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中共代表們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七次全體會議。（圖片來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旅居海外的政治学者蔡霞，近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系统阐述了她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年历史的核心观察：在她看来，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里，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个体生命只被简化为两种角色。
从政治学教材里发现的“空白”
蔡霞回忆，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学课程时，比较了国内几种主流政治学教材，发现无论是强调阶级、政党、国家等宏大概念的版本，还是借鉴了西方理论的版本，都缺少一个起点：作为独立生命体和权利主体的“个人”。她说，西方大学的政治学教材之所以不特别强调"个体的人"，是因为在这些社会里，人是生命主体、利益主体，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而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这一环恰恰是缺失的。
由此，她自己编写教材导言，把“人为什么要组成社会、为什么会有政治”作为政治学的起点：人是群居动物，为了活下去必须协作生产，这形成了经济行为；而资源如何分配，则形成了政治。她把这套逻辑概括为“经济学教人怎么做蛋糕，政治学教人怎么分蛋糕”。而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充斥的却是阶级、政党、国家这类“宏大代词”，唯独回避对具体的人的关照。
“他讲的不是人，是数字”
蔡霞举例说，在中共的语言习惯里，人从来不是以个体面貌出现，而是被转化为各种统计单位：需要多少劳动力，叫"人力"；要供应多少张嘴吃饭，叫"人口"；死了多少人，只是一个上报的数字。她援引多个历史细节来说明这一点：三年大饥荒期间，一位主管工人事务的部长曾试图向周恩来求情，反对将两千万城市人口下放农村，因为农村本已在大量饿死人；这一诉求被转达给毛泽东后，得到的回应是"两千万算什么，我们打江山还死了三千万人"，计划最终照常执行。
她还提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大量民营企业家、工商业者在财产被剥夺、走投无路之下跳楼自杀，当时党内竟以"今天又空降了多少"这样的说法来形容跳楼身亡的人数。而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原大将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双腿后，同僚非但没有同情，反而以"罗长子"（因其腿断而失去"高个子"的调侃）来讥讽他。蔡霞认为，这些细节共同说明，即便在中共体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冷酷而缺乏温情的。
党性与人性的对立：从任志强到“两面人”
蔡霞特别提到企业家任志强2016年因批评官方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而遭到网络舆论围攻、被扣上"党性泯灭、人性猖狂"帽子的例子。她认为，任志强当时质问"如果媒体都是党的喉舌，那人民的声音又该往哪里发出"，恰恰说明他心里"装着具体的人"，而这正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她指出，中共的宣传话术习惯用"人民""祖国""国家"这类抽象名词偷换概念，掩盖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漠视；而爱一旦被要求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反而会遭到打压。
蔡霞进一步谈到，正因为体制内不允许公开表达真实想法，才造就了普遍存在的"两面人"现象——不仅官员如此，普通党员乃至民众亦然。人要生存，必须扮演党性要求的"驯服工具"，把内心真实的想法压在家庭甚至亲子关系之内都不敢流露。她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文革期间，一位民营企业家的母亲在家中说了一句真话，被年幼不懂事的孩子无意中转述出去，母亲随即被以"现行反革命"论罪判处死刑，这位企业家此后一生都活在忏悔与痛苦之中。蔡霞认为，正是这种系统性的高压与仇恨教育，才使得原本具有人性中良善一面的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泯灭人性的暴力行为，例如文革中红卫兵对师长、同学的施暴。
“科技成果首先服务于监控，而不是人的生活”
蔡霞还谈到，正因为中共的执政逻辑中缺乏对个体生命的敬畏，这种意识形态也塑造了国家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她指出，近年来官方将大量资金投入所谓"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等对外竞争领域，却迟迟未能将资金真正用于改善基层社会保障、扩大就业、提振内需，导致民众消费能力长期低迷。与此同时，她认为科技发展的另一重要用途被优先分配给了社会监控——从遍布城市的摄像头，到手机中被植入的后门程序，都是这种"不把人当回事，只把人当作被管控对象"的逻辑的延伸。
体制内的"两面性"：一场亲历的党员队伍大调查
谈及体制内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态度，蔡霞回忆了2000年前后自己亲身参与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当时四川省委组织部完成的一份党员队伍思想状况报告显示，明确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可能实现"或是"骗人的东西"的党员比例已高达约三成，这一结果令中央感到震惊，随即责成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大规模的党员队伍调查，中央党校也派出包括蔡霞在内的人员参与其中。
她回忆，在调查途中，自己曾当着一车省级组织部干部的面直言，中共养了一大批“靠党活着”的人——这些人一旦离开体制，便无法凭借自身劳动技能在社会上谋生，只能依附于组织提供的资源而存活；相较之下，她自认因为具备教师这一职业技能，无论在体制内外都能自食其力，因此并不认同自己是“靠党活着”的一员。她说，这番话让同车的组织系统干部集体不满，形成了对她的围攻，但她始终认为，这恰恰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能够脱离体制自立的人越来越少，而依附于体制既得利益的群体，才是真正抗拒改变的力量。
“共产党必须解体，但一亿党员首先应被解放”
尽管对中共体制做出严厉批评，蔡霞同时表示，她对体制内的普通党员和干部仍抱有信心，理由正是“因为他们是人”。她以自己当年参与中组部全国党员队伍调查、以及与审查过她的警察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为例，指出即便是执行专政任务的体制中人，内心也存在人性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挣扎，这种挣扎本身，恰恰是她认为社会仍有希望的依据。
蔡霞强调，她所主张的“中共解体”，并不等同于消灭其中一亿党员，而是要把这些被"党天下"意识形态绑架、变成她所称“党奴”的人，从制度的裹挟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成为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正常个体。她同时批评部分体制内老一代官员出于既得利益考虑，试图维持体制“不翻船”，形容这类人是依附在国家和人民身上、不事生产却持续消耗社会财富的群体。
对于近期网络上流传、据称出自体制内学者之手、呼吁由中共主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长篇文章，蔡霞表示自己曾认真阅读，但认为这类论述本质上仍是希望这艘“破船”能够苟延残喘，而非真正触及问题核心。在她看来，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其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而获得新生，真正的政治转型只能是体制的整体垮台，而非修补。
在访谈的最后，蔡霞将自己的判断总结为：中共一百零五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消灭人”与“利用人”的过程；而要终结这一循环，出路不在于修补这艘“破船”，而在于从根本上让体制解体，让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无论体制内外——都能够重新被当作具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个体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