未落，满堂的神职人员和保守派学生轰然叫好，台下挥起一片白手帕。赫胥黎听完这番挑衅，不慌不忙地走向讲台，直视着主教，用冰冷而坚定的声音回敬道：
“如果要在一个天赋异禀、却把才智用在一场严肃科学讨论里搞嘲弄的人，和一只卑微的猿猴之间选一个做祖先，我宁可认那只猿猴！”
全场先是死寂，随后爆发出掀翻屋顶的惊呼。“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一战封神，科学在这一刻彻底战胜了朦昧——这是我们熟悉的版本。
三、历史的罗生门：查无实据的“大捷”
这个故事满足了后人对“理性战胜偏见”的所有戏剧性期待。可惜，翻开当年的原始记录，会发现这个爽快的传奇，多半是后人拿着记忆碎片精心拼出来的“神话”。
第一个令人泄气的真相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那天究竟说了什么。
那是一场自发的现场讨论，主办方英国科学促进会（BAAS）根本没安排速记员，没留下任何逐字逐句的官方记录。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番精妙对白，全是会后几天、甚至几十年后，当事人和旁观者在回忆录和私人信件里拼凑出来的，连那句最著名的回敬，都有好几个彼此不太一样的版本。
更戏剧性的是，有现场史料指出，真正给了威伯福斯主教致命一击的，可能根本不是赫胥黎，而是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胡克在给达尔文的信里得意地写道：“赫胥黎在台上的声音太小了，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听不清。最后是我站了起来，用我的植物学证据把主教的面具彻底撕碎。”
四、一则被严重夸大的现代传说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真相：那天到底谁赢了？
如果这是一场一目了然的“大捷”，胜负理应毫无争议。可事实是，当天晚上，三位主角各自写信，字里行间都认定自己才是那个凯旋的英雄。
威伯福斯主教写道：“今天我和赫胥黎好好较量了一场。我自认在众人面前把他彻底驳倒了。”赫胥黎则宣称：“事后整整二十四小时，我发现自己成了全牛津最受欢迎的人。”胡克也汇报说：“会后，牛津那些最保守的教士，都纷纷走过来感谢我用理性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闹剧。”
三个人，同一个夜晚，庆祝着三场互不相容的“胜利”。可见那个所谓“科学一边倒碾压宗教”的经典画面，当时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史学界就已经达成共识：传统的“牛津辩论叙事”是一则被严重夸大的现代传说。这场交锋，不过是论文宣读完毕后，现场听众在燥热和疲惫中引出的一段插曲。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场面，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的人在几十年后回望时，为它加上的一层戏剧光环。
五、主教并非不学无术
它远不是一场“聪明人羞辱蠢人”的闹剧。威伯福斯主教并非只会抱着《圣经》发抖的顽固卫道士，他受过严格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训练，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他对《物种起源》的批评整理成文后，达尔文本人读完都生出感叹：“主教的批评极其聪明。他抓住了我书里所有最致命的软肋。”
事实上，威伯福斯当天提出的诘问，在当时极具穿透力。他问：如果物种是靠微小变异一点点“渐变”演化的，那为什么岩层里挖出来的化石，物种形态总是恒定而完整的？为什么从三千年前埃及墓穴里出土的骸骨，和今天活生生的物种个体没有任何差别，中间那段“渐变痕迹”跑哪儿去了？
十九世纪中叶，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的理论还没被世人发现，达尔文假设的“演化需要百万年时间”，背后的证据链在当时确实相当单薄。站在当时的实证立场看，威伯福斯的质疑站得住脚。
而赫胥黎和胡克这一方，当年回应的核心，是向公众抛出一种全新的假说范式：一个科学假说，即便机制暂时无法被肉眼直接观察，只要它能完美解释现存的大量自然现象，就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不过，这种“只要能解释宏观现象便可姑且承认”的权宜之计，恰恰成了后世进化论最受争议的软肋——让进化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先射箭再画靶”的循环论证怪圈。后来主流科学家试图在微观层面为它寻找决定性证据时，迎来的反而是更深的幻灭。
六、人类的终极之问
把这层真相剥出来看，这场辩论反而比那个非黑即白的传奇故事更有嚼头。因为它真正叩问的，是一个人类永远没法简单作答的终极问题：我们究竟从何而来？是源于亿万年寂静时光里自然之力的层层演化，还是出自某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神圣创造？
演化论和神创论，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端。那一天，牛津的穹顶之下并没有分出胜负；往后一百六十多年，这场争论也从未真正止息过。
有意思的是，两位主角私下里并没有反目成仇。威伯福斯主教和达尔文本人，辩论前后依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真正的思想交锋，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观点可以针锋相对，对人格却能彼此尊重。倒是后世一些急着站队的讲述者，忙不迭地把它简化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碾压”，反倒失了历史本该有的那份优雅和从容。
七、静默的石柱
2010年，为了纪念这场辩论150周年，牛津自然史博物馆在草坪门外立起了一根石柱。
石柱静静伫立着，上面没刻赫胥黎那句辛辣的名言，也没庆祝哪一方的凯旋。它纪念的，仅仅是历史上那个珍贵的时刻：人类第一次就“自己究竟是谁”这个终极疑问，如此公开、理性又激烈地，把不同的答案摆上了桌面。
这提醒了我们两件事。其一，面对宇宙和生命的本源，无论站在哪一边，都该多一分谦卑，少一分笃定。连一百多年前那场著名辩论“当天谁赢了”这么具体的事，后人都能传出截然不同的版本，更何况是亿万年前那场发生在无人旷野里的生命真相呢？
其二，历史本身的皮肤，需要时时擦拭。一个被反复传颂的“常识”，未必经得起回到原始记载里的推敲。我们以为自己清楚记得那一天，其实记住的，不过是后人想让我们记住的那一天。
真相，往往比传奇更安静，却也更深。
参考资料：
1.《达尔文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2.约臣海德利‧布鲁克（John Hedley Brooke）—《演化论的牛津辩论：寻找事实与神话》 3.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官方历史文献与150周年纪念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