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日，记者在香港香港铜锣湾书店外等候（图片来源：Lam Yik Fei/Getty Images）
林荣基的离世，是香港抗争史上的重大损失，也是整个华语世界言论自由史上的沉痛一页。他用自己的人生，在极权前面选择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抉择早在2016年已为香港人写下了道德标杆。
一位以良知抗衡恐惧的人
2015年，售卖中国大陆政治禁书的铜锣湾书店五人先后“被失踪”，其中包括店长林荣基。他在深圳海关被拘捕后，被蒙眼押解至宁波的秘密地点，遭到长达数月的隔离羁押与反复审讯，这一切都发生在香港法律管辖权之外。
在漫长的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被迫拍摄认罪录像，被要求配合官方叙事，将一切包装成“自愿回大陆接受调查”。但当他第二次被押回香港“协助取证”时，他做出了与恐惧对抗的决定：不再配合中共，不再迎合那套虚假的话术，而是公开揭发自己被秘密拘押、被“被认罪”的全过程。他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坦陈被专案组看守、被强迫签署无法聘请律师、不得通知家人的文件，直言这不仅是书店个案，而是“一国两制”根基被侵蚀、香港人底线被触犯的标志性事件。
与“用自己方法回大陆”截然不同的人格
同样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角之一，股东李波在香港失踪后，最后被安排在镜头前声称自己是“用自己的方法回到大陆”，即使中共官方《环球时报》暗示是“强力部门”所为，他也否认被绑架，并要求妻子到警局销案。鉴于他完全没有出境纪录，而且不愿向负责香港边境安全的移民局透露任何案情，令香港社会普遍相信他是遭到绑架，被迫在极权压力下说出与真相相反的话。
林荣基在被押返港期间与李波见过面，对方私下承认自己是于香港被带返大陆，却在公众场合不得不重复那套“自愿”叙事。在这里，两人面对的是同一恐惧、同一权力机器，但选择截然不同：李波选择了在强权前沉默、退让，配合，林荣基则选择站出来，将真相公之于众。正是在这一点上，林荣基的人格显得格外高尚——他并非不知代价，而是清楚代价之后仍要背负真相。他拒绝再为当局的谎言和宣传背书，拒绝再用自己的人生粉饰跨境执法的非法性，而是以一位普通书商的身份，承担起公共见证者的角色。
从铜锣湾书店到“拆防火墙”的逃犯条例
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跨境执法、“被失踪”、“在镜头前认罪”等做法，不再只是大陆内部对政治犯的手段，而是实质侵入香港社会的日常生活。欧盟、人权团体乃至香港本地社会都将此视为对“一国两制”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认为北京在未通过香港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在港实施拘押与绑架，是对两制之间法治防火墙的粗暴跨越。
其后发生的肖建华事件，则进一步突显跨境执法的严重问题：这位腰缠万贯的、掌控红色家族庞大资产的商人在香港中环四季酒店----内地富豪在港的藏身地——被非法带走，其方式与铜锣湾书店事件相类似。这一连串案件，构成了从政治禁书到资本权力、从小书店到金融巨头，都难避中共非法跨境行使权力，这触及香港社会对人身安全、法治保障的最深恐惧。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当局并没有通过现有的跨境事务协调机制去制止中共屡次在港越境执法，反而选择以陈同佳案为契机，推动修改《逃犯条例》。原有的逃犯条例刻意将中国内地排除在引渡对象之外，其设计正是回归前中英谈判中，为保障香港法治独立与“一制”不受侵犯而确立的一道制度性防火墙。如今香港当局试图让中共可以凭借修例，可以“依法”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而毋须再依靠秘密绑架或其他灰色手段，这在港人眼中无异于主动拆除两制之间最关键的防线，使原本局限于铜锣湾书店、肖建华等个案中的恐惧，瞬间扩展为所有香港人都可能面临的风险。
“免于恐惧的自由”：个人抉择到集体抉择
早在2016年，林荣基站在立法会前，以自己的故事告知香港人：如果不守护制度性的防火墙，个别香港人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被失踪”的境地。他在衡量恐惧之后决定发声，正是为了争取那份“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必害怕被秘密带走、不必害怕公开谈论真相的状态。
两年之后，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试图拆除“两制”之间的防火墙，将港人暴露于铜锣湾书店式跨境权力的风险时，2019年的香港社会集体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走上街头，抗拒这项修例。数以百万计的港人走上街头，其背后的情绪并非单纯的法律技术争议，而是要继续处于“免于恐惧的自由”之中——不愿让自己、家人、同事随时可能被移交到一个不透明的司法体系里。
这一“风雨中抱紧自由”的运动，其规模与持续时间，深深震撼了中共当局。北京最终以《港区国安法》作为回应，将原本承诺在“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下，赋予公安、国安机构更大的权力，令香港在政治层面迅速而全面地实现“大陆化”。对香港而言，这不仅是法律结构的改变，更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边界与恐惧感觉的改变——公共空间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系统性压缩。
从这个历史视角回看，林荣基在2016年的个人选择，恰恰预示着2019年港人的集体选择：在恐惧面前不惧怕，不退缩。而林荣基个人流亡台湾的命运，也预报了广大香港人被迫流亡海外的命运。
留给台湾与世界的遗产
2019年，他移居台湾，在台北重新开设“铜锣湾书店”，将香港的禁书传统与自由记忆带到另一块土地上，继续守护言论自由的火种。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他逝世后公开悼念，肯定他对言论自由的贡献；台湾官员也提醒年轻人，要记住香港的悲剧，理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来之不易。
在香港遭遇国安恶法肆虐、政治全面大陆化之后，林荣基的身影留在了台北，留在了流亡港人的记忆中，也留在了所有关心华语世界自由命运者的脑海里。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权贵，他只是一个开书店的人，却用自己的生命历程告诉世界：真正的自由，首先是免于恐惧；而真正的勇气，就是在恐惧仍然存在时，仍选择说出真相。
在林兄大去之时，无法不为他写下这篇悼文，为的是要他那份“免于恐惧的自由”再一次作见证——既是纪念，也是提醒。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不再需要为说真话而承受任何恐惧。
